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价值比较第五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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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价值比较第五章
第五章
神秘的魔圈——中西语言文化比较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讲过一个从德国改编过来的故事,说从前有个老太太头一次听外国话,觉得外国话怪得毫无道理,她说:
“这明明是水,可英国人偏偏儿要叫它‘窝头’(water),法国人偏偏儿要叫它‘滴漏’(del'eau),只有咱们中国人好好儿的管它叫‘水’!
咱们不但是管它叫‘水’诶,这东西明明儿是‘水’嘿!
”赵元任用这个故事说明语言有个特征,即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
学者张隆溪就此引申开去:
“可是,也许英国老太太会争辩说,这东西明明儿是water:
法国老太太又会说,它明明是del'eau;而德国老太太会认为她们都不对,因为在她看来,这东西明明是wasser。
这些老太太都没有跳出语言的牢房。
她们不明白语言符号完全是约定俗成,其意义完全决定于各自所属的符号系统。
可是,要跳出语言的牢房又谈何容易,因为你跳出一个符号系统,不过是进入另一个符号系统,要脱离任何语言系统来思维或表达思维,都是不可思议的。
”“有人说,如果亚里士多德会讲汉语,他就不会是亚里士多德;如果孔子会讲英语,他就不是孔子。
”学者们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因此,要深入理解中西的不同文化特质,也离不开对两种语言系统的比较。
第一节语言、思维与文化
语言与思维、文化紧密关联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至19世纪之交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那里,他曾指出:
“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
”而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
“一些时间以前,我曾经极其粗略地称语言是存在的家。
如果人通过他的语言居于在的宣言和召唤中,那么,我们欧洲人和东方人也许居于完全不同的家中。
……因此,两家的对话仍然近于不可能。
”语言是魔圈,语言是家园。
探究两种语言文化,如同在两道魔圈之间艰难地跨越,或许能够一窥奥秘,或许由此走火入魔。
海德格尔语言是家的说法倒有几分亲切,诱惑着我们想到别家登门拜访,可依海德格尔的观点,这拜访的结果却又并不乐观:
“两家的对话仍然近于不可能”。
关于语言决定思维和文化面貌的系统理论,产生于上个世纪前半期,这就是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二人共创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他们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萨丕尔曾在其影响深远的论著《语言论》(1921)中指出: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类的思维活动要借助语言,没有语言这个工具,人类的思维是难以进行的。
同时又指出思维对语言具有反作用,比如一个新概念的产生会影响到语言符号的某种发展变化,思维促进语言的成长。
“一个新概念的产生总是在旧语言材料的使用多少有点勉强的时候或是扩大了的时候预示出来;这个概念在具有明确的语言形象之前是不会获得个别的、独立的生命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概念的新符号是用已经存在的语言材料,按照老规矩所制定的极端严格的方式造成的。
有了一个词,我们就像松了一口气,本能地觉得一个概念现在归我们使用了。
没有符号,我们不会觉得已经掌握了直接认识或了解这个概念的钥匙。
假如‘自由’、‘理想’这些词不在我们心里作响,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准备为自由而死,为理想而奋斗吗?
但是我们也知道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
”语言既能帮助人们进行思维,成为打开思维之门的钥匙;而语言又能限制人们的思维,成为他们思维的枷锁,即所谓“语言的牢房”。
到1929年萨丕尔把自己的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语言“有力地决定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的一切想法”。
“人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社会活动中;而人在极大程度上,是受着那种已经成为他们的社会的表达媒介的特殊语言的支配。
”这里已经透露出语言决定思维的萌芽。
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沃尔夫承继了萨丕尔的理论,并以北美印第安部族荷比(Hopi)语言跟西方“标准普通欧罗巴语”(SAE:
StandardAv-erageEuropean)的长期缜密的比较研究成果,指出荷比语言跟SAE语言有天壤之别,其差别不是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的外壳的不同,而是从不同思维出发的质的差异。
沃尔夫由此认为:
“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的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像,除非他们语言背景是类似的或者能够以某种方法互相校定的。
”“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的支配的。
”因此他认为相似的语言模式能够得出相似的世界图像(worldvision),语言模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的世界观。
沃尔夫将萨丕尔的语言模式与思维模式紧密关联并相互制约的思想,推向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的极致,构成了著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也有其不尽合理的一面。
“它看到了某一民族语言与该民族的思维、文化之间的某种因果联系或对应关系,但是它又把这一联系或关系绝对化起来,变成了决定论或确定论的命题。
它用一个按传统是强科学主义的假说(强确定性命题)来处理一个人文性的对象(也即具有或然性、概率性的对象),这正是该理论的根本弱点。
”因此,很多学者举出不少例子包括汉语和汉族的例子来反驳这一假说。
他们认为:
“语言与思维和文化只具有相对的相关性,或一种选择论意义上或概率论意义上的相关关系”。
尽管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中的语言决定论受到置疑,但语言与思维、文化联系密切并相互制约的观点是获得充分肯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对语言与思维现象的系统分析,但却有对言与意关系的独特思考。
如《庄子·外物》中的著名命题: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
”类似的还有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命题,多强调语言的局限性和精神与思想的不可言说性。
庄子的意境是得意忘言,而中外人文学者们则是企望通过探讨鱼荃之间、言意之间的关系,了解中西语言与中西思维及文化的关联和各自的特点。
不少学者指出中西语言的差异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密切相关。
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说:
“我曾经多次发过怪论,说当前中国的汉语研究必须改弦更张,彻底抛弃几十年来那一套旧的研究方法,那一套以分析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改正汉语的研究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观察汉语,必须从最根本处下手,从中西基本思维模式或方法之不同处下手。
我认为,西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则是综合的。
但这并不是说,西方一点综合都没有,东方一点分析都没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天下百分之百纯粹的东西,如果不是根本没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
西方的思维模式以分析为主,辅之以少量的综合,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以综合为主,佐之以少量的分析。
”
也有学者从“语言一思维”这一相反的方向展开研究。
有的研究微观具体,颇有妙趣,比如汉语说“她嫁错了人”,而英语习惯说“Shehasmarriedthewrongguy”,中英语句的差异在于:
“说汉语的人把错误归于主语所做的动作,说英语的人或许只是报道主语想嫁的人和所嫁的人之间有差距。
”这一差异或许表明汉语文化喜欢把过失归于自身,而英语文化常常诿过于人。
人们常用空间来形容时间。
如时间是单向度的,人们常用单向度的空间词语来比喻它,例如:
时间很长。
Timeislong.
在此,汉语、英语都说时间长,不说时间宽和高,因为宽包含两个向度,高包含三个向度。
但是在“时间在动”还是“自己在动”的比喻上,汉语和英语是有差别的。
如果将时间设想为一连串离散事件构成的公路,使用“自己在动”的比喻,我们是在公路上行走,未来在前方,过去在背后。
使用“时间在动”的比喻,是公路在向我们移来,而汉语正是主要使用这个比喻,因此有“前天”“大前天”“前辈”“后天”“大后天”“后辈”等词语。
“说汉语的人喜欢时间在动的比喻,说英语的人喜欢自己在动的比喻。
好多说英语的人把‘前天’理解成frontday(前面的日子),‘后天’理解成thedaybehind(背后的日子)。
”before和after是时间在动的比喻,而“英语之需要before和after或许是为了抵消对自己在动这个比喻的偏爱吧。
换句话说,我们设想操英语的人使用before和after的时候是从自己在动的比喻转到时间在动。
反之,汉族人由于喜欢时间在动的比喻,不必做这种调整”。
在描述过去和未来时,汉语跟英语不同,习惯成套地使用“上”“下”这种纵的空间关系,例如“上个月”“上个星期”“上次”和“下个月”“下个星期”“下次”等。
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常常感到这套说法违反直觉,在他们来看,上跟向上动有关,应比喻未来,下跟向下动有关,应比喻过去,这再次表明说英语的人喜欢自己在动的比喻。
汉语和英语在日寸间比喻上的偏爱不同,或许跟人们认为的汉族人的思维模式趋于静态,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趋于动态有关。
然而,还有一些宏观概括的研究更加耐人寻味,比如,为什么西方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以为中国代表的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跟语言的差异有何联系,对此学界已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讨论。
第二节羚羊挂角与板上钉钉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个人到别人家做客,想赖着不走,碰巧又下起雨来,他便在纸上写了一句话:
“下雨天留客。
”可主人不想留他,于是在纸上接着写了一句:
“天留人不留。
”客人看了,不慌不忙,拿笔在上面加了四个圈,把两句变成了四句:
“下雨天。
留客天。
留人不。
留。
”句子的意思跟原来完全相反。
《清明》是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名作: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有人把这首诗重新断句为: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样一改,意思是通的,但形式上像词。
抗战时期,上海是沦陷区,商家大甩卖,挂出横幅:
“本日大卖出”。
老百姓倒着念,便成了“出卖大日本”,心里很高兴。
汉语的妙处似乎是“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相比之下,西语就没有这么飘忽不定了。
如将《清明》诗译成了英语:
OnQingmingDaythecontinuousdrizzleisfalling,
Awandererontheway,Ifellincreasinglydown.
WhenIaskwhereIcanfindawineshopforsomedrinking,
ThechildcowherdpointsattheApricotFlowerVillageyon.
面对这首译成英语的《清明》,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再把它弄成别的模样。
西方语言的妙处似乎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
难怪英国东方学家塞斯说:
“要是我们不把欧洲语法的那些名称术语连同那些名称术语所表示的概念一起抛弃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汉语语法。
”中西语言在样貌上,一个羚羊挂角,飘忽不定;一个板上钉钉,一丝不苟;如此南辕北辙,其根源就在于中西语言类型的巨大差异。
一、语义语言与语法语言
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指出:
一切都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
在最少的组织性和最少的任意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的差异。
各种语言常包含两类要素——根本上的任意的和相对地可以论证的——但是比例极不相同,这是我们进行语言分类时可能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们可以说,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
这不是说‘词汇’和‘任意性’,‘语法’和‘相对论证性’始终各各同义,而是说它们在原则上有某些共同点。
这好像是两个极端,整个系统就在它们之间移动;又好像是两股相对的潮流,分别推动着语言的运动:
一方面是倾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不能论证的符号;另一方面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即结构的规则。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不可论证性就比德语占有重要得多的地位;但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
索绪尔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
一种是最少组织性的;一种是最少任意性的,即最多组织性的。
最少组织性的语言倾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最少任意性的语言倾向于采用语法的工具。
索绪尔在举证时,恰以汉语与印欧语为例,指出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而印欧语是“超等语法的标本”。
对索绪尔有关汉语的这一评价,尽管有着不同认识,但是两相比较,词汇在汉语中的地位确实更为重要,而语法在西方语言中的地位更为显著,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
词汇在汉语中的突出地位,也早为中国学者论及。
如语言学家陆俭明、马真曾指出:
“汉语就其语法来说是属于分析型的,它‘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汉语既没有俄、法、英诸语言里那种形态标志和屈折变化,也没有日、朝、蒙、土耳其诸语言里那种粘附形式。
这样,汉语的虚词就要担负更为繁重的语法任务,起着更为重要的语法作用。
”不仅是虚词,也包括实词,汉语的全部词汇,跟西方语言比较,要担负繁重得多的结构语言的任务。
而且汉语词汇具有鲜明的多维性的特征,它以词汇为核心,语音、语义、语法、语用、文化为五维,各维之间交叉渗透,依存并容,形成网络状态。
中国自古以来,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发达,有着丰富的词汇研究成果,但在语法研究上却乏善可陈,这一现象从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层面,印证了汉语是一种以词汇为重心的语言。
中西语言一个重词汇,一个重语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语言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语言学家徐通锵将其概括为“语法型语言”与“语义型语言”:
即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汉语是典型的语义型语言。
语法型语言与语义型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编码方式、结构框架和基本结构单位不同。
“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现实的特征都会在语言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反映。
”语法型语言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在语法型语言中现实的特征是通过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的,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是不一致的,语法型语言以形态体现跟概念范畴相对应的语言范畴。
语义型语言采用直接编码的方式,现实的特征在语言中得到直接的反映,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保持一致。
“洪堡特(1836-1840)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的特殊优点。
”语法型语言与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不同的。
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主语一谓语”,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话题一说明”。
这两种框架有三个原则区别:
第一,“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一致关、系,而“话题”和“说明”并不存在这种关系;第二,“话题”是有定的,是说话人想要说明的对象,只能出现在句首,而“主语”是无定的,是由跟谓语动词的一致关系而决定的,不一定出现在句首;第三,“主语”和“谓语”之间因为有一致关系的联系,因而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话题”和“说明”之间的联系却非常松散,因为词语的省略使它们的联系简直松散到了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语法的句子。
赵元任为此所列举过很多例子,比如“你(的小松树)要死了找我”。
造成这些原则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主语一谓语”的结构由形式的一致关系所决定,而“话题”和“说明”的结构不受一致关系制约,而是受到说话者与听话者交际双方的交际意图、语言环境和语言规则三方面制约,这就使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话题一说明”关注的重心,已不是“主语一谓语”结构框架的形式要求,而是语序,即把语序作为句子结构关注的重心。
最早在汉语研究中使用“话题一说明”的是赵元任,他指出了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一些重要特点:
“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是动作者和动作的关系。
但在汉语里,这种句子(即使把被动的动作也算进去,把‘是’也算进去)的比例是不大的,也许比50%大不了多少。
因此,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
主语不一定是动作的作为者;在‘是’字句里不一定等于‘是’字后边的东西;在形容词谓语前头不一定具有那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
”赵元任列举了如下的句子:
“这瓜吃着很甜”,说明主语“瓜”不一定是动作的作为者;“他是个日本女人。
(意思是:
他的(佣)人是个日本女人)”,说明“‘是’字句里不一定等于‘是’字后边的东西”;“我(的铅笔)比你(的)尖”,说明“在形容词谓语前头不一定具有那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
徐通锵明确地将“话题一说明”与“主语一谓语”作为两种不同语言类型的结构特征对待。
西方语言以“句”为本位,以词为句法结构的基本单位。
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而且也只允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相互之间由一致关系联系着。
句法结构就是通过这种“1个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1X1”的结构关联而层层控制着句子以下的各层结构规则;尽管词可以发生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但它必须接受一致关系(主一谓)和支配关系(动一宾)的制约,因而没有脱离句法规则的控制。
这一语法体系的结构单位主要是句子和词两级,分别由句法和词法研究。
句子的标准是明确的,只要是由一致关系联系的主渭结构都是句子。
比较麻烦的是词的结构,因为语素的确定是印欧系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像reduce(缩减)、deduce(推断)、produce(生产)这些词里是一个语素还是两个语素,让语言学家颇费斟酌。
结构语言学家花了很大的精力,提出了一系列如语素(morpheme)、语子(morph)、语素变体(allomorph)、非连续语素(discontinuousmorpheme)之类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音位的关系、与词的关系说清楚。
这就是说,在从语素到句子的语法单位的线性组合序列中,最难确定的是最小的结构单位语素,而最大的结构单位句子的确定却是比较容易的。
汉语的情况刚好相反,“字”是汉语最小的句法结构单位。
“字”的结构清楚,界限明确而封闭,是一个以“1”为基础的“1×1=1”的结构层级体系,或者简单地说,是含有意义的一个音节,构成“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
但是,“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同一个“字”,例如‘气’,它的功能有时候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打开窗户透一透气;秋高气爽),有时候又相当于动词(他气得直哆嗦;故意气他一下)。
“字”的这种结构封闭而功能开放、模糊的特点正好与印欧语的词形成鲜明的对照。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因为两种语言的结构常数“1”处于不同的结构层面上:
印欧语的“1”是句子的结构,它在结构上是一个整体,由一致关系与此相联系的规则去控制各种结构单位(个体);而汉语的“1”是“字”的结构,它在结构上是一种个体,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受一种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因而在造句的时候功能灵活多变,难以根据一种统一的模式而对它进行功能的分类,这种特殊的结构基础自然会给汉语的句法结构带来特殊的影响。
例如,语法语言的句法结构是主谓结构框架,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不能省略;而语义语言的句法结构是话题一说明框架,只要有语境的补充和提示,话题就可以省略。
“句本位”和“字本位”的特性决定了中西语言句法结构的种种差异。
比如,著名翻译家杨绛在谈翻译时曾指出:
“西方语言多复句,可以很长;汉语多单句,往往很短。
”这是老翻译家的经验之谈。
为什么西方语言多复句、长句,而汉语多单句、短句呢?
究其根本就是因为西方语言是“句本位”的语言,句子的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句子内部的各种成分受一种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一般来说不管句子有多长都不会妨碍表达和理解。
汉语是“字本位”的语言,字在句法结构上是一种个体,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受一种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句子的构成和理解主要依靠语义的方式,如果一个句子过长就容易顾此失彼,造成结构混乱和语意不清。
因此,西方语言比较适于使用长句,而汉语则比较适合使用短句。
试将英语和汉语加以比较,便不难看出这种差别。
例如:
AlthoughacenturyhasnowpassedsinceHawthorne's
“TheScarletLetter”firstappearedbeforetheAmericanpublic,
noteventhechangesoftastethathavesweptsomanyofhis
contemporariesfromtheaffectionsofthepeoplehavedone
muchtoaltertheadmirationwithwhichhehasbeenread.
这是一个英语的长句,而同样的意思,在汉语里习惯用几个短句表达:
霍桑的《红字》在美国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一个世纪。
多少与他同时的作家都由于人民兴趣的变化而失宠,然而霍桑却未受到多大影响,人民仍然喜爱他的著作。
由于中国自有文化原本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和系统的语法理论,《马氏文通》以来的所有语法理论都来自西方。
理论的劣势妨碍了中国语言学家的视野,使他们始终难以真正摆脱“印欧语的眼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语言学家与海外汉学家不满足于原有的西方理论加汉语例子或以西方理论解释汉语现象的方式,尝试着“参照国外语言理论的立论依据,从中吸取精神,在汉语研究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从宏观上把握汉语结构的特点”。
美国语言学家戴浩一从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提出一套不受印欧语语法干预的、分析汉语语法的哲学、方法和新的路子。
徐通锵在此基础上做出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他用“话题一说明”的结构框架替代“主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是对传统语法理论的一场革命,接近塞斯所言“把欧洲语法的那些名称术语连同那些名称术语所表示的概念一起抛弃”,于是距离“了解汉语语法”也就更进了一步。
目前这种新的语法理论体系尚在创建之中,“字”的语义分类原则、“字”与结构的关系、语义和句法功能的关系、语义句法的句型以及层次、语序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全新的视角进行探索。
一、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
从构成方式来看,西方语言是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西方语言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形态规则和形式的方式,而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语境等语义因素,是依靠语义的方式。
印欧系语言的句法分为词位句法(lexemicsyntax)和义位句法(sememicsyntax,或称语义句法)两种,这两种句法模式是各自独立的,分别从不同侧面分析解释语言现象。
由一致关系支配的主谓结构以及和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名词、动词、介词、形容词的划分等,属于词位句法的范畴。
语义分类的等级、义位(语义)的搭配等,属于义位句法的范畴。
语义分类的等级,研究语义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层级关系,比如“车一汽车一小轿车、面包车、吉普车、卡车”,这一组词存在三层语义等级。
义位(语义)的搭配,研究哪些义位(语义)的搭配是可以的、哪些是不能的或多余的等,比如“草吃牛”是不能成立的句子,因为它的施事格义位“草”不具有“吃”的行为;因而符合词位句法的句子不一定符合义位句法,就像“草吃牛”,虽然符合词位句法,但是却不符合义位句法,因为它违反了义位搭配的规则。
词位句法,是语言的一种表层的结构。
汉语基本上没有和词位句法相当的那种表层结构,其句法结构特征大体上与印欧系语言的义位句法类似,因而决定句子构成的因素不是一致关系的语言规则,而是语言环境、说一听双方的交际意图和语序、语义搭配等语言规则。
“说明”和“话题”之间的关系能如此松散而不影响信息交流,是由于有语境的提示和补充,有说一听双方在交际意图上的相互配合。
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是由于语言环境、交际意图和语序、语义搭配这几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于是形成不同于印欧系语言的一系列特点。
印欧系语言一直以词位句法为基础开展语法结构的研究,提炼出一整套理论和方法,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差不多都是词位句法理论的不同变体。
汉语词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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