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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她前前后后不知道这是个骗局,这是个谎言。
究竟为了什么,这相识或不相识的两千多人要欺骗一个才8岁的孩子,这精心设计的谎言背后,又埋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朱德春一家住在长春市郊九台卢家镇,夫妻俩都没有固定的工作,活泼可爱的小欣月是这个贫寒之家最大的快乐。
去年刚进镇上小学读一年级,小欣月就很讨大家喜欢。
欣月老师:
扎得那个小红辫子,羊角辫来回甩,拿着那个红手绢,跳舞的时候可开心。
她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特别愿意唱歌跳舞,老师基本就教一遍两遍就能唱起来。
然而,从去年10月开始,小欣月经常在学校里犯困,走路也不稳老摔跟头,有一次竟摔倒在院子里几分钟都起不来。
朱德春觉得有点不对劲,带着欣月上了医院。
做完以后大夫说你来一趟,这个孩子我们初步诊断是髓母细胞瘤,在两个小脑中间。
医生:
这种病治愈书籍从来没有提到过。
记者:
从来没有?
没有,因为恶性度比较高,提的只能是五年生存率,十年生存率。
当时我一点都不相信,站也站不稳,眼睛直发黑,我说不可能,孩子能得这病。
为了给小欣月治病,朱德春把家里的铁床,煤气罐,三轮车全卖了,但还是凑不够手术费。
小欣月的病情越来越重。
突然有一天,朱德春发现孩子那美丽的大眼睛变得暗淡无光。
到下午她说爸爸,这屋怎么这么黑,你怎么不点灯,这才发现她失明了。
朱德春夫妇此时已经背了两万多元的债,眼看着小欣月一天天虚弱下去而无能为力。
今年3月走投无路的朱德春不得不向当地媒体求助。
他当时打电话到我们热线,他当时哭着说的,说他女儿生病了,一个8岁的女孩,得了髓母细胞瘤,已经不能自理,双目失明。
就这样一条线索,很正常的跟以往相同的一条线索。
第二天当记者陶彬来到小欣月身边时,她被这个有着一双美丽眼睛的女孩深深打动了。
陶彬:
问她如果你能看见你最希望看到谁,看到什么?
她说我想看到蓝天和天安门,我感觉她应该说想看到爸爸或者妈妈。
当时记者说为啥有这个愿望,因为小孩都愿意玩啊吃啊,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升国旗唱国歌。
她父亲就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北京天安门,她做梦都想去那一趟。
在6岁的时候,我领她上邻居家看电视,正赶上7点新闻联播,升国旗的片断,她看时说,爸爸,为什么解放军叔叔这么漂亮啊。
朱德春太能体会小欣月对北京天安门的那种向往,因为当初变卖家产时,小欣月无论如何不让他把电视机卖掉。
她说爸爸我都看不着了,你还不让我听听声音吗,就这一句话,我眼泪哗哗的,爸爸给你留着,说啥也不卖了。
她喜欢听什么?
就是听国歌。
第二天,长春《城市晚报》,在头版登出了小欣月的心愿,并向社会征集办法,帮她实现上北京看天安门升旗的梦想。
当天,就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有的甚至愿意负担欣月全家上北京的费用。
跟小欣月说,要去北京了,你开心吗,她马上就笑得特别幸福、特别满足。
她爸爸乐得都蹦起来了,说姑娘,爸爸可以背你去北京,说的口吻特别幸福。
然而,就在一家人打点行装,打算第二天去北京为女儿圆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到了晚上五点多,孩子病情突然恶化,吐,满脸都是,顺鼻子往外呛。
我特别难受,这还能上北京吗?
就在小欣月一家准备启程上北京的前一天,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呕吐不止。
医生给出的检查结果让人震惊:
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小欣月脑部肿瘤已经占据了小脑的三分之二。
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肿瘤压迫小脑造成平衡失调,压迫视神经造成失明,颅骨都已经变形了,变成方形了。
医生半夜检查之后说,不行,她的情况绝对不允许那么长途的颠簸,非常有可能发生意外状况,绝对绝对不允许。
北京之行就这样突然夭折了,欣月的大眼睛黯淡了许多。
她并没有抱怨,但只有朱德春知道,去北京看一眼天安门升旗对女儿意味着什么。
因为,小欣月自己就曾经是个小旗手。
朱德春清晰地记得,女儿第一次当升旗手时那兴奋的神情。
爸爸呀,我们今天又升旗了,特别好看,哪天你送我你也去看看。
她特别开心,说爸爸你得奖励我点啥,她当小旗手了,你得奖励我点啥。
当小旗手的那份自豪也许成了小欣月记忆深处最后的一点光亮,而这也深深刺痛着朱德春这位父亲的心。
难道真的就让欣月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吗?
她父亲就跟我们商量,能不能在长春找一个升国旗的地方,她父亲想让她听听国歌就满足了。
反正她眼睛也看不见。
但是这个愿望可行吗?
第二天,《城市晚报》又在头版登出了题为“请您帮忙撒个谎”的文章,列举出了在长春虚拟一个天安门升旗仪式的种种可能与困难,希望读者帮着出出主意。
是我们队员发现的,就跟我喊,队长你看不看今天的报纸,我说怎么着了,有个小孩儿,太感人了。
雷锋车队打电话给报社,表示愿意提供交通工具。
刘师傅:
一路上我们车队都有那种对讲机,通过对讲来营造行程当中,整个旅程在往北京走。
现在我们已经到沈阳啦,到北戴河啦,让她感觉像真的一样。
交通工具解决了,但还有其他细节要考虑。
比如去天安门广场的是全国各地的游客,如果这次虚拟的现场只听得到东北口音,小欣月也许会起疑心。
第二天一早七点就有人打进电话,帮着出主意,说我是内蒙古的,我是北京的,愿意帮她实现,愿意扮演一个乘客、扮演天安门的一个游客,一整天收了几百条线索。
这下群众演员也落实了,但此次心愿之旅最重要的是确保小欣月的安全。
为此,普济医院专门派出一辆救护车和两名医生护驾,随时检查她的身体状况。
作为一个七周岁的小女孩,最大的愿望居然是上北京看升国旗。
说心里话,像我搞了十几年医,不说天天面对死亡,也是经常面对死亡,但这个小患者是最让人感动的。
一切都安排得差不多了,而这时,仍然有很多热心人打来电话,主动提供帮助,甚至有人愿意扮演天安门卖茶叶蛋的小贩。
他们所有的准备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点不知道,记者就告诉我说可以,再研究研究。
到晚上这孩子的病就十分不稳定,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如果能在长春找个地方,越快越好,这孩子十分不稳定了,能不能快点。
时间紧迫,大家决定第二天早上就让欣月“上北京”。
报社召集了所有志愿者开会,制定了角色分配表,还写了大大小小20多个注意点,比如不能说东北土话、不能提长春等等。
我们当时只是想,不能让它露馅。
小欣月对这一切都蒙在鼓里,她只是在梦中无数次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幸福一刻。
而与此同时,报社记者和志愿者们在紧张的筹备和不安的等待中度过了不眠之夜。
第二天,终于到来了。
当时是早上9点,但我们模拟的时间是深夜的1点。
他们说你们身份证都带好,到北京住宾馆需要登记什么的。
都是说给小欣月听的?
对,都是说给她听的。
每次听到到北京看升旗,小孩就流露出幸福的表情。
她笑得特别开心,爸咱真上北京啦,真上北京了。
上车后,雷锋车队的司机就按照事先安排,用对讲机对话,一听路线,小欣月更高兴了。
跟她说的时候就跟进京的路线一样,从长春到哈尔滨到沈阳,进秦皇岛进北戴河。
我们当时特别希望她睡觉,因为睡着醒了就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但是她特别精神,一路上一直哼哼《北京小妞》那个歌。
在吉林市内转了3个小时后,司机宣布,已经进入北京境内了。
进“北京”的时候路过了“北京”的交警,“北京”的交警拦住我们说要办进京证,要检查尾气。
就是害怕露馅,当天环节都很重要,别人想不到的我们都想到了,比如说尾气超标的问题,很多大人都不了解,我们都用上了。
警察指出外地车尾气超标不能进城,于是欣月需要换乘一辆公交车,其实警察和换公交车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上面满载着长春高校中的数十位外地学生,他们都是来扮演北京外地游客的志愿者。
女学生:
我扮演一个在4路公交车上的外地旅客,跟她一起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你是哪人?
我是山东青岛人。
男学生:
用家乡话说,那不是北京的烤鸭店吗,等回来一块儿尝尝去。
就这么一句台词。
为了背那一句台词,从早上7点一直跟到下午1点,就背那台词,“西单怎么走”,就这一句话。
这一套环节你事先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你当时觉得怎样?
给我的感觉好像真往北京出发了。
这样的精心安排让小欣月深信不疑,而大家则按照计划向预定的升旗地点--长春的一个军区大院进发,谁料,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
跟军区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多,但是在十二点多欣月的情况挺不好,有点发烧体温升高。
医护人员说孩子累了,决定临时改变升旗地点。
虽说事先报社联系了几家学校作为备选场地,但由于时间紧急,要准备这么大一块地方模拟天安门升旗,谁都没有把握。
当时感觉懵了,真懵了。
公共关系学校校长:
突然接到电话,说临时改到我们学校。
她(校长)说没问题,我尽量,我尽量。
校长:
我们接到通知只有10分钟的时间。
正当精心安排的这支爱心车队开往预定升旗地点时,小欣月的病情突然加重。
报社当机立断,放弃要一个小时才能到的军区升旗点,立刻转到最近的备用场地--公共关系学校。
这时,留给学校准备的时间只有十分钟。
学生:
当时都是跑步前进的。
不到七八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全体师生都站好了。
车一进学校的时候,真的,哭了,真哭了。
我一下车,当时那种场面简直我就不敢相信,我没想到两千多人,学校的学生、围观的群众,那种场面给我特别感动。
现场很多不同口音的人说话,渲染这个气氛,让欣月感受到这里是天安门广场。
学校护旗班学生:
我们当时很紧张,如果有一个人踢错,可能小欣月会发觉。
想让自己的脚步沉重一些,因为欣月已经失明了,她只能通过听觉来感受升旗。
护旗班学生:
就是想把这次的正步踢得完美一些,踢到最好。
就这样,一个精心策划的谎言,一个美丽编织的心愿,在两千多人的努力下,终于在小欣月的面前,实现了。
当国歌响起来的时候,我女儿想敬礼,因为本身她也是个旗手,要敬礼的时候小手举了三下也没有举起来。
那天在场所有人只有欣月是笑的,你相信吗,只有欣月是笑的,所有人都是哭的。
欣月想摸一摸解放军叔叔的帽徽和肩章,这时一个国旗班的学生握住了欣月的手,他听见小欣月说了一声:
叔叔辛苦了。
这动人的瞬间,被无数镜头永远定格了下来。
我们摄影记者赵宇跟我讲起当时情形的时候,他说我拍出这个片子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泪水滴下来我的眼前全是模糊的。
【字幕:
3月31日晚上,小欣月在医生陪护下,坐火车前往北京治疗。
】
4月1日上午,小欣月终于“看见”了天安门广场。
4月1日下午,北京医院为欣月做颅内减压手术,获得成功。
感谢欣月,感谢欣月给我们的这次感动。
她既是最不幸的孩子,也是最幸运的孩子。
一个充满善意的“谎言”,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两千多素不相识的人,上演了动人的一幕,为的只是让一个即将画上句号的幼小生命在无憾中徐徐谢幕。
我们要感谢参与这个心愿之旅的每一位好心人,让这个美丽如童话般的故事真实地发生;
我们还应该感谢小欣月,因为是她淳朴的心愿,点亮了人们心底最纯粹的爱。
马照华:
生命的延续
——捐出儿子器官的无私父亲
演播室:
2006年5月12日早晨,一场特别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市十字岗殡仪馆举行。
告别仪式的主办者是南京市红十字会,而人们要送别的,则是一个只有5岁的男孩。
为五岁的孩子举办一场特别的追悼会,是因为这个孩子实在太不寻常。
当这位名叫龙龙的孩子体温尚存,却被认定为脑死亡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强忍悲痛,决定把他的眼角膜和双肾捐给需要的人,他的遗体也捐献给医学院做研究。
这个不一般的决定背后有着怎样的波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社会故事。
解说词:
这个孩子名叫马士纪,小名龙龙,来到这个世界只有短短的5年,却匆匆地走了,他的离去让亲人们悲痛欲绝。
解说词:
龙龙的追悼会也是一次遗体捐献的交接仪式,告别之后,他幼小的身体,就将捐赠给东南大学做医学研究用。
帮助别人,对于龙龙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对于我们也是最大的安慰,你想一想,你可以帮助别人,不管怎么说,也是做一个好事,在人生当中也是没有白走。
龙龙的父亲老马是上海人,今年已经48岁了,中年得子的他如今却不得不承受丧子之痛。
老马:
怎么接受得了这个现实,在我人生中,一生都无法忘记,一生都无法忘记。
老马13岁时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江苏省南京市的梅山,在梅山运输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
那个年代,有近2万多上海人来到江苏梅山支援建设,老马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这里读书,成家立业。
在异乡的这些年里,他的乡音始终没改。
5年前,43岁的老马中年得子,有了儿子龙龙。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是有滋有味。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一个月前,不幸却突然降临了。
2006年5月4日那天下午,老马14岁的女儿小霞,带着5岁的弟弟龙龙在铁轨边玩耍,然而,不知不觉中,一列火车已经向他们疾驰而来。
现场目击者孙先生:
当时火车一个急刹车下来了,我意识到可能出事了,我就下意识的把手机拿出来看了一下时间,大概是3点半到3点35之间。
这列从安徽开往江西的8854次列车,在宁芜铁路梅山段062标杆处撞到了龙龙。
采访:
小孩当时是七窍流血,他嘴里是往外冒血泡,然后耳朵眼睛鼻子都在朝外流血。
龙龙和姐姐被乘警抱上火车,15分钟后,列车停靠南京南站,龙龙随即被送往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当时来就已经时深昏迷了,两个瞳孔不一样的,而且耳朵有流血的征象,生命体征已经是非常不稳定了,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
医院当即对龙龙实施了抢救措施,然而此时,他的家人却还全然不知噩耗已经发生。
奶奶:
我惊醒过来,龙龙不在身边,我就急了,他妈妈出来就说,姐姐带出去玩去了。
妈妈:
我想晚上要上夜班,我躺一会儿,我马上到公园去找他,
一会儿工夫,电话就来了,电话来我接的。
目击者:
我告诉她在南京南站,在中华门,反正那头就是听到消息一声惊叫一样的,悲痛的很,
毁了啊,我的儿啊,我的宝贝,我的小孩啊!
龙龙7个月大时就被送到上海,从小由奶奶一手养大,是奶奶的命根子。
去年9月1日,他从上海回到梅山父母的身边。
在出事前一星期,奶奶因为想念孙子,从上海来到梅山,打算等幼儿园放假后,接龙龙回上海。
可万万想不到,孙子却出事了。
1个多小时后,全家人从南京市郊的梅山赶到了位于市区的南京市第一医院。
我说这是我儿子吗,是他。
头胀的这么大,眼圈都紫掉了。
流了一滩血,看的我就跪在地下去了,当时就是晕过去。
撞得这么厉害,然后就是喊,就是使劲喊就是喊了老半天喊不醒,
5月4日晚上7:
30,龙龙因为严重的颅脑损伤和肺部挫伤,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继续保守治疗。
严重的颅脑外伤这种情况。
当时神经外科已经会诊,就根据病人的这个状况,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做手术了。
只有靠内科治疗来,怎么说呢算治疗也好,或这算维持住生命体征也好没有多大希望叫我们放弃。
我说不能放弃,我讲要到重症病房再看看有一点希望,就尽量抢救。
家属说希望我们再积极抢救,尽管他也知道就现有的医疗条件,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我在医院医院值班医生跟我讲过好多次,要我做好准备,可能小孩危险了熬不到明天了。
我真不容易啊,(从小)把他捧大,我今年72了,老头子75岁了,就这一个孙子,就这一个孙子。
经过3天抢救,龙龙的伤病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他始终没有醒过来,这时医院怀疑他已经脑死亡。
脑死亡这样的诊断是什么时候下的,脑死亡是5月7日。
当时就讲希望很渺茫。
脑死亡最后是专家武汉专家来的,权威专家姓陈的他来做决定的。
专家叫陈忠华,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的院长,在脑死亡研究领域颇有权威。
陈忠华:
脑死亡是死亡的另外一种标准,脑死亡也是死亡。
它是呼吸死亡,脑死亡就是等于人,可能我的概念就是人没有脑子了,就是不行了。
专家诊断龙龙已经脑死亡,孩子生的希望破灭了,正当家人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时,老马却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到了晚上我就在想,小孩这个太小了,就这样走了,真的不忍心,然后也听到过以往报道过的新闻,我就想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做点好事,让小孩这个生命能延续下去,我这样想。
龙龙父亲所想到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儿子还有用的器官捐献给那些需要的人,而遭遇如此变故的家庭,能接受这样的决定吗?
我妈妈她是不同意的,我妈妈说走也要走一个整尸,小孩已经是那么苦了,不同意想不通,想不通。
我当时就发呆了,我说你怎么想到这个方面,我说小孩子都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都忍受不了。
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犹豫过吗?
)犹豫过,犹豫了很长时间。
我当时心里想有一个人反对我就不做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讲了算的,这个要大家同意。
妻子的思想工作还算好做,可是对于失去孙子的奶奶,老马却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劝说。
做下来我就觉得,想一想也是。
我讲,烧了一把灰也没有意思,
往大海里一撒也没有意思,我想想这样也行,对吧,也能救几个人。
捐赠龙龙器官的想法终于得到了家人的同意,然而就要在签订捐赠协议的时候,却又出现了波折。
他说你的愿望可能实现不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有关脑死亡)法律不全,是个空白,这个的脑死亡和心跳(矛盾),心在跳,脑死亡了。
原来,对于龙龙脑死亡是否可以进行遗体捐献这个问题,医院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首先声明,关于脑死亡我们国家没有法律法规,也没有管理办法。
是一片空白。
但是这个工作没有法律支持,也没有法律反对,它是真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确认患者自然死亡后,才能进行器官捐献移植。
依靠呼吸机等治疗设备,龙龙当时依然还有微弱的呼吸和心跳,这就无法进行器官捐献。
可是龙龙这样的生命体征完全是依赖医疗仪器的结果,而且最多也只能维持半个月左右时间。
半个月后,器官也会随之衰竭。
器官也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也帮不了别人。
是等待儿子慢慢消逝,还是放弃已经无谓的治疗,把儿子有用的器官捐献出去,早日实现帮助别人的愿望,老马再一次面对抉择。
治疗费用也大的,费用倒是不要紧的,人救不活了。
我说哪怕是植物人都行,可后来连植物人都是不可能的。
5月7日下午,龙龙的父亲终于下了决心,放弃对儿子没有意义的治疗,并在医院的红十字会接待室办理了遗体捐赠手续。
失去自己的爱子,48岁的一个男子汉怎么能不伤心不落泪,我每次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肌肉都在抽抖,都不是颤抖,是抽抖,他非常非常痛心,
他用非常大的毅力,难以抑制的毅力在控制自己的这种很脆弱的这种感情,这是一般人都不太容易做到的。
此时,老马的心里非常清楚,当他在儿子的遗体捐赠登记表上签下名字的时候,也意味着和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永别了。
生离死别的时刻终于来了,2006年5月8日下午3点半,老马最后一次来到儿子的病床前,最后一次和儿子说话,最后一遍为儿子掖了掖被子,最后,他亲手送走了自己的儿子。
犹豫过,当时我都不想拔呼吸器,怕别人说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狠了,但是你还是做了?
我自己认为因为还是帮助别人,还是做件好事情,就这样,再说人家红十子会专家跟我说,(运送器官的)飞机等着呢,再不决定不行了。
但是很多人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可能除了悲伤,就很难有其他的想法?
做一个好事,让这个小孩子的生命延续,我觉得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龙龙的生命体征完全消失后,4台手术随即开始。
几个小时后,龙龙的2只眼角膜顺利地移植给了一位73的老人和一位52岁的中年妇女。
龙龙的两个肾脏,也分别被移植到徐州和武汉的两位少年身上。
就在不久前,儿子幼儿园搞亲子活动,老马还去参加了,当时拍的照片才刚刚洗出来,可儿子却已经不在了。
画外音:
有的小孩还挺像我儿子的,有时候看看,小孩多好玩啊,现在小孩不在了,家里冷冷清清的,家的感觉没有了。
失去孩子的家庭变得冷冷清清,儿子曾经的一切,都会勾起伤心的回忆。
采访:
现在我再也听不到他(儿子)声音了,我现在心在流血心在流血比什么都疼。
儿子走后,老马经常会梦见他,想他的时候,他就会来到儿子出事的地方,在那里坐上一会儿,跟儿子说会儿话。
爸爸想你了,爸爸来看你了,跟爸爸回家吧。
龙龙家人的举动,感动了整个南京城,这些日子,到南京红十字会咨询遗体捐赠的电话一下子多了起来,志愿捐献遗体这项工作在南京开展10年来,一共才发展了3000多人,而这一个月就新增加了近100人。
捐出双眼双肾,而且还愿意把遗体也捐给在我们南京来讲,遗体捐献这块他是第一人,年龄最小,捐出去得最多,所以我感觉到,他的父母和他的家人,真是非常不简单。
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功德园,安息了许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5月12日,南京红十字会在这个陵园里为龙龙竖起了一块墓碑,墓碑上这样写道:
生命似花常艳。
潘芏:
自己出资建起儿童村
——给服刑人员子女温暖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的故事,他们特殊在哪呢?
特殊在他们的家庭,确切地说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因为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正在监狱里服刑。
在大连市西北一个邻海的村子里,记者就见到了12个这样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名叫“爱在海边”的儿童村里。
潘芏是儿童村的村长,2003年,出于爱心,她和金宏伟、杨梅等人自己出资建起了这个儿童村。
潘芏:
到今年已经3年了,陆续代养了19个这样的服刑犯的未成年子女。
其实看起来这些孩子都是蛮正常的,活活泼泼的样子,但是我们代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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