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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苏轼
第四章苏轼
苏轼是北宋中期最伟大、最全能的文学家,也是以欧阳修为首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
他的文学主张,一方面继续反对晚唐五代、宋初的不良文风和古文运动内部出现的新流弊;一方面又提出许多富有美学意义的新观点,登上了宋代文学美学的最高峰。
他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属佼佼者,既有宋文的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
他的诗达到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水平,并和黄庭坚一起被尊为宋诗的代表。
他的词在内容方面、风格方面以及认识方面都作出了划时代的突破和贡献,使词体获得大解放。
第一节苏轼其人
一、生平
苏轼(1036—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生平大致可分四期。
第一期为仁宗景佑三年至神宗熙宁二年(1036—1069),亦即王安石全面铺开变法以前时期。
在这一期内,苏轼主要经历了读书、科考、入仕等几个阶段。
苏轼在读书时就显露出自己的特色:
一是受其父影响,不拘于经书而广泛涉猎,博闻强记,且有一套“八面之敌”即每次从不同角度去读书的科学方法;二是关心政治,“奋励有当世志”(苏辙《苏东坡先生墓志铭》)。
如儿时读石介的《庆历圣德诗》而景仰范仲淹、欧阳修的为人,后读《范滂传》而决心为国舍身取义。
嘉桔元年(1056)人他与父苏询、弟苏辙北上京师应考,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及梅尧臣的激赏。
欧阳修称其“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诚斋诗话》)嘉信六年人苏轼制科中第,步入仕途,先后任凤翔签判、直史馆等职。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相,正式实行变法。
苏轼和王安石的政见早有不同,俱见于其《进策》二十五篇中,此时分歧更严重,又写了《上神宗皇帝书人》《再上皇帝书》等文,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再次强调“渐变”“人治”,但未受采纳。
这一期的创作以“进策”等政论文成就最高,但未免带有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制科习气书生气过重。
第二期为神宗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1069—1085)人亦即熙丰变法时期。
在这一期内苏轼主要经历了出离中央,历任四州,乌台受审,贬滴黄州等事件。
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经历了两年不安于朝的生活后,自请离朝,出任杭州通判。
此时他政治热情不减,加之杭州又是他理想之地,所以创作热情很高,尤以诗歌成就为最。
熙宁七年(1074)人苏轼调任密州知州,词的创作也步入繁盛期。
此后又改知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1079)新党中某些政敌出于长期的积怨,对他的诗文随意曲解,诬其怨恨皇帝、讪谤朝政,并将其逮入御史台受审,史称“乌台诗案”。
最后,苏轼被判为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形同流放。
到黄州后,苏轶的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期,一方面诗词文赋都取得极大成就,写下很多代表作;另一方面创作个性更加成熟:
在热衷于反映现实的同时,变得更超脱、更旷达,正如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所评那样:
“既而滴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此时因他曾在东坡一带“垦荒”故自号“东坡”。
第三期为神宗元丰八年至哲宗元佑八年间(1085—1093)亦即元祜更化时期。
此期间苏轼主要经历了重回中央及因不苟合旧党而复连放外任两个阶段。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高太后听政。
高太后政治上属旧党,大力启用反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人物,因哲宗年号“元佑”,故史称“元佑更化”苏轼也被召回朝廷,并于短期内连连升迁,官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要职。
但此时他又与“专欲变熙宁之法”(苏轼《辨试馆职札子》语)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政见不合,于是又被旧党目为异己,不安于朝,于元佑四年(1089)再次自请离朝,连知杭、颖、扬数州。
这一时期因穷于党争、忙于公事,文学成就相对较低。
第四期为哲宗元佑八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门(1093—1101)人亦即哲宗亲政时期。
这期间苏轼经历了一贬再贬的打击。
元佑八年,政治上倾向新党的哲宗亲政,元佑旧臣又相继获罪,苏轼又被视为旧党,先被贬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人次年又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治今广东惠阳)安置,三年后再贬至檐州(今海南檐县)安置。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哲宗死,苏轼才得内迁,不久即死于常州。
这一时期苏轼的文学成就要高于上一期,诗、词、文均有一些优秀之作。
总之,苏轼的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始终处于党争的夹缝中,两党都视他为异己,政治上并无太大作为,正像他临死前《自题金山画像》中自我嘲讽的那样: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少、惠少、增少。
”
二、思想性格
苏轼世界观中对其社会政治观影响最大的是“渐变”思想。
他认为天地日月、世界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中才得以生生不息的;而这种不息的发展又都是在“微之至,和之极”的渐变中完成的。
他说:
“阳至于午,未穷也,而阴已生;阴至于子,未穷也,而阳已萌,故寒暑之际,人安之。
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苏氏易传》)苏轼又常把这些观点切合于人事,从动而不息的观点出发,必然引出主张变革、反对因循的主张;从渐变的观点出发,又决定他对政治变革也持渐进的态度。
前者是他反对守旧的理论基础,后者又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
他从年轻时起就“奋励有当世志”,并对宋代因循苟且的积习甚为不满,主张革新,曾大声疾呼“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策略》一)人但他反对剧变和法治;强调渐变和人治,以“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了生的渐变论和王安石变法相对抗。
他对宋代日趋尖锐复杂的社会病态开具的药方多是一些传统的轻摇省罚之类的温和剂,甚至侈谈什么“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空论,这又使他的政治主张中带有一些保守因素。
但他和只知意气用事,以尽反新法为能事的司马光终不同,他对新法有时能“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而王安石变法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又不能以他反对过王安石变法而简单地将他划入保守派。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同情、关心人民的能臣和反对萄和、积极备战的爱国者。
他在各地方任上都积极减兔租赋,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实行宽简政治,政绩甚佳。
尤其是在知徐州时曾领导人民和水灾奋战五十余日,保住了一城百姓。
在二十五篇《进策})中,他有“教战守”广训兵旅”广练军实”等篇章及专论抵御外侮的《策断》三篇。
至于在文章及诗词中表现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作品更是多不胜举。
苏轼对传统哲学思想的吸收也是极复杂的。
苏辙评为:
“初好贾谊、陆蛰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人喟然叹曰: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扎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象,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
”(《东坡先生墓志铭》)大致道出苏轼出入于儒、道、释的复杂性及变化过程。
在政治思想上,苏轶仍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为主导,年轻时还夹杂若干纵横家习气,曾抱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极高热情,并对老庄齐生死、一毁誉的思想有所批判。
中晚年屡遭打击后,这种热情虽有所减退,但始终也未放弃拯世济民的责任。
在人生修养、生活态度上,释道思想又占据了主流,特别是在政治上受打击处于逆境时,释道思想更成为他排遣痛苦、超脱现实的精神支柱。
他“早岁便有齐物志”,并接受佛家思想儒染,入仕后仍时有表现,但此时迎合社会风气的成份和“名寻道人实自娱”,即以名士标榜的成份要大于真正信仰的成份。
但在被贬黄州之后,他的佛道思想急剧膨胀起来。
他早就看透人生的生死、穷通、进退、荣辱都是相辅相依的,此时就更以老庄齐得丧、忘祸福,以及佛家的万物皆幻、四大皆空来解脱自己,经常出入佛寺道观,严然以佛子道士自居,想借此把人间是非尽皆洗净。
但苏轼仍能掌握最后的限度:
他谈禅而不佞佛,好道而不厌弃人生,亦即不迷信宗教。
他始终只取佛道思想中“静而达”(《答毕仲举书》)和超尘拔俗、清心寡欲、因任自然的生活态度,以及其中灵活的思辨方式以帮助自己排遣苦闷,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使自己在逆境中能顽强坚定地生活下去。
这样他就把本来相矛盾的“宰相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南华长老题名记》)的儒释道思想统一起来。
其《墨妙亭记》将这种心曲表达得十分中肯:
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
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
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苏轼的性格亦十分复杂,且在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坚定的人,敢于直言,有节操,有原则,即使受到打击迫害也决不“缄口随众”、放弃原则,性格中有极认真、极挚着的一面。
而且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主张,总是“发于心而冲于口”(《思堂记》),性格外露,形于词色,胸无城府,童心不眠。
为此他在党争中屡遭挫折,但始终不悔,也始终不改。
正像苏辙所评:
“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
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另一方面,由于受释道思想影响,抱有尽人事而后知命的观点,他虽不与政敌同流,但也不采取与之坚决斗争的态度;在个人出处进退中,他更是随缘自适,淡泊自持,安和处世,独善其身,性格上又有极随和、极圆通、极放达的另一面。
如被贬黄州后他自我开解为“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阿。
被贬惠州后,又故作得意曰: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谈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被贬海南后更豪迈傲世道: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另外,苏轼还是一个极富感情,对生活充满热爱,且为人处世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
他还善戏谁,喜幽默,这些都增加了他的“坡仙”气质。
第二节苏轿的文艺观
苏轼的文学艺术观及美学思想极其丰富、深刻、自觉。
他的有关理论既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又是创作实践的指导。
对于传统的重道观,苏轼仍予以继承。
他多次强调文章应“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四首》),“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以(《凫绎先生诗集叙》)。
但他更自觉地以文学家自居,强调文学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
他认为平生最快意的事,就是驰骋笔墨,写作文章。
他经常把文章比作“精金美玉”,认为它有独立于道统之外的自身价值:
“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如此正面强调“艺”的作用,当以苏轼为第一人。
这种对艺术自身价值的天才发现和大胆肯定,比起那些只把文章艺术当作末技的人要高明得多,即使和古文家的“贯道”、说“明道”说、“传道”说相比,也是一个积极的突破。
因此,他能对文学艺术身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并创立一系列富有美学意义的理论,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这一系列理论的美学核心皆以“和谐”为纲。
和谐的美学观虽自古有之,但苏轼可算这派的最高代表。
一、求新求变
苏轼论文艺最具进取性的见解在于求新求变。
他认为只有“一变古法”(《书唐氏六家书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能成为艺术家。
他也要求自己能在文学艺术中“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评草书》)。
但他又反对一味以标新立异为能事。
他认为唐代的古文运动即失败于此,并对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好奇务新”的“新弊”不断提出批评和警告。
他的这种和谐观在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其文既发展了韩、欧等人之长,又避免了他们的某些不足,正处在他反对的五代以来“浮巧轻媚”和宋初某些人“求深务奇”之间。
他的诗既有唐诗的格韵情致,又增加了宋诗的理趣气骨;他的词既打破了婉约的一统天下,但又决不一味故作豪放或旷达。
二、求真来理
苏轼对文艺最完备、最丰富的见解在于求真、求理。
他所说的“真”与人们常说的“神似”相近。
他认为在形似的基础上求神似才是最高的境界:
“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外(《石氏画苑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他所说的“理”,或曰“常理”,近似今人所说的艺术规律: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
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之不可不谨也”(《俏国院记》)。
这就是说符合艺术规律,乃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原则。
为了追求这一境界,苏轼又提出了一系列艺术方法,体现了他和谐的美学原则。
他非常重“意思叩事物的本质特征及细节特征,类似现在所说的“典型”与“细节描写他曾以绘画举例说,在人物的“颊上加三毛”或“眉后加三纹,就很可能使人在精神气质上“大似”。
他非常重灵感,但同时又强调“经营”,即艰苦的艺术构思。
他认为只有通过苦心经营,才能厚积薄发,在须臾间窥见到艺术的真实,勃发出滔滔滔旧的创作激情和灵感。
他以绘画为例,道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经营初有适,挥洒不应难。
”(《宋复古画滞湘晚景图》)就是说画家在动笔之前应有“成竹于胸”,“执笔熟视”甚至“营度经岁”的艺术构思,这样才能积蕴出饱满的灵感,“振笔直遂”,“须臾而成”(《书蒲永升画后》、《文与可画古偃竹记》)文学亦然: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腊月游孤山》)
他还特别强调“得之象外”(《王维吴道子画》),“咀嚼有味”(《邵茂诚诗集叙》)的含蓄之美。
他以绘画为例说: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
摩洁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翩谢笼樊”。
(《王维吴道子画》)又以书法为例,认为最高级的书法艺术是“妙在笔画之外”“萧散简远”的神韵,“至于诗亦然。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
……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称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
……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
”(《书黄子思诗集后》)但他又认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能靠股俄与晦涩,而要靠“词达”。
不过他所说的词达已不仅是文从字顺,而是以言辞表达微妙的心灵:
“求物之妙,顺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他还特别强调艺术应表达艺术家的主观情趣,应多著艺术家的自我感情,亦即应表现“有我之境”的个性。
苏轼本人就是位个性鲜明,常常乘兴所至、任意挥洒的艺术家,甚至大创作时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
他说:
“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石苍舒醉墨堂记》)但苏轼同时又强调身与物化,强调美的产生乃在主客观的统一和谐:
“与可画竹时。
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
”(《书晃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
三、求空求静
苏轼对文艺最深刻、最富有哲学意味的见解,在于求空、求静。
苏轼论艺术风格最推崇平淡自然,天成神妙。
论绘画推崇“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仆曩于长安……》);论文学推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
但他也不排斥“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和子由论书》)的其他风格。
那么这不同风格又如何统一呢?
《送参寥诗》所提出的“空静观”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身为“苦空灰冷”的释子参寥却能写出“蔚炳清警”的诗篇,这应如何解释呢?
他说: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他认为创作“蔚炳清警”的“诗”与恪守“苦空颓然”的佛“法”,本“不相妨”,反而可以以相辅相成,这只要将佛法的“空静”观改造成观照世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以便艺术家在静中观照万物之动,从空中摄取万境之象,将万物从纷纷杂杂、变化无常的偶然性中抽离、净化出来,以一含万,以静观动,就能使二者统一起来,达到“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与侄儿书》)的境界。
可见,他所说的平淡自然绝非像北宋初期古文家那样,仅指具有实用价值的“易道易晓”,文从字顺;而是上升到具有美学意义的更高层次。
而他所说的雄放、绮腴、纤、绚烂,又是非曲直这种平淡自然风格为基础的。
他发挥了禅宗的美学思想,并以其空静观为出发点,将这些不同的美学风格融为一体。
第三节苏轼的散文
苏轼不但名列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中,而且“宋之文莫盛于苏氏”(宋濂《文原》)。
苏轼散文文学成就较高者集中于赋、论、策、序、记、书、杂著、史评、题跋对记中,既有长篇大论,也有短章小品,可谓广备众体,出奇无穷。
它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长于议论与抒情。
苏轼的议论又可分为政论、史论、文艺论等。
政论、史论的内容有时极为深刻,有时不免偏颇,特别是年轻应举时的一些作品,摆不脱“妄论利害,搀说得失”的“制科人习气”(苏轼《答李端叔书》)。
但即使这
类作品也绝少空洞议论,大都与经世治国有密切关系;更绝少政客作风,大都是其政治思想的直接表白。
论文艺之文,观点精辟,体现了他高度的艺术修养。
苏文的抒情具有强烈的个性,是他坎坷遭遇及放旷性格的生动自白。
苏轼散文的总成就,在于能集前人之大成并加以发展,如庄之幻,司马迁之核,陶之逸,白之超,魏晋之自由通脱,唐宋之明白简炼,无不吸收入文。
特别是能集韩愈、欧阳修之大成而又有独特的发展:
既保有欧阳修的纡余委备,又增加了变化流转;既继承韩愈的气盛言宜,又避免了其深奥艰险,文风正在他反对的“浮巧轻媚”与“求深务奇”之间。
具体而论,以下列表现最为突出。
一、超凡人化的情韵和真率深挚的感情
即能于平淡自然的通达和雄深磅腐的气势中带有一种超凡入化的情韵和真率深挚的感情。
平淡自然是北宋和欧阳修散文的总特点,气势磅礴是韩愈散文的总特色。
苏轼能将平淡自然由实用的价值上升到美学的价值;能将雄深磅礴中排险怪的部分化为通于四万代又于义脱畅达,所以一旦将这二者结合起来驭之以情,自然就会带有浓厚的韵味和深挚的情意。
前人评他的文章好像不须特意“作出”只须随手拈来便能触处生春,这正是苏轼的独诣。
后人常以行云流水、天马行空来形容他的文章风格,他亦常以此自诩:
吾文如万科泉源,不择地皆可出。
在平地滔滔泪泪,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J是而已矣。
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文说》)
作文能如行云流水,是因为这一片文字完全是由心中自然涌出,非能之为工也,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如八十五字的短文《记承天寺夜游》,韵流字间,神余篇外,深得禅悦,与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虽同为短章极则,但情调却不同。
又如《文与可画赏笑谷僵竹记》初有深刻的议论,又有亲切的叙事,还有深婉的抒情,有文、有诗,有哭、有笑,既是文艺书札,又是悲痛挽歌,确实将一片真情化作了行云流水的文字,虽上与欧阳修((冈吁表人下与归有光《项脊轩志》属同类手笔,但更觉意真神旺。
二、创新出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
即能于纤余委备、圆活流转之中,带有一种创新出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
纤余委备是欧文的特色,但为了避免由此而导致的平缓,苏轼在这一基础上有意吸取了《庄子入《战国策》以至禅宗的手法: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人战国策》之文,以曲为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罗夫《经鹤林玉露》卷九)这样就使文章增加了有无相生,奇正互倚,显隐交呈,虚实代替,疾徐错行,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的各种变化,从而获得更大的表现自由,真正实践了他“淡而实美,质而实给,癌而实腴”的美学理想。
而苏轼的天才又使这些变化常如神工鬼斧,天外飞来,既富于卓识哲理,又富于才情趣味。
这种富于新奇变化与天才想象的特征,又是苏轼的独诣。
如他的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就在引用熟典的同时,突然插入一段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何须出处”的发挥,以至令欧阳修为之叹服: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看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段文字虽属杜撰,但它又是根据《三国志·孔融传》注而“想当然”的加以发挥。
又如《留侯论入全篇将无作有,专在一“忍”字上立论,借助这一“忍”字,将张良博浪沙击秦与把桥进履两件绝不相干之事连在一起,使全文若断若续,变幻不测,曲尽文章操纵之妙。
又如《日喻》入纯以论道为目的,但又决不笨拙地空论,而是死题活作,借日作喻,强调从感性上直接悟道,深得庄子之髓与禅宗妙喻妙悟之趣。
因其富于变化,所以很多文体在苏轶的笔下都有所发展,叙事、议论、抒情结合得更为紧密,如记中多带议论,这也正是宋文普遍的变异现象。
他的《石钟山记》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颇相似,也在记游之后引出一段绝大的、远远高出于记游本身的议论。
相反,论中又多带形象描绘和生动比喻,这是继承发扬富有策士之风的《战国策》一类文章的表现。
即使像《上皇帝书》这样“诚惶诚恐,冒死以闻”的严肃议论,精彩的比喻也不下十余处,如云“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下边又详叙善养生者如何,不善养生者如何,最后归结为“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里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这种议论,在可以更自由发挥的文章中,就变得更为挥洒自如了,如《教战守策》中插入这样一段描写:
盖尝试论之: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
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
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
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
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
然后引出养民治国亦如此,以引喻为正论,将安不忘危、劳成奢败的道理论证得十分生动。
又如使赋进一步散体化。
这是对赋从汉大赋。
到魏晋骈赋,到唐之律赋,转而变为散文赋的一大贡献。
如前后《赤壁赋》,以文为赋,骈散结合,叶韵藏于不觉之中,既有传统赋的铺排格格不入套,又有散文的灵活自然,更有诗的情韵意境,登上了散文诗的高峰:
苏子曰: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问,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
另外,苏轼的散文还具有气势雄深和善于雅德的特点。
这既继承了韩愈的风格,又不失苏轼的本色。
前人评苏文,多喜用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作比,形容其文排宕宏伟,格高力雄。
如《潮州韩文公庙碑入不独在内容上歌颂韩愈,而且在笔法上也力学韩愈。
而苏文的谐德多见于笔记杂文一类的小品之中。
总之,苏轼的散文在平顺自然、通晓畅达、行云流水、错综变化、真率自然、气势雄浑的基础上,更多一层以诗为文的韵味。
既有《庄子》那样丰富浪漫的想象,又不像《庄子》那样一味以“寓言”的形式出现;虽然也多以诗人空灵虚拟之笔为文,但又很好地把握住想象和现实的分寸,从未给人漫落怪诞的感觉。
既有哪道元、柳宗元那样优美的诗情画意的点染,但又不像他们仅把这种点染局限于写景之中,他的诗情可谓到处流注在使在札记、杂文、序跋以至议论等文体中也不乏这种体现。
既不乏韩文那种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又能把各种复杂的感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得心应手,或强烈,或蒲洒,或悲慨,或旷达,可谓集前人之大成,又有长足的进步。
可以说苏轼以诗为文的特点,在各种题材及各种手法上都得以体现,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才情横溢,触处生春,十分成熟,极其自觉,这是他对散文的独特贡献。
第四节苏轼的诗
诗是苏轼在文学创作中最著力的部分,现存的二千七百多首不仅在个人创作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堪称宋诗的典型代表,北宋诗的最高成就。
一、思想内容
苏诗在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唐宋两代的优良传统,内容博大,言之有物,达到了“天地万物,精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出”(叶燮《原诗》)和“情与事无不可尽者”(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地步。
具体而言以以下几方面最为集中。
表现自我。
描写个人遭遇,抒发个人情怀,塑造自我形象,这虽是传统题材,但苏轼仍有所创新。
他在诗中突出塑造了自己超脱、旷达的“坡仙”性格,个性极为鲜明,让人一读便知此诗必为苏子所作。
这样突出的主人公形象在前人,特别是在宋初诗人的笔下是少有的。
如《初到黄州》、《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纵笔》等皆为这类诗的名作,后者写于被贬惠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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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四章 苏轼 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