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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
戴维斯信件
在详细全面地讨论此问题之前,引出一些主要邦联领导者的证词或许较好,而他们却可能遭致虐待战俘的起诉。
首先我们给出一封戴维斯总统回复布莱恩指控的信件。
亲爱的挚友---你于14日的信件已从孟菲斯转交,我已收到。
我一直是恶意诽谤的对象,布莱恩之流的党徒一直在肆无忌惮制造有关我的种种谎言,尽管我并非对这事毫不在意,但在这种情况下,当指控我虐待战俘的行径也达到极端时,我也未感到惊奇。
联邦与邦联政府的报告证明这种指控无中生有。
举国指控我的证人,恢复战争仇恨是否阻碍双方的和解?
假如他实现其自私目,那么这已足够了。
竭力掩盖真像之徒未能看见布莱恩对案件陈述的荒诞性,他们的企图很可能落空。
试图收买判处死刑的惠兹,向他承诺如果愿意协助指控我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之事,他就能免除死刑,这一铁证恰好说明联邦政府指控我的决心。
而指控失败却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一指控。
并非想说我无罪证据是因为控制收买一群证人的霍尔特和科诺弗不敢起诉我,并且面对绞刑的惠兹也未能被他们收买,唯有总统候选提名人布莱恩坚持对我的指控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此案件的主要事实。
邦联政府交换战俘的报告证明了我方一直致力于照顾战俘。
在这方面的努力失败后,我命令罗伯特李将军举起休战旗,寻求与格兰特将军会晤,向将军呈报我们掌管的联邦监狱中的困境和死亡人数,并解释死亡原因在我方控制能力范围之外;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敦促联邦政府遵守交换战俘协议书。
而联邦政府如以往那样,对这些建议充耳不闻,最终双方会晤未能实现。
时间久远,我未能记住通信之细节。
如今捍卫南方事业,深爱家乡,服役优秀的李将军已不再人世;而健在的格兰特将军不可能忘记一个如此非凡的提议,而人们早已得知格兰特将军反对执行交换战俘协议。
与乐意忘记我们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人相反,战俘营派出向林肯总统呼吁重启战俘交换的战俘和代表们绝不会忘记我释放他们回家乡,给以其所需慰籍的决心,假如被关押的邦联军人能以同样的方式获释。
尽管针对我的肮脏指控在于责难南方权威以及代表我们所做的一切。
或许我理解南方战士的习惯与情感。
就此而论任何公正的心能理解我向获胜军团发出的祝贺令。
祝贺词中军团因悉心照料伤兵与战俘,并宽容他们,而且因颁布命令的人的良好直觉与执行命令的士兵们的好脾性而获得很高的评价,。
应承认我军手上的战俘并不像我们应得的那样供给俱全,但我们已竭尽所能。
而联邦军队能做到这一切吗
关于我方粗暴对待战俘,而联邦政府人道对待战俘,并给予他们足够配给的说法,只需提出2个事实就能反驳。
其一:
依据美利坚陆军部的报告,我方关押的北军战俘逼比对方多出6万人,而死在联邦战俘营的南军将士却比死在南方战俘营的联邦军人多6000人;其二:
当得知北方战俘营的邦联战俘缺少衣物与遭受痛苦时,我要求联邦政府准许我方向他们提供棉花和购买补给。
这个请求获得联邦政府的批准,但规定只能将棉花送往纽约,并在当地购买补给。
我授权比尔将军购买和分配紧急用品。
随着情况愈加严峻,我们的同情也愈加浓烈,并回应了各种要求——无须等十年,当情况对受难者不利时再自我抬举。
随着时间流逝和北方时而表现出重塑和平的渴望和良好意愿,南方人已经淡忘了许多——已经淡忘了北方的许多错误行径。
如入侵者的行径不那么罪恶,那么犯错者比承受无缘无故错误的人们通常不具备宽容心态。
然而,这通常不是那些不顾战场危险的人们怀着坚定的仇恨之心。
勇士们慷慨文雅。
而逃避战斗者——布雷恩家族——在无人安营扎寨的地方插上了旗帜。
他们并未尽心阻止国家的分裂。
为何期待他们来增强对他们的联合至关重要的信心和良好愿望呢?
当我被关押在门罗要塞时,有人要求我在很多体面之士已签字的赦免请求书上签字,并保证一旦我签字,总统就将释放我。
我深信我们正义的事业与自己正直的行为,便拒绝在赦免书上签字,依然愿意忍受可原谅的贫困与折磨(克瑞文医生依稀描述过)。
当关押2年后,允许我获得假释,每当我因所捏造的指控受审时,布莱恩的谎言总是无影无踪。
最后指控被撤销,而我从来不回避与逃避联邦政府针对我指控的审判,也不愿意苟且偷生,希望自己的名字写到大赦令的名单之中。
从理论上或总体来看,我很高兴看到撤销对人们施加政治障碍的所有法律。
根据宪法描述,这些人可能要交给法庭听证并决定案件程序,且有可能根据现行立法加以惩罚。
假如事实公正,美国人民友好,那么针对南方民众的歧视就是不公平的、失策的。
没有举行听证会,未获得审判权,事后立法行为规定刑罚,都是执行功能的国会妄图实现结束赦免权这一恰当目的实行的程序之一。
消除不施加合法权益的政治障碍并非像为布莱恩无情的诽谤寻找令人称道的借口那样体面堂皇。
令人欣喜的是,史蒂文斯医生保存的文件提供了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疾病与死亡原因最完整的证据。
我相信这些文件现在里士满,希望不会耽搁太久出版。
尽管北方战俘营释放的我军战士的悲惨口述无法忘怀,但是我没有指责的劲头。
北方监狱是永远不可忘却的。
你可以记住这些陈述所引起的兴奋与针对我的种种刊物,因为根据文件报告我并不愿意我方人员遭受暴行的方法迁怒我手中的战俘。
。
关押充其量是一种苦命,而战俘往往都夸大所遭受的痛苦,这些情况可能双方都有出现。
但是我们并非利用有摄影插图的委员会报告,激发南方民众的愤怒。
而我们的敌人又是如何行事的呢?
。
我们举一个事例就足够了。
你或许还记得美国国会委员会公开的一份报告,这些委员被派往安纳波利斯访问一些所交换的战俘,他们将一些获释战俘的图片附在报告中,作为从南方回来战俘的典型。
当收到这份报告的副本时,我把它发给乌尔德上校(战俘交换代表),正如我预料那样,当查明这些照片发现,这些照片拍的是战俘交换获释时,还在我们医院里的战俘,战俘医院的医生认为他们还处于恢复期,太过于虚弱,而不能安全转移。
而战俘回家心切战胜了军医们的反对。
这并不是全部,我最近从一位当时在安纳波利斯的牧师那里获悉:
照片中看似最虚弱的人并非战俘。
当他所在的连队途径此地向南部进军时,却将他列入安纳波利斯病号名单中。
因战争的迫切需要,冒名顶替情有可原。
但不能作为布赖恩通过严重失实的陈述与诽谤性指控等方式再次激发战争狂热之情而实现阴谋的借口。
尽管该事件令人遗憾,但鉴于当事人对情况所知甚少,希望真实陈述将效果甚好,当事人希望若能这些事情和平地慢慢淡忘,他们更愿意闭口不谈痛苦之事。
为实现共同利益需要相互尊重,这是构筑友好联邦的关键。
当政府高层散布诽谤时,公众利益要求真相能够揭露邪恶力量的谎言。
THETESTIMONYOFGENERALR.E.LEE,
whowasCommanderinChiefoftheConfederatearmies,whohasbeenwidelychargedwithbeingparticepscriminisinthismatter,butwhomtheworldwilleverbelievetohavebeenasincapableofconnivanceatacruelactashewasoftheslightestdeparturefromthestrictestaccuracyofstatement.
以下法庭的回答是李将军面对国会重建委员会所说的宣誓证词片段。
霍华德先生问:
我希望调查你是否得知在利比战俘营与贝莱伊勒战俘营虐待联邦战俘一事
回答:
我不知道任何虐待事件的发生,我没有理由相信会发生那些,我相信,有理由相信因我方无法提供给战俘食物与住宿,战俘们可能面临饥寒交迫的处境。
Q.问:
你不知道战俘死于饥寒交迫吗?
A.我不知道
Q.知道,我没有接到关于战俘的报告,也没有向我回报相关问题的要求。
我听到过一些小道消息:
曾向陆军部回报过此事,竭尽所能地缓解他们的痛苦,甚至最终提出将他们送至一些其他地点的请求,其中查尔斯顿就在名单之中,是否美国政府接收这批战俘,并送他们回家便不得而知。
Q.
你对安德森维尔和索尔兹伯里虐待战俘的控诉一无所知吗?
正如我之前说过,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认为因邦联政府缺少他们所需的补给,导致他们忍饥挨饿,战争一开始我就知道双方战俘的悲惨境遇,而我只能力所能及地缓解其痛苦,并协商达成交换协议书。
经常有人认为邦联士兵比其他南方民众更支持邦联政府,对此问题你是怎样认为的?
我没有从邦联士兵处听见过任何其他观点,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极为邪恶,并亲身经历之,我看见他们在战场上安慰联邦军队的掉队者,并下达一视同仁的命令。
战斗救护队在抢救邦联士兵的同时,也在医疗联邦军队的伤兵,我曾要求军医一视同仁地对待双方伤员。
在各个战场,都必须尊重我所颁布的这类军令。
Q.'战争结束后,你是否认为这种对老兵的好感仍然存在吗?
相反,我一无所知。
在暂停战俘交换后,我曾多次设法进行战俘交换,至今我也不知道哪方采取主动姿态。
只是公众传言让我对此有所耳闻。
在里士满附近,我曾向格兰特将军建议我们应该交换关押的所有联邦军队战俘。
在彼得斯堡,我与基督教委员会进行通信,并向我申请发放看望北军战俘的通行证。
我认为他们有我和他们的信件原本。
我告诉他们我无权发放通行证,只有里士满的陆军部才有权发证;并且他们和我都无法缓解战俘痛苦,唯一方法就是交换他们,最后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向他们提议将佛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战俘送至锡蒂波恩特,假如他们愿意等同交换我方战俘。
我向陆军部汇报了此事,陆军部要求假如此提议通过,由我全权处理关押在南方的联邦战俘。
之后我就未获得更多信息。
战俘营医疗报告
随着大多数流行疾病在战俘中出现,而我们的医疗报告只涉及溃烂和坏疽。
对病情之处理仅只能依靠在数月的笔记与观察,其环境恶劣地让人无法想象。
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军医担心这类医疗报告让人感到枯燥无味。
作为一名军医我们遭到联邦政府的不断骚扰,阻碍报告的撰写。
因此在医疗报告的准确性,细节以及行文编排上存在一些欠缺。
我们承认必须一开始我们承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处理眼前的问题时我们把情况想的太简单了,实际更加糟糕。
翻阅笔记,我们发现这些笔记并未完整记载重要事项,又由于此事事关重大,我们要遵循科学方式进行调查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几乎想就此放弃并诚然我们对此事无能为力。
可是我们已做出承诺
为了向你显示出我们必须利用的材料,首先须给你一组战俘的疾病清单,这些疾病是因长期关押在拥挤不堪,布置糟糕的战俘营导致极度的精神压抑。
同时与社会隔离,释放希望破灭,缺乏清洁环境,滋补食品供应不足,身心缺少正常锻炼也是产生疾病的诱因。
呼吸弥漫瘴气的空气致使人体无法产生必要的血氧化,而只有达到正常水平的血氧化才能维持身心健康。
质量很低的血液无法有效刺激大脑与神经系统,因此战俘,看守,医务人员均感到浑身乏力,神经功能出现紊乱,随之伴随着头痛,昏厥,各种疑难病症。
这些疾病的临床特征为腹泻,间歇热、弛张热。
甚至医务人员也患有鼻黏膜炎,肺炎,胸膜炎,以及致命性的坏血病。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行医者也很少遇见这些疾病的同时出现,而只有在战俘营,才能机会目睹这类可怕,仍人恶心的疾病晚期症状。
在此描述这些疾病的细节是有益的,直到目前,相似的疾病也经常在这个战俘营爆发。
但这些都是职责以外的工作,我们远离了这些话题,也不愿意尝试这项任务。
去年春季与夏季,这个战俘营关押了三万名战俘,身患各种形式的疾病者不少于一半。
上述疾病导致全身性水肿,腹水,胸膜积水,贫血症,以及几乎各种程度与形式的溃烂。
这些溃烂缘于很多微不足道的情况。
而针刮,刺破,脓疱,擦伤,甚至蚊子叮伤都是出现溃烂的病因。
崩蚀性溃疡在战俘中最为常见,通常缘于上述因,或许缘于严重的伤口与损伤。
任何病因的溃烂形式都迅速呈现崩蚀性,并向全身蔓延,出现容易过敏,锯齿状,外翻状的溃烂边缘,并渐渐使皮下组织坏死。
伤口表面呈现出灰色,绿黄色的脱落坏死组织,散发出令人恶心的阵阵恶臭。
通过适当治疗后,去除腐肉,部分皮下组织几乎没有出现颗粒状,因此腐肉现象再次出现。
经历腐肉与崩蚀性溃疡后,大部分感染者的肌体出现腐坏,并通常伴随坏疽的出现,如果不及时控制病变,受感染战俘便一命呜呼。
坏疽第一次出现在战俘营。
据我们观察,这是因为冻伤所致的、时间大概为4月末至6月,这些病例发生在去年冬季关押在贝尔岛的战俘身上。
他们在那里出现冻伤。
遭到袭击的身体部分通常为脚趾。
治疗方式为冷水敷料。
所有受感染人员用涂有单蜡膏的布料包裹,并用奎宁水增强其效果。
尽管有时造成感染者的数个脚趾脱落,但是这样的治疗通常都是有效的。
初春,战俘营出现天花。
.为采取预防性措施,上级要求我们对所有未患病者接种疫苗。
经过我们的努力,一周或10天内大约有2000人至3000人获得接种。
每一位染上坏血病的战俘却遭到溃疡脓包的折磨。
这些溃烂出现腐肉,随后扩散至全身。
随着腐肉脱落,皮下组织出现化脓,尤其是伴有腐肉的溃烂更是如此,直到最后溃烂呈现崩蚀性,彻底摧毁身体的每个结构。
这种情况下,出现坏疽时,如及时使用腐蚀药,润肤药膏以及饮食蔬菜,可避免截肢手术,否则可怜的病患只能陷入悲愤中。
腹泻和痢则摧毁了病患的抵抗机能。
接下来我们遇见最常见的溃烂便是坏血病性溃疡。
在一类严重的坏血病中,患者上下肢体布满蓝色或铁青色的斑点,其斑点规模从小米粒砂到直径3,4英尺大小不等。
红斑令人疼痛难忍,具有开放和溃烂特征。
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如肌体无法获得足够能量与活力,形成抗炎效果,那坏死组织最终将破坏脚趾,脚,胳膊和腿。
在这种可悲情况下,坏疽转变为典型的医院坏疽。
医院坏疽最突出的症状为脉细无力,虚弱的生命力与严重虚脱,舌面干燥发光,面容焦虑以及溃烂和伤口表面出现棕色坏死组织,并流出大量阵阵恶臭的脓液,摧毁肌肉与骨头以上的所有组织。
假如不实行手术,因部分血管受损,会遇到大出血的情况。
面对此类坏疽,我们进行了20至30人次的手术,我们并未再遇到残肢再次出现坏疽,摧毁战俘病患的情况。
应对其他坏疽形式,医生们更加应对自如。
可能在100次手术中,20次至30次术后效果良好。
战俘医院成功关键的手术都是在春夏两季实施的。
治疗各种形式坏疽的方法包括奎宁水,例如奎宁,酊铁,白柳,贯叶泽兰以及能够从密林中获得的其他土药。
我们正用布满战俘医院周围的野靛草做医学实验。
我们就地取材,使用纯硝酸,硝酸银,碘酒,预防液,结合由润肤药膏与由玉米粉和汤红栎
制成的稠密糊状膏药。
内战中的战俘交换
战争爆发后,双方面对大批被俘人员的情况束手无策,于是都接受了欧洲传统的保释制度与战俘交换协议,要求战俘宣誓,内容如下:
放下武器,不再抵抗捕获方,用敌方同等军衔的战俘交换,战俘保释应在被俘10天内进行。
一场大规模的战役结束后,战场上出现数以千计战俘,完成保释程序需数日;甚至一些保释者回家后,仍在等待战俘交换通知。
有时他们也在军营附近等待,直至处理程序启动。
随着战事发展,保释人员数目飙升,此制度变得愈加复杂,不便与代价巨大。
保释回家促使很多军人在战场上自愿被俘或临阵脱逃,一旦他们未归队,军队就造成损失。
联邦政府建立的拘留营让保释人员感到愤怒,要求他们担任看守看守,或命令他们开拔西部,进攻印第安人,总之委派给他们一些非战斗性任务。
实际上,这些被保释的部队并未免除任何战斗任务。
军事法院则对联邦政府的行为表示支持。
假释程序弊端很多,例如安排到拘留营的假释士兵通常忍受缺乏食品衣物之苦,卫生条件恶劣,甚至成为战友暴力犯罪的牺牲品。
联邦政府视他们为无用之人,军官通常没有不能被假释,只能通过正式的战俘交换获取自由。
联邦政府通常不承认游击队员,伏击小组成员,突破封锁者拥有战俘交换与被假释权,这些往往招到南部邦联的报复。
假释与交换导致拉锯战持续,直至1863年,联邦政府一直认为是邦联军队维持战斗力的关键。
鉴于此,联邦政府严厉限制假释制度。
最终以关押邦联战俘取而代之。
尽管战争初期,一些战俘在德克萨斯,密苏里,佛吉尼亚以及其他区域获得假释,但正式战俘交换拖延了很长时间。
首次正式战俘交换出现在密苏里地区,GJ皮洛军团的4位军官会见WHL华莱士上校的4位军官后,双方同意分两批次交换6名列兵。
内战时期,联邦政府竭力避免承认南部同盟的合法性,虽然获得华盛顿政府的默许,但所有的战俘交换都是由双方的战地指挥人员执行,具有非官方性质。
内战中,第一位高度重视战俘问题的高级指挥官是联邦军队的军需总监--MC梅格斯。
在布尔溪战役前的第9天,他亲自写信给陆军部长卡梅伦,建议任命一名战俘事务总监。
在西部战区,联邦军队哈勒克将军和格兰特将军把邦联战俘交还给波尔克将军与杰夫汤普森,以换回联邦军队战俘。
在东部战区,身为负责诺福克地区的邦联军队指挥官的本杰明休格与联邦军队将军约翰E沃尔进行过数次限定条件的交换。
随着战俘人数与日俱增,需更多的指挥官处理,华府官员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公众迫切要求进行战俘交换,1861年3月,哈勒克将军写道:
“按约定交换战俘,战争结束后,有必要时,仍以叛国罪起诉交换的邦联军队战俘”。
邦联认为缺少各种战略物资,应摆脱照看战俘的负担,1862年2月13日,联邦将军沃尔的声明恰好迎合邦联方面的意图,同年2月23日,被华府委已重任后,会晤了邦联将军柯布,商定交换地点位于交战双方的前沿,剩余的战俘采用假释制度处理。
在下一次会晤中,沃尔将军却突然变卦,宣布:
“释放战俘只能以交换方式进行,别无他法”。
接下来的对弈中,邦联政府拒绝交换特殊人员,主张利用政治压力迫使联邦政府要求交换一些无高管显贵干预,仍在狱中的战俘。
对此麦克莱伦将军写信,对交换问题提出建议。
1862年6月,邦联陆军长宣布:
“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否决特殊关系交换;根据原则,进行平等战俘交换,不以特定挑选而基础。
”
1862年夏,罗伯特李将军和麦克莱伦将军保持着令史学家们感兴趣的书信往来,双方表现出谦虚礼貌的姿态。
1862年6月6日,费奥克战役已进行了一个周,联邦政府颁布了一项将军令,内容如下:
军医不属于战斗人员,不应送往战俘营。
6月17日,李将军在6月17日表示接受。
7月9日,李提议释放麦克莱伦所部受伤的战俘,麦克莱伦迅速接受。
同年7月12日,联邦政府国务卿斯坦顿委任约翰A迪克斯将军协商战俘交换,前提为绝不能承认邦联政府的合法性。
如此奇怪的底线,那么这种战俘交换,在战争历史上有等同或类似的参照物吗?
1812年第2次英美战争中,双方达成的战俘交换条约书便是先例。
1862年7月13日,李将军获悉迪克斯的任命后,翌日宣布:
“任命DH霍尔将军为南部邦联代表”。
7月17日举行会晤后,等待各自政府的下一步命令。
休会数日后,于1862年7月22日达成战俘交换条约书。
按交换书规定,所有东部战区的战俘应押解至詹姆斯河的艾肯登陆场(后更改为东港城),西部战区的战俘应在维克斯堡集中,并规定因战事瞬息万变,应及时改变地点,避开那些两军相互争夺的区域。
协议双方各自在东西战区分别任命一位代表,按协议规定的内容行事。
联邦军队暂时委任洛伦索托马斯将军为高级副官,行使东战区交换战俘之权;邦联政府则任命罗伯特乌尔德上校。
在这些代表的监督与约翰A迪克斯将军的协助之下,东部战区的战俘交换正式启动,而西部战区的第一次战俘交换则是由邦联政府的NG瓦茨少校与联邦政府的HM拉泽尔上尉主持,地点位于维克斯堡。
邦联军队认为:
在签署交换书之前,关押在南部同盟的北军战俘总体上多余关押在北方的南军战俘,直到亨利堡和多纳尔森陷落前,关押的北军战俘数量仍相当可观。
但照顾和看守战俘困难重重,所以南方竭力希望达成交换战俘协议。
事实上,早在1862年6月17日,邦联军需总监便写信说道:
“向林奇堡的战俘提供食物几乎不可能,随着邦联战备物资日夜短缺,维持战俘的形势相当严峻,请加速战俘交换进度。
随着交换战俘的启动,托马斯将军回到华盛顿,接到了任命威廉H勒德罗中校为战俘交换代表的命令,此时希契科克将军已被任命为战俘交换特派员,总部设在华盛顿。
实施战俘交换遇到了一些阻碍,7月31日邦联总统戴维斯写信给李将军:
“交换书一签署,美利坚军事当局却致力于将战争性质变为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惨杀和抢劫,有损文明开化之形象。
邦联政府此番激烈的言辞是7月22日SecretaryStanton下达的命令而引起的,邦联总统戴维斯写信谴责美利坚合众国军事当局掠夺南方民众的私财,供联邦军队的肆意挥霍,却无需补偿。
7月23日是交换书签署后的第2天,联邦少将波普下达将军下达将军令,原文第一段如下:
“军,师,旅和小分队的各级将领将即刻动身前往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或各自驻地周围逮捕所有不尽忠的男性公民。
”那些不愿宣誓效忠与团结起来的人应被送至邦联区域。
随后Steinwehr将军逮捕佛吉尼亚公民,喧嚣:
“如果他的士兵被杀害,就将他们处以极刑。
面对如此挑衅的行为,1862年8月1日。
邦联军将军塞缪尔库珀(高级副官)颁布第54号将军令,宣布:
“美利坚政府已违背战争法和惯例,将敌对双方的战争演变成为针对无辜民众屠杀和平农夫的屠杀之役,鉴于此波普和Steinwehr将军以及下属的所有军官不再作为普通军人对待,剥夺未来战争中的被假释权”。
东部战场的获假释的士兵纷纷被送往安纳波利斯的假释营区。
很多军官与这些士兵被分隔开,未去假释营区报到,鉴于假释协议的规定,他们既不愿意拿起武器再上战场,又不愿担任营区警卫管理职务。
在西部地区,很多获假释的战俘被送往俄亥俄州的切斯营区,负责该区防务的华莱士将军发现获假释的联邦军人达三千之众。
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这伙人根本没有遵守命令的迹象,也不愿履行任何看守职责,更有甚者的是,一些军官放弃自己部下,让其自生自灭”。
我们可以从信想象其恶果:
士兵变得牢骚满腹,衣衫褴褛,悲观失望,士气低下。
1862年9月9日,国务卿斯坦顿在一份给俄亥俄州州长托德的电报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有理由担心很多士兵因回家心切,纷纷投降。
我现在将1500人送至切斯营,希望阁下严格看管,每日刻苦训练。
”对此托德州长立即表示:
“可将那些等待交换通知的被假释战俘驱往明尼苏达州,抵御印第安人”。
国务卿斯坦顿当即接受了这一提议。
然而华莱士将军表示:
“鲜有人愿意前往明尼苏达州”。
为使军令畅通,他决心组建新的团,并拒绝向那些不愿在连队服役提供衣物与军饷。
那些获假释的战俘坚持认为应免除服兵役,因此第一个新组建的团几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守备团的军官经常早晨看见三支滑膛枪放靠在大树边上,而当班卫兵早已不见踪影。
联邦士兵鲜有人愿继续服役,而此刻大批邦联战俘再次投入为南方事业而战的战争,联邦政府的将军们目睹了这一些,心中开始对战俘交换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本杰明F巴特尔将军已在新奥尔良展开军事行动,一些支持南方事业的新奥尔良公民(WilliamB.Mumford)因拽下海关大楼的美利坚旗帜,而被绞死。
对此邦联政府斥责:
“这位公民此举在联邦军队未正式征服该市前进行的。
1862年12月23日,邦联总统戴维斯发表声明,谴责道:
“巴特尔将军是重犯,应判处极刑,实施残暴之行的下属军官不作为参加这场伟大战争的军人对待,应直接处决。
此时联邦政府已开始征募黑人参军,美利坚总统林肯也顺势发布了预告性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戴维斯针锋相对,颁布一项法令,原文如下:
“所有武装黑人奴隶与他们的白人军官不应作为战俘处理,而须根本相关法律,押送南方各州处理”。
试想此法令一旦执行,这些联邦军官必定因煽动黑人暴动罪,而被判处死刑。
1862年,12月28日,联邦政府国务卿斯坦顿以牙还牙,宣布暂定交换被俘军官。
尽管士兵交换照常进行,但双方代表相互指责,互不相让。
邦联军队的乌尔德上校试图防止不愉快情况的发生,但特殊战俘交换仍蒙上一层阴影。
1863年5月25日,邦联国会正式批准戴维斯声明,哈勒克将军受命终止一切战俘交换。
尽管正式战俘交换协议书作废,但依据数项非官方协议,东部战区的战俘交换仍持续了一年多。
西部战区,在美军上校CC怀特,邦联军中校N.G.Watts,少校IgnatiusSzymanski的相互协调下,进行非官方战俘交换。
当谢尔曼将军与胡德将军高居要职,率领各自军团时,也交换了一些战俘。
此外其他地区,双方交战主官也达成一些非官方战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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