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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礼赞》的历史性和典范性
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
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
“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
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
“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
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
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
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
不过,它更多地为人所知则是在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之后。
许多年来,这篇文章被当作范文来阐释和学习,它所运用的象征、借物言志等手法一直被视为散文写作的圭泉。
和许多经典作品一样,«白杨礼赞》的经典化使它脱离了最初产生的时空,从而迈入永恒,它的典范性的修辞价值冲淡了它所携带的历史意义。
现在看来,«白杨礼赞》的历史意义似乎更值得重视,因为要找出同样一篇借物言志的象征性抒情散文并不困难,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白杨礼赞》是独一无二的,它预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转折,并开启了后来的写作范式。
这一点,语文教学似乎不能忽略。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要练说,得练看。
看与说是统一的,看不准就难以说得好。
练看,就是训练幼儿的观察能力,扩大幼儿的认知范围,让幼儿在观察事物、观察生活、观察自然的活动中,积累词汇、理解词义、发展语言。
在运用观察法组织活动时,我着眼观察于观察对象的选择,着力于观察过程的指导,着重于幼儿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一、旅行与文学:
西北的发现
要练说,得练听。
听是说的前提,听得准确,才有条件正确模仿,才能不断地掌握高一级水平的语言。
我在教学中,注意听说结合,训练幼儿听的能力,课堂上,我特别重视教师的语言,我对幼儿说话,注意声音清楚,高低起伏,抑扬有致,富有吸引力,这样能引起幼儿的注意。
当我发现有的幼儿不专心听别人发言时,就随时表扬那些静听的幼儿,或是让他重复别人说过的内容,抓住教育时机,要求他们专心听,用心记。
平时我还通过各种趣味活动,培养幼儿边听边记,边听边想,边听边说的能力,如听词对词,听词句说意思,听句子辩正误,听故事讲述故事,听谜语猜谜底,听智力故事,动脑筋,出主意,听儿歌上句,接儿歌下句等,这样幼儿学得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既训练了听的能力,强化了记忆,又发展了思维,为说打下了基础。
1938年12月,应新疆文化名流杜重远的邀请,茅盾开始了他的新疆之行,途径昆明、兰州|等地。
1939年3月,茅盾到达乌鲁木齐,1940年5月,因为新疆形势恶化,茅盾离开新疆来到延安。
同年10月,原本打算留在延安的茅盾由于工作需要,又离开延安来到重庆。
这样,茅盾的西北之行历时两年才告结束。
一路上,茅盾仍然勤于笔耕,写下了大量文章,事后编成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白杨礼赞》等集子。
就数量而言,这一阶段肯定不是茅盾创作的丰收期,而且由于战时旅行,所带书籍不是很多,茅盾常常感到“学殖之荒芜”。
然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更多的是发现的喜悦。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解放以前,西北是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生计困顿,文化上更无足观。
总之,在当时国人的心中,那里断不是民族希望的所在。
然而,抗战烽烟燃起,风物繁华的东南很快落入敌手,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广袤的西北却活跃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根据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也有西北大开发的倡议。
因为从战略角度而言,西北幅员辽阔,适合于战略纵深,是持久作战的重要根据地。
西北虽然向称贫瘠,但地下资源异常丰富,特别是矿产石油等动力资源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
然而,国难声中的西北开发谈何容易,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的战略中心转为西南,西北再次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
要练说,先练胆。
说话胆小是幼儿语言发展的障碍。
不少幼儿当众说话时显得胆怯:
有的结巴重复,面红耳赤;有的声音极低,自讲自听;有的低头不语,扯衣服,扭身子。
总之,说话时外部表现不自然。
我抓住练胆这个关键,面向全体,偏向差生。
一是和幼儿建立和谐的语言交流关系。
每当和幼儿讲话时,我总是笑脸相迎,声音亲切,动作亲昵,消除幼儿畏惧心理,让他能主动的、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
二是注重培养幼儿敢于当众说话的习惯。
或在课堂教学中,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取消了先举手后发言的约束,多采取自由讨论和谈话的形式,给每个幼儿较多的当众说话的机会,培养幼儿爱说话敢说话的兴趣,对一些说话有困难的幼儿,我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听,热情地帮助和鼓励他把话说完、说好,增强其说话的勇气和把话说好的信心。
三是要提明确的说话要求,在说话训练中不断提高,我要求每个幼儿在说话时要仪态大方,口齿清楚,声音响亮,学会用眼神。
对说得好的幼儿,即使是某一方面,我都抓住教育,提出表扬,并要其他幼儿模仿。
长期坚持,不断训练,幼儿说话胆量也在不断提高。
茅盾生于浙江,长于浙江,其文学活动也多在东南沿海一带。
东南形胜,自会给文人的笔墨增添一份灵动和秀气,但也常常会造成一种拘囿。
故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首先是风物的新奇。
茅盾的西北游记本无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文笔有些粗糙,但放在现代文人游记的序列里就有些非同寻常的意味了。
游记的文体适应性极强。
它可以是小说,比如《西游记》《老残游记》,可以是散文,比如《小石潭记》《石钟山记》,也可以是诗词歌赋等。
总之,游记是灵活多样的。
要而言之,游记总是写空间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视角和心灵的变动,游记是旅行与文学的结晶。
由此,我们再来看西北游记对于现代散文的意义。
五四以来散文的勃兴,游记功不可没,特别是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欧洲游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也改造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世界意识乃至现代感觉就在这种震惊体验中建立了起来。
游记在人们的意识中建造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改造一个既有的旧世界。
在人们的心目中,游记中写到的欧美文明无疑是未来生活的代表,是最合乎人类理性的所在。
而与此相对照的乡土中国则处处散发着衰败的气息,是一潭死水。
在一些描写中国景色的山水游记中,作家们在倾情描写山川之美的同时,总也摆脱不掉挽歌的气息,总也改变不了忧郁和哀愁的调子。
这就是西北游记的潜在背景。
抗日战争无情地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平静,也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尽管这种加速带有极大的被动性。
对于人民而言,抗战带来的除了家破人亡之外,还有漫长的迁徙。
知识分子由于社会阶层的相对优越,较少遭遇惨绝人寰的屠杀,经历比较多的是迁徙。
迁徙过程的漫长和迁徙区域的广大,给知识分子留下较多思考和记录的机会。
而西北由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共产党政权欣欣向荣,吸引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前去投奔。
这是西北游记产生的直接背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游记是广义的游记,如前所述,是西北之行所见所感的记录,没有什么具体文体的限制。
当时的知识分子除了迁往西北之外,另外一个较大的迁徙之地则是西南。
特别是倾向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多数还是随政府前往四川、云南等省。
这一批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常规的逃亡路线一一南渡,不禁感慨万千。
富有历史感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历史上的南渡从来都没有北返的机会,他们多数人的心情是悲凉的。
他们写下的西南游记充满了苦难和悲痛。
这是西北游记一个极好的参照。
西北游记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西北被重新发现的过程。
30年代,勇敢的记者范长江写下了影响巨大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西北角»,向世界如实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血战前行的事迹。
西北角的力量第一次引人注目,这与国家危机中软弱的国民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战军兴,西北军民的抗战意志和业绩又一次地鼓舞了苦难中的中国人。
西北也重新被国人所关注。
茅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他的西北之行的,他无疑也参与了发现西北的大合唱,并且发出了高亢的曲调。
二、写作的姿态
《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是茅盾西北漫游中感慨而得,也是其西北发现的形象的总结。
作者自己也颇为看重这篇文章。
1943年,茅盾编选了一部散文集,名字便叫“白杨礼赞”,作者在序言中解释道:
“题名为《白杨礼赞》,则因例须择一篇为书名,而同时亦以自志五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罢了。
”也就是说,茅盾把他对西北最深刻的感情凝结在这篇散文中了。
文章开篇便是一句感叹: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这是表态,是呼吁,有力地奠定了文章的基调。
你如果读惯了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你可能会不适应,散文的开头不应该太有气势,不应该有压迫人的意味,但《白杨礼赞》不这样,它让你感到一种压迫,打破了你的阅读习惯,使你不舒服,进而警醒起来,严肃起来,阅读的姿势得由半躺改为正襟危坐。
总之,这不是消遣性的小品文,而是宣言书,带给你的也就必然是陌生的体验。
紧接着,是作者对西北黄土高原风景的描绘。
西北的风景与东南比无疑是逊色的。
高原的两种颜色一一黄和绿,分别代表着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力量,黄与绿两种伟大力量主宰的高原,给人的感觉便是“雄壮”和“伟大”,但这样的力量蕴涵在高原中,似乎有些沉寂,因此作者对风景的感受是“单调”。
这样的力量靠什么来激活呢?
这时白杨树傲然挺拔的形象便出现在作者笔下。
就像京剧当中的亮相一样,白杨树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
“那你的恢恢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
我那
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作者在这里获得了一次“震惊体验”,而这种体验迥然不同于那种在西方文明面前的震惊。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
”这句话纠正了世人心目中一个印象:
白杨树是平凡的。
接下来是作者对自己论调的证明。
力争上游、团结一致、不折不挠,这是白杨树的风格,也是它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个性所在。
接着,作者强调了白杨树“绝不是平凡的树”,并展开了新一轮的论证。
在这一轮中,作者对平凡的标准乃至美的标准进行了重新审视。
白杨树不是树中的好女子,却是树中的伟丈夫,而此时,国家民族更需要白杨树所代表的阳刚之美——“正直、朴质、严肃”。
显然,美也并不专指那种“婆娑、横逸斜出”之类的阴柔之美。
这里,茅盾对流传已久的审美趣味进行了纠正,也多少含有自我检讨的意味。
在此前的文学中,那种伤感的、忧郁的乃至病态的审美趣味是占主要地位的,当然这与国势衰微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有关,而更主要的则是对民众的贱视和悲观。
因此,茅盾在这里大声疾呼:
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
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
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这带有质问色彩的语调,足以使沉醉在个人主义陷阱里的知识分子坐立不安。
也正是在这里,作者冲破了感情的闸门,开始直接赞美西北高原上的抗日军民。
在这里,含蓄蕴藉的象征手法不见了,散文特有的散淡舒缓不见了,你只能感受到感情的纵横激荡。
这是淋漓尽致的抒情散文,它不事雕琢,也不完美,简直有些粗疏。
不错,粗疏或者说粗犷,是感情宣泄的需要,没有这种粗犷,反而丧失了散文的精气神。
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一文中认为好的文章是: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茅盾的《白杨礼赞》正是这样。
言及此,我想对中学语文界对《白杨礼赞》的修辞解读提一些看法。
第一,说这篇文章是一篇象征性散文,诚然不错,但这篇散文算不得典范的象征散文,因为随着文势的发展,茅盾抛开了象征,直接点出抒情对象,更强烈地礼赞抗日军民。
与《白杨礼赞》比起来,茅盾早期的散文《雷雨前》等全篇通用象征手法,严谨完整,无疑是象征性抒情散文的典范。
第二,这篇散文的炼字也不具有典范意义,或者说引导学生学习《白杨礼赞》的炼字艺术,与这篇文章的写作状态是不相符合的。
稍加检点,我们会发现这篇散文中形容词的重复率相当高,这怎么能说是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多样呢?
正确的解释应该是:
作者的感情使得他抓住几个最有力、最准确的形容词,反复用、并列用,不加选择、不加调换,由此才能把胸中激荡的感情释放出来。
《白杨礼赞》是一篇礼赞,是感情的宣言书,只有这样定位《白杨礼赞》,才能更准确地解读它。
文章的最后,茅盾对白杨树所代表的人民的精神品格作了总结和强调,在结尾又一次表了态:
“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至此,作者纵横激荡的感情终于有了一个坚定的收束。
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礼赞”体是不多见的。
现代散文是伴随着个人的发现而兴起的,因此五四时期的散文或高歌或低吟,都与个人的感触相关,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运动的狂潮过去之后,低吟似乎成了散文的主调,一时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个人主义似乎成了散文作家的泥潭,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小情调成了散文摆脱不掉的阴影。
写作的姿态愈加卑微,文章的气格愈加狭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杨礼赞》就有些横空出世的味道了。
茅盾在这篇文章里走出了自我,进而被白杨树所征服,满腔热情地讴歌北方抗日军民的精神意志,其文笔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气息和拘谨的调子,尽情挥洒、自由无羁。
这里,茅盾的姿态是仰视的,由于自我的反思和提升,茅盾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从而领略了更加壮丽的风景。
也由此,散文的境界变得开阔了,气格变得阳刚了,书写的姿态也变得昂扬了。
三、新的意象与新的抒情
抗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转折点。
由于抗日战争的激发,民族救亡热情空前高涨,普通民众蕴涵的巨大力量得以彰显。
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出书斋,观察中国的现实生活,进而重新理解中国乃至世界体系。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国的未来。
除了梁漱溟等一些一直坚持中国文化优越论的新儒家之外,原本倾向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文化观。
冯友兰写下了《贞元六书》,贺麟写下了《文化与人生》,李长之写下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朱自清写下了《诗言志辨》,这些著作所涉问题不一,但都跳出了“西学本位论”的圈子,廓清了西方现代价值观投射在中国文化上的迷雾,从而开始独立地阐释中国文化,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的价值。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40年代……其核心内涵便是:
重视民众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建设新的民族文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
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虽然是眼光向下的运动,但知识分子本身也受到了触动,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新的感情。
比如,一向沉迷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穆旦,开启了他的“新的抒情”道路,讴歌人民的苦难和坚强意志,以诗歌的精神力量引发人民朝向光明的举动。
与此同时,诗歌的意象也不加选择,只要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能够表现人民生存景象的,都可以入诗。
新的抒情带来新的意象,唯美的意象不见了,在穆旦的代表作《赞美》里,那些衣衫槛楼、艰难前行的人们获得了最深情的歌颂,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希望。
新的抒情和新的意象同样存在于散文中,《白杨礼赞》便是确证。
《白杨礼赞》里的感情,现代作家们很久没有体验过了。
鲁迅虽然坚信中国没有失去民族自信力,坚信民族的脊梁不会弯曲,但他只是表达了一种信念,他没有体验过发现的激动和确认的兴奋。
而在其他悲观绝望的作家那里,这种感情就更显得遥远了。
散文的意象也是这样。
一种意象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生活方式。
山水、古书、食物是此前散文中常见的意象,不待说表达了一种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调。
到了《白杨礼赞》,这些意象一扫而光。
用传统审美观点看,白杨树是不大适宜入诗入文的,而且简直有些煞风景的意味。
茅盾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章中也说它“没有婆娑的姿态”,但随即以退为进,大力宣扬白杨树所代表的新美学。
不仅如此,茅盾还对旧的意象、旧的美学、旧的感情进行了清算,借此确立了自己“高声赞美白杨树”的抒情姿态。
《白杨礼赞》虽然饱含着作者的情思,但从大背景来看,不能不说是拜时代之所赐。
这一时期,正是大量新的意象进入文学的时期,特别是白杨树所代表的农民,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以正面形象出现,彻底摆脱了五四文学乃至后来的乡土文学所塑造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的卑劣形象。
不仅如此,农民还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成为正确思想乃至中国未来的代表。
与之相应的,当然有写作者感情的调整。
文学的书写者们检讨并改变了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贱视民众的态度,开始发掘并汲取普通民众身上蕴涵的精神矿藏。
于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新的美学建立了。
《白杨礼赞》便是这种新的文学和美学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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