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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拼爹与啃老
著名编剧邹静之说:
“如果说现在是个‘拼爹’时代,历史文化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爹’。
”话糙理不糙。
平心而论,文化“拼爹”,即与别的民族比传统文化、比文化遗产。
世界上能拼过我们的不多,历史悠久的希腊、印度、罗马或可与我们打几个回合,后来崛起的英、法、日、德虽曾辉煌一时,但从总体上比较还都不是对手;“暴发户”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更是提都不要提。
回首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汉赋、元曲、明清文学,还有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都是我们文化“拼爹”的雄厚资本,足以傲视天下。
如果把这些东西通过现代文化手段艺术地表现出来,不仅能教化国人,增强历史自豪感,而且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文化影响,输出文化和价值观,亦大有裨益。
遗憾的是,历史上的很多优秀的人和事我们还没有写出来,或没写好,就好比是捧着金碗吃不饱。
如今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小说,数量尽管很多,但多是粗制滥造之作,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敢恭维,因而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很少。
而近邻日本、韩国,却经常通过历史剧输出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
撒切尔夫人就曾尖刻地对中国预言:
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
这话刺耳、刺心,却发人深思。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文化“拼爹”固然可以使我们得天独厚,但也可能使我们产生文化惰性,躺在“爹”的安乐椅上不求进取,最后变成了文化“啃老”,即只靠稀释、重拍、戏说、改写或颠覆前人的经典过日子。
文化“啃老”,一是啃古代经典,如影视剧啃《红楼梦》、啃《三国演义》、啃《水浒》、啃《三言两拍》、啃《聊斋志异》、啃《史记》;二是啃当代经典,如把那些曾经反响不错的电影改编成电视剧,譬如《永不消失的电波》、《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英雄虎胆》等,把多年前拍过的电视剧重拍拉长,如《玉观音》、《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还有金庸的武打剧、琼瑶的言情戏等;体现在书籍出版上,则是无休止地推出那些“我注六经”类的戏说、解释、阐发、歪曲经典的通俗读物。
还有一种文化“啃老”,是争夺真真假假的古人遗址来吸引大众注意力,猎取经济利益。
凡此种种,对传统文化盲目依赖,对当下文化极端不自信,都没有表现出当今中国文化应有的创造力,陷入庸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泥潭。
可见,文化上“有爹可拼”、“有老可啃”,无疑是幸运的,但也可能会变成包袱,使我们创新能力严重萎缩,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表示:
“目前中国文艺作品90%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创新作品不多。
”而反观历史不长的美国人,因“无爹可拼”,“无老可啃”,只好拼创新,拼创意,拼匠心独具,结果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10%,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而且,他们还很奇妙地“他山之爹,可以攻玉”,利用中国故事拍成电影《花木兰》占领中国市场,利用埃及故事拍成《埃及艳后》占领埃及市场,利用古罗马故事拍成《角斗士》占领欧洲市场……
文化“拼爹”与“啃老”,从性质上来说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一定要注入创新元素,唯有创新才是文化的灵魂。
(陈鲁民)
(二)别做文化“啃老族”
社会上有一批寄生于父母羽翼之下,既不去就业更不愿创业,且过着优哉游哉惬意生活的“啃老族”。
在文化领域,似乎也存在与之相似的“啃老”一族。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文化“啃老”的现象随处可见。
比如名著改编,像《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改过一遍又一遍,但对名著诠释的深度和准确性却不尽如人意;现代名著、武侠小说之类也一改再改,且越改越俗;以至于但凡有点知名度的作品都面临被不断改编的命运。
又比如,近些年名人故里纷争四起,从炎黄故里,到姜尚故里,再到老子、庄子故里;从曹操、华佗故里,到诸葛亮、赵云故里,再到四地争抢曹雪芹故里;甚至还发展到五省七地争二乔,两国四地抢李白,历朝历代名人都引发过一轮又一轮的争抢。
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故里”之争,也是硝烟弥漫。
观音菩萨的故里就有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相争不下,浙江的宁波、杭州、绍兴,江苏的宜兴,山东济宁和河南汝南等四省六市(县)争相为“梁祝” 申报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娄烦为争孙悟空故里决定建占地七千亩的“大圣故里风景区”。
更有甚者,《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也引来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黄山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这个文学名著中虚构的大淫贼竟然也华丽转身为地方名人。
再比如,各地纷纷兴建或高调准备兴建所谓“唐宋古城”、“中华文化标志城”之类,“造城”似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言必古人,艺必古典,是国人比过去更重视传统,还是时下流行复古风?
似乎全不尽然。
实际上,在这“复古热”的背后,既没强调重温历史、面向未来,也不着眼于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取而代之的是盲目依赖传统,在古人麾下讨生活的可怜,厚古薄今,对当下文化的极端不自信,更有地方和行业利益驱动、政绩冲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
无论是对历史遗存的过度开发,还是一窝蜂式的名著改编,都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无端戕害和严重浪费;盲目投资营建各种拙劣假古董的行为,也是文化的无知和谋利的躁动;而无聊炒作西门庆等负面文化,更是一种浅薄荒唐的闹剧。
在这里,历史文化及名人完全成了某些人附庸风雅或猎取经济利益的敲门砖。
这种挟持古人、扭曲传统的狭隘行径,令传统文化的传承陷入庸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泥淖。
优秀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历史创造,是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
她代表着民族的过去,记录着曾经的辉煌,但决不能成为子孙后代坐吃山空的资本。
珍视传统,绝不意味着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十三亿人励精图治开创历史的创举,需要大量与之相匹配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文化创造,需要大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精品,如果不能给后世留下诸多光耀世界的遗产,那就是当代文化的失职。
那些靠稀释或颠覆经典制造出来的二手货,那些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式的克隆品,那些毫无创意和底蕴的伪景观,不仅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救命稻草”,而且只能作为“文化啃老者”创造力贫乏的注脚。
啃老注定没出息!
只有拿出过硬的文化实绩,才能避免成为那个到处炫耀自己祖先也曾发达过的阿Q。
(三)何以成为“第一拜金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切实解决腐败问题,同时转变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价值观,即使经济建设的成就再傲人,钱挣得再多,也是一付“穷得只剩下钱”的精神贫困相。
前些日子,某女孩刚在媒体上发表“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择偶宣言;这几天来,继有某师范大学教授对学生抛出“40岁时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的“雷人”之语。
这是拜金主义的又一典型。
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亦层出不穷。
看来,去年的一项网民调查结果称多数人认为本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还真没有错。
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谁都知道不对,道理也没有更多好讲。
却是本国何以成为了“第一拜金主义国家”值得研究。
笔者以为起码有三点要说。
首先,是“穷怕了”。
我国自古人口众多,其适于耕种的黄河流域,长期负载着上千万人,加之天灾人祸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统治者又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徘徊于低下状态。
邓小平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此话不假。
当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超越农业国,贫富差距就拉开了。
接着便上演“落后挨打”的不幸历史。
国人对于“贫穷—衰弱—受欺侮”可谓刻骨铭心,而其觉悟也恰恰经过了“求强必先求富”这么一个历程。
所以我们说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财富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也应该具有。
但经济发展起来,财富到手之后,还应该有什么?
上述那位教授对学生的教育和要求便到此为止了,他只认财大者为自己的学生,甚至未论其财富是怎么来的,这成了 “金钱第一”、“金钱至上”的典型。
此乃该教授观点受批评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们的确存在着“信仰缺失”。
拜金主义的特征是重功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提倡“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但其基于农耕文化的保守性,应对不了工业化时代的新课题,遂被性急的救国者们所抛弃。
新中国崇尚“消灭私有制”的价值观,一时“大公无私”蔚然成风,对金钱(货币)曾经空想要废止,结果却发现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大解放,“东亚病夫”的穷帽子眼见着被甩进了太平洋,中华民族的千年富强梦如今要成真!
可是我们信仰什么呢?
诸位去国外就能够见到,离开了我们这里的“雷锋叔叔”,在西方社会一样受尊敬。
所以在价值观重建问题上,我们既不应该妄自菲薄,否定中国文化的特色,也不应该自我封闭、排斥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另搞一套,实际却拣回了人家唾弃的拜金主义,这太划不来。
而曾经走过的那条“走不通”之路,则“倒退没有出路”,如果以为“重走”就能够收拾破灭了的东西,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
第三,社会典范成问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榜样坏榜样都是榜样。
时下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是“明星一脱成名”,就是“官员敛财千万”。
网络时代,封锁这些信息又不可能。
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榜样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
从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贪腐官员看,其几乎都是精神空虚、人格猥琐、没有信仰、膜拜“孔方”之徒,试想这样的人主政下,拜金主义如何遏制,社会风气如何向好?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对中外记者说: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其言语重心长,也充满忧虑。
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切实解决腐败问题,同时转变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价值观,即使经济建设的成就再傲人,钱挣得再多,也是一付“穷得只剩下钱”的精神贫困相,让人瞧不起,绝不可能真正完成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难道这不足以引起深思吗?
(四)小议“境界”
境界,是一个人在精神方面的高度,反映着生命的品质和价值。
当今社会五光十色,思想多元,一些人或唯物质利益马首是瞻,或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或以及时行乐为人生指南,在他们眼里,“境界”要么百无一用,要么遥不可及。
然而,无视也好,逃避也罢,“境界”始终是我们人生中难以绕过去的问题。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界,而境界往往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了甚至左右了人生的结局。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说的就是境界的力量。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学者张世英先生把人的生活境界分为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境界不同,领略的人生风光、享受的精神愉悦是有差异的。
要想获得有意义的人生,活出自己的精彩,就要不断提升境界。
超越自我提升境界。
现代社会色彩斑斓,最易撩拨的就是人的心理。
看到他人暴富,艳羡不已;看到别人出名,心生嫉妒;看到身边人当官,心理失衡。
诸如此类,彰显的是一种低境界。
提升境界,必须走出自我、超越自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找对了参照点,就可以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正反、得失、成败,清醒地把持住自己;找对了支撑点,就能理性地对待人生的荣辱、进退、取舍,在进取中成就和完善自己。
专注事业提升境界。
“功贵其久,业贵其专。
”人生境界的提升,最需要的是专注。
专注于学习,才能学有所得;执着于事业,才会业有所成。
一些人之所以行为庸俗、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心态浮躁、缺少静心、不够专注。
“才须学也,学须静也”,汉代学者董仲舒著书立说,“三年不窥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终成一代鸿儒。
在人生道路上,专注给人激情、给人定力,让普通走向伟大,让平凡成就卓越。
升华心态提升境界。
有这样一则故事:
三个工人在砌墙,有人问他们在忙什么,第一个说:
“我在砌墙”,第二个说:
“我在建一幢大楼”,第三个回答:
“我在建一座城市”。
多年以后,第一个工人仍是工人,第二个工人成为工程师,第三个工人成为城市管理者。
同一种工作,因为从事者的心态不同,结果迥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仅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由良好心态、较高境界决定的。
严格自律提升境界。
现代社会,诱惑增多,潜规则盛行,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保持操守和原则实属不易。
一个人走上歧途,很大程度上由于自律不够。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自律,贵在一个“慎”字。
慎独,每日三省吾身,真正摒弃不健康思想和杂念,做一个纯粹的人。
慎始,把好“第一次”关口,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慎终,做到精神支柱不倒,防止晚节不保。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无境界则流于低俗。
“人禀有了境界,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真自由、解放,才能使自身摆脱世俗的束缚,进入永恒和无限的意义体味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的历程,就是不断追求和修炼境界的过程,也是生命不断自我完善和自由发展的过程。
(五)跟跑与领跑
一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电视剧,许多人看得热泪盈眶,激情飞扬!
一位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老科学家感慨地说: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到与发达国家‘齐跑’的跨越。
我们还要不懈努力,争取在更多的领域进入‘领跑’的行列,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番由“跟跑”到“领跑”的见解,表达了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
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曾以四大发明遥遥领跑于当时的世界。
然而,近代中国却落伍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迈开追赶世界的步伐,特别是改革开放,为国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如今,我们在不少领域已达到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许多产品已位居“世界第一”。
但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不少领域仍处于“跟跑”的地位。
我们有理由自豪,享受着在一些领域作为“领跑者”的荣耀;也不讳言在诸多方面仍落后于人,有太多“跟跑”的尴尬。
《左传》曰: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
”看到忧患,正视差距,就不会自喜于已经取得的成功,不敢有丝毫自满懈怠,而是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旺盛的斗志,发愤图强,励精图治。
“寄言燕雀莫相唣,自有云霄万里高。
”只有常怀这样的心态,才能永葆进击者的姿态,在更多的领域实现由“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告诫:
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正因为我们珍惜并牢牢把握来之不易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事实证明,抓住并用好机遇,就会赢得一次跨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能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只有紧紧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使我们国家赢得更大的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甚至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丧失掉。
人间万事出艰辛。
从“四大发明”到“两弹一星”,从“激光照排”到“超级水稻”,从“高速铁路”到“神舟飞船”,无不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忘我奋斗的艰辛和汗水。
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发扬敢想敢试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又要发扬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韧劲;既要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革命精神,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具备沉着冷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只要认准前进方向,沉住气不急不躁,用长劲稳扎稳打,不为一事的成功而骄傲,不为一时的得失遮望眼,不为局部利益绊住脚,就能一步一个脚印实现奋斗目标。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那是一种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至今仍折射出理性和智慧的光芒。
今天,我们肩负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
“鼓荡激情扬征棹,一路轻舟乘东风。
”只要我们凝心神、聚力量,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埋头苦干,我们就有可能在更多的领域抢占先机,站在世界“领跑”的位置上。
(六)“三把火”与“先拾柴”
有个单位的领导刚赴任,心怀“新官上任三把火”,见门前栽着桂花树,即下令挖掉,新栽上桑树,说是要少些“花心”,多想些“桑麻”,引起人声哗然,结果“有令不行”,碰了一鼻子灰。
“火”怎么没有“烧”起来?
原来,那个单位所栽的桂花树已有经年,每年八月欣逢丹桂飘香,赏心悦目;而新栽桑树,不仅今后难有香馥可享,而且短期难产桑养蚕。
更何况一个单位的发展,不在于门前栽什么树,而在于“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推动事业科学发展。
作为新上任的主要领导,不在谋划发展之“本”上下功夫,而在营造门面之“标”上费尽心机,这怎么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自古以来,在官场上往往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隔三岔五总有人“进退留转”,“千里来做官”的履新者,即是所谓“新官”。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常有“新官”,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循环,这才有生机,才有活力。
尤其是作为“新官”,走马上任,大都踌躇满志,干劲十足,是故有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官上任想“烧”出点成绩,干出一番事业,得到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公认,这种主观愿望和积极性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既为“新官”,大都人生地不熟,对风土人情、人文环境等实际情况知之不多,对所在地的后发优势和制约因素缺少研究,对未来发展的谋划难以成竹在胸,倘任意“放火”,乱烧一气,就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可忧的是,有些“新官”胡乱“烧火”,烧伤了事业,烧伤了别人,也烧伤了自己。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是需要“烧火”的。
“有为才有位”,所谓“有为”就是要干出群众公认的业绩。
这就需要认清执政责任,头脑清醒,目光远大,思路开阔,能够带领一班人从眼前着手,长远谋划,作出正确的决策,制定符合实际的方略,抓好落实。
显然,这样的好“火”,不是“新官”上任伊始就能烧得出来的。
“烧火”之前必须“拾柴”,否则即使有米,巧媳妇也难为无柴之炊。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烧火”之前先“拾柴”,乃是既要拾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之“柴”,又要拾群众希冀、各方建议、众多思路之“柴”,还要拾群策群力、团结一心、和衷共济、真抓实干之“柴”。
只有打好了“烧火”的基础,并认真研究出“烧火”的办法,才能做到“柴”足“火”旺,从而“烧”出成效,“烧”出新局面。
否则,“烧火”的热情、干劲、愿望不仅落空,而且成为人们的笑柄。
(七)看《三国》说选才
一部《三国演义》,也是一部人才战略学。
“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人才战略,才用其长,不求全责备,故战将千员,谋士如云,一统北方。
“求贤若渴”,是刘备的人才战略,以情动人,以信用人,故诸葛孔明鞠躬尽瘁,辅佐开创蜀汉基业。
“得人者昌”,是孙权的人才战略,举贤成风,人才辈出,故能雄踞江东。
单说东吴,“得人”最出色的有两位,一个是周瑜,一个是鲁肃。
当初,孙策带着三千兵马打天下之始,周瑜就向他推荐江东“二张”,靠着这批人才,孙策得以在江东迅速站稳了脚跟。
后来,孙权接班后,周瑜又向孙权力荐鲁肃。
在曹操大军压境的时候,鲁肃力排众议,主张迎战,并联合刘备,协助周瑜大破曹兵。
周瑜临终前,又推荐鲁肃接自己的班,出任三军统帅。
可以说,周瑜知人善任,对东吴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周瑜千好万好,可就一样要命,气量不够大,对比他能耐大的人,就难相容了。
比如对诸葛亮,当发现此人比自己更有才,第一反应就是除掉。
又比如对庞统,此公在赤壁之战中功劳不小,周瑜却从未推荐过这位奇才。
“既生瑜,何生亮”,容不得比自己高的人才,这是周瑜的致命弱点。
反观鲁肃,当周瑜要杀诸葛亮的时候,鲁肃坚决反对。
刚刚接任大都督,鲁肃就立刻向孙权力荐比自己强的庞统。
哪知孙权以貌取人,没看上。
鲁肃见自己单位不用,马上就推荐给刘备,为的是以联蜀抗曹大局为重,不使大才埋没。
比较鲁肃与周瑜的人才观,高下立判。
鲁肃没有周瑜的雄才,但在用人上,“大略”却高出一筹。
其区别,表面上看是胸怀的大小,胸襟的宽窄,而实质上是战略思维的比拼,大局观念的考量。
鲁肃的高明处,就在于识大体,虑长远,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识别人才,保护人才,推荐人才。
历史小说的演绎如此,社会现实的道理亦然。
世间人为最贵,人才为国宝。
重视人才,是古往今来创业者、执政者的一等要务。
不过,人才的重要性一般都能知晓,任用人才一般也能做到,难的是将人才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谋划,将人才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尤其是培养、重用创新型人才等一流人才。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几度问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触及的正是人才战略的要害问题。
日前,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明确用战略思维、开放视野、发展观点谋划和推动人才工作,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说明人才战略思维已经是一种国家意识,也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必备素质。
眼下,树立人才战略思维,要搞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培养、启用、考核、奖罚的人才制度等;更要推进观念转变。
一般来说,选人用人,易犯两大通病,一是“近视”,眼睛总在身边扫来扫去,视野不够开阔;二是“下视”,目光不喜欢往上看,优秀拔尖的总觉得不顺眼,不好把握。
武大郎开店挑矮个,“白衣秀士”入伙选庸才,这里边,有私心、私利的桎梏,也有人才观念上的封闭短视、陈旧落后等问题。
“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
用好用活人才,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高瞻远瞩的卓识,天下为公的觉悟,“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如此,方能不拘一格,广纳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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