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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辅导和延伸阅读材料
汪曾祺网站:
汪曾祺作品在线阅读:
一、汪曾祺生平及创作概况
汪曾祺生平
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
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
1981年作品《大淖记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1997.5.16因病逝世。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
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
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
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锦绣江南,历史悠久,名城座座,人文荟萃。
汪曾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多年,对博大精深的吴文化尤感兴趣。
1947年,汪曾祺到上海一所中学教书,星期天除了听戏写作外,他最爱看戏考。
一日,他又兴致勃勃地翻看一本老戏考,上面有一段滩簧,其中有句唱词“春风弹动半天霞”,令他大为惊异,并夸道:
“这是李贺的诗!
”汪曾祺对昆曲也情有独钟。
《打虎游街》、《借茶活捉》诸戏,他百看不厌。
一日,汪曾祺去剧场看昆曲,一小丑在舞台上表演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那小丑传神的苏白,使他听得心醉神迷,不时发出笑声。
不料,邻座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来听去不知所云,直着急,老问:
“他说什么?
说什么?
”汪曾祺于是充当了那位京剧女演员的临时翻译。
汪曾祺曾说过:
“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
”那么,哪些作家的作品对汪曾祺产生过影响呢?
他坦言,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归有光是明代吴中著名散文家,名文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其结构“随事曲折”,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
他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
通过比较,他还认为归有光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并说:
“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
”
“能多掌握几种方言,也是作家生活知识比较丰富的标志。
”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
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
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常吆喝道:
“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
”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
糯。
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
“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
”
江南作家徐卓人在许多小说里保留了吴语的韵味,引起了汪曾祺的浓厚兴趣,赞不绝口。
他希望徐卓人在今后的创作中“能深入研究吴语的魅力,保持自己的特点。
”他还向她指出:
“不要为了具有江南特点,过多地装点吴语的句式和词汇。
”此述堪称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写作中如何调理吴语颇有启发。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
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颇多,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作品中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
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作品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代表作:
《人间草木》《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
大部分作品都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二、汪曾祺与寻根文学和当代小说
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是一位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
他在40年代的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影响颇深。
40年代就有小说集《邂逅集》问世,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写过京剧剧本。
新时期以来,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引起广泛关注,他随后一发不可收,发表了大量的独具风格的小说和散文,影响很大。
出版有《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集》等几个小说集,散文有《薄桥集》、《旅食小品》、《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1993年《汪曾祺文集》(四卷本)出版1998年八卷本《汪曾祺全集》出版。
汪曾祺就像一条被埋在地底下的河流,被发掘出来,喜爱者甚多,追随者也有很多,俨然有一种“汪曾祺热”。
二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已如过眼烟云。
回过头来看汪曾祺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其小说文体在文学史上的“承前启后”的意义。
一方面:
他把被中断的散文化小说传统延续下来。
这个传统可追溯到废名、沈从文、萧红。
另一方面:
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很深远,开启了“寻根文学”风气之先。
更新了小说观念,启动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感觉,这在阿城(钟阿成)、何立伟、阿成(王阿成)等一系列小说家那里可以看到江曾祺的影响。
一、《受戒》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史意义
1980年江曾祺的《受戒》发表,有人惊讶道: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一种截然不同的小说文体,一种与当代文坛格格不入的写作方式。
对此,江曾祺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他在并于《受戒》的创作谈里说:
“我在写出这个作品之后,原本也是有顾虑的。
我说过:
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
而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
写它有什么意义?
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
“汪曾祺对此很清醒:
不用说十年动乱,就是“十七年”,这样的作品都是不会出现的,没有地方发表,我自己也不会写。
”《受戒》发表时的犹豫和困惑,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
这是一个与当时审美趣味和文学潮流迥然不同的“另类”小说。
那么,《受戒》到底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呢?
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哪些新东西?
这要放在当时具体的文学环境中来认识。
(一)、小说自身审美功能的回归
题材问题曾经紧密纠缠着中国当代作家,一段时间内,题材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甚至会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
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明显优于知识分子题材和市民生活题材,写中心,写重大题材成为一个时期内文学的最高指示,目标指向。
新时期以来,题材问题虽然不像“十七年”那么敏感和尖锐,但文学并没有走出题材所引发的社会功利的旨趣。
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录》、《方舟》,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春之声》、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品,总是要在小说中承担点什么,批判点什么,反思点什么,文学承担着沉重的社会功利效应。
可是,在汪曾祺的《受戒》中我们找不到这些过于明显而直接的社会信息,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社会功能阅读的人来说,这不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受戒”。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这些看起来与社会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进入小说,都是些非常个人化的情感和行为,小英子和小和尚都是些平平常常的小人物,风俗习惯、掌故人物、花草虫鱼也进入小说。
而且,小英子和小和尚所作的并不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是内心世界的朦胧爱恋,是缘自人内心的希望和梦想。
汪曾祺把它写得那么美,那么精细,揣摩得那么老到。
“十七年”小说和之后的小说模式中的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都被取消和颠覆了。
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受戒》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赏欢娱。
(二)、观念上的平和疏散和叙述上的平淡
“小说是回忆”。
距离的拉远把各种急功近利的感情缓和下来,悲伤、浮躁、大喜大悲、死去活来等等都被时光之水过滤得淡而又淡,心态上呈现没有功利的平和散淡,相应地,叙述话语也是一样的舒淡平和。
在叙述视角上既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也不是自卑压抑的仰视,而是坦坦然然的平视,情真意切的正视,作者平等、宽厚地观照他笔下的人物,不喜不忧,万物静观皆自然。
这对于80年代初的人们来说,这种人文姿态和叙述风格也是陌生的“异类”。
相对于汪曾祺远距离、日常化的处理写作所带来的心态、叙述上的平和,那个时代的整体情绪特是“激情”。
“十七年”小说那样描写重大社会题材的小说《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等,叙述庄严充满激情。
就是80年代初期的诸多小说如《班主任》、《春之声》、《绿化树》、《人到中年》等也包含叙述的激情,作者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批判情绪,试图启发点什么,解决点什么,宣泄点什么。
王蒙的小说文体大多语速很快,给人以上气不接下气之感。
从一个方面看出王蒙心态上的急躁,冲动,对时代的启蒙式激情。
张法的许多作品里流露出的对男女平等的激愤,也是一种情感的浮躁状态。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里几乎是情感的饱和状态了,它逼着你、抓着你、强迫着你、进入他的叙述情感中去,和他一同去思考、去激愤、去历险。
可是,在汪曾祺那儿,我们开始领略到一种“坐看云起时”的从容和达观,激情被处理得平平淡淡了,这缘于他的人生观、生活观。
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平平淡淡的事多,惊心动魄的事少。
他把自己退到生活本身,来看待,叙述和观察生活。
当然,汪曾祺的平淡叙述并不是冷静叙述,如以后的新写实小说的冷处理,还原生活的原本叙述,呈现出没有诗意的琐碎平常生活。
汪曾祺的平淡叙述却在老到,成熟的姿态中处处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他说自己是个“人道主义者”“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我们在《受戒》中处处可以感觉到汪曾祺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欣赏。
小和尚明子和小英子的恋情处处充满世俗的欢娱,和尚也是一种人,同样充满着人的七情六欲,需要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生活。
所以,汪曾祺的平淡叙述不是对于生命的远离,更不是脱离生活的遐想,而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文体,感觉方式和生存方式。
复出的汪曾祺已经迈入生命的黄昏。
个人和时代的遭际使他不能象“青春少年”那样意气风发、激情万丈,如他40年代《复仇》中所表达的个人性很强的情绪状态。
这个时候的他对社会,事故的理解很老到,很成熟,情感也能自我克制,判事那么清楚,而性格又那么随和,自己是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的。
回归到单纯质朴的生命状态,打捞那些留在记忆深处的美好的印象和梦想,回忆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于是,我们便看到这种平淡自然的叙述文体。
汪曾祺用平淡的叙述营造了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围,《受戒》时髦民俗风情,有地方景致,有朦胧初恋,有之间欢情。
清新的语言和松散的结构使这部小说在80年代初显得“格式上的特别”,这个独具审美品格的文本意味着一种独具风格的小说文体样式,一种关于小说观念的更新,这在以后的影响中可以看出这种小说样式启发了许多人的写作,这完全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
二、汪曾祺小说的“承前启后”的意义表现;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影响颇深。
他的《受戒》、《大三卓记事》和沈从文的《边城》在风格上有一些想近的地方,他自己说《受戒》里的小英子受沈从文里的翠翠、三三、夭夭等女主人公影响。
当然,一个作家对于另一个作家的影响更多的是潜在的精神上的影响,未必看得那么清楚直接。
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讲就是“对于曾经影响过我的作家的作品,近几年我也很少再看。
”然而,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了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有人将沈从文、汪曾祺、钟阿城、贾平凹等名字串连起来,认为他们一脉相承,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小说极其重要的一支”。
《汪曾祺侧写》其实,在沈从文之前也许应该加上废名,汪曾祺曾把沈从文和废名联系起来:
废名是一位被忽视的作家。
在中国被忽视,在世界上也被忽视了。
废名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影响很大,很深,很远,我的教师沈从文承认他受过废名的影响。
他曾写评论,把自己的几篇小说和废名气几篇对比汪曾祺《从哀怨到沉郁》。
当然,把他样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明显而直接的师承关系,而是考虑到他们处理题材的方式,叙述方式,精神气质的相似性。
如:
散文化,诗化小说;乡村和边城的普通人生;语言自然清新等等。
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废名的小说里哀怨和悲喜的东西多一点,沈从文小说里人们坚忍和健康,汪曾祺则是欢乐多一点。
废名被批评家称作:
“中国现代第一个田园小说家”。
废名小说里所营造的中国宗法制的宁静乡村,这里既有“拒朴舍真”的古风,也有冲淡平和的自然,废名把乡村诗化,文人化,废名过滤去乡村里生存的现实苦难和世俗丑恶而使他笔下的乡村呈现出雅致与优美的境界,《竹林的故事》、《桃园》等短篇和长篇《桥》连缀在一起便是一个充满牧歌调子和诗意的竹林世界,小桥流水,竹林孤塔,水井桃园,钓杆斜阳,日常生活里的翁姬儿女,或烂漫天真纯朴可笑,老而有情,少面有趣,有着“溪头卧剥莲蓬”的稚拙,废名这些乡土小说里的村民和田园,多有流水,竹林、桃园,葱茏可爱,自然清新,《桥》里的细竹说:
“绿了你的眼睛”。
生活在这片宁静和谐的田园之上的,是稚拙可爱的少男少女,慈祥古朴的老媪老叟。
当然,他的乡土世界也并不是全然缺乏人间烟火的清凉世界,那些质朴的老人和那些快快乐乐的少男少女所带来的生动和活力消解掉可能有的冰清和死寂。
在这个乡土世界里,自然与人完全相依相谐,相融相洽。
与废名笔下的那略带儒雅气的田园之梦不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片非文人传统浸染的自由而快乐的生命之地,自然之水自由地抚摸着健康而烂漫的生命,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主调是“爱”,美和自由,这里的人按照自然的节律快快乐乐地活着,在青山绿水之间游戏歌唱,这是一片有着自己生存规则自得自足的世界,既没有读书人的儒弱迂阔,也没有城市的势利和枯萎。
这是一条不被人注意的文学暗流,中间曾经中断或出现空白,废名被埋没了多年,沈从文也多年不被人注意。
汪曾祺的出现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家和小说潮流。
“寻根”小说和“风俗”小说的写作有追溯到汪曾祺。
如黄子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教训是它拒绝了40年代除延安文学以外的新文学遗产。
而汪曾祺小说家就成为80年代国文学(主要是寻根文学)与40年代新文学,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
美国研究者张诵圣也认为汪曾祺“开近年文学寻根之风”张诵圣《开近年文学寻根之风--汪曾祺与当代欧美小说结构观相颉颃》。
其实,:
“寻根文学”的发动有着更为浑厚的文化背景,汪曾祺的小说也许从一个侧面启发了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根底的寻找和反思。
但是汪曾祺的游说更深远意义还是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在小说文体上接近于汪曾祺并由有创作实绩的作家大致有阿城,贾平凹(某些商外系列小说),何立伟、阿成等。
三、汪曾祺的小说文体对当代小说的意义;
从《汪曾祺全集》所呈现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状态来看,汪曾祺的小说篇幅都不长,从我们目前披照字数所界定的小说类型上说,都属于短篇小说,最长的也不过一万七八千字。
对此,汪曾祺自己认识得很清楚:
我对短小说兴趣很大,也不是自我独创的。
听人说中国现在写笔记型小说的,一个是孙犁,一个是我,对我加这桂冠我不准备拒绝,真是可以说,而且影响了一些人。
我希望小说不要写得很长,短并不只是篇幅上的问题......当代作家对小说形式希望有所突破,尝试新的文体,新的写法......
如果说汪曾祺前期的小说还有许多情节的因素,情绪的渲染,景致的描写,还有那么一点点“写”“做”小说的痕迹。
汪曾祺后来的小说越来越简约、随意,篇幅更短小,文字更朴素。
后来汪曾祺的小说不仅没有像《大淖记事》的长篇大论,就是像《受戒》那么长的也不多见,大多三四千字,有时只寥寥几笔,求其神似,颇似随笔,被称为“笔记体小说”。
汪曾祺古典文学素养很深厚,喜爱古代笔记。
他在《晚饭花集.自序》里说“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
他举出《世说新语》、《梦溪笔谈》里的名篇都是“笔记”或类似笔记的小品。
这里可以看出“汪曾祺的一种文学的文体的趣味”。
汪曾祺说自己是一个文体家。
他反复剖白写作短小说的深层原因,把一种小说文体和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联系起来。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短篇小说。
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
、、、、、、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
有人说,我的某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
我很奇怪:
为什么要抻一抻呢?
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
我以为一篇小说未产生前,即已有所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
先有此事物的“天理”。
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
短篇小说创作曾经是“十七年”文学一个引入注目的区域,当时许多有影响的评论家和作家都对这一文艺样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如茅盾,赵树理、魏金枝、骆宾基、沙汀、侯金镜、周立波、孙犁、欧阳山、壮鹏程、李准、峻青、王愿坚。
出现了渐趋稳定艺术个性的“短篇”小说作家。
如孙犁、峻青、王愿坚,也出现了一批现在看来似有艺术趣味的短篇小说,如赵树理的《登记》,孙犁的《山地回忆》,骆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等。
而那些反映革命历史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篇小说,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山乡区变》、杨沫的《青春之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已引不起当代人的陶读趣味。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面除了社会主义生活观念的变化外,也有小说样式的因素在里面。
长篇小说多是对革命历史的叙述,面这种叙述又是构建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学说基础之上的,艺术上也是传统的叙述模式,为当代生活和当代小说艺术发展提供不了新东西。
“而短篇小说则经常面临不变革、不作新的开拓。
有时难以维持下去的考验。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短篇是新的题材,新的艺术形式的试验,发现的“前驱性”样式。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短篇小说在艺术环境松动时最先作出反应,对自我形式和观念作出挑战。
而且,它们涵盖的社会生活面小,可只关注生活的某个侧面,某个情景,某个片断,所以,我们还可从短篇小说中获取那些有意思、有趣味的细节和情景。
新时期以来,最先作出迅速反应的也是短篇,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而后中篇小说出现了繁荣,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体裁。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问题》。
在这之下可以列出一大串作品。
如:
王蒙的《杂色》,谌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三生石》,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的《那玉》、张洁的《方舟》、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远村》,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黑洞》池莉的《烦恼人生》等等。
进入90年代后,不仅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有长篇问世,如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柏慧》、《家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等,而且那些在9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也纷纷炮制长篇,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陈染的《私人生活》,海男的《我的情人们》等等。
面那些进行观念上的形式探索的先锋小说家也从适宜进行游戏的短篇和中篇走到倾向于情节、叙事的长篇写作中,余华的长篇《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妻妄成群》等等。
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这既标示着当代作家艺术上的稳定和成熟,对生活的把握更深入更全面,也与当前的创作机制、出版机制和稿酬有关。
长篇小说对于出版社培养一个作家,创立一种品牌都有利,而且,作家也可获得更多的利益。
稿费(即字数的多少为标准)方式剌激了一部分作家,小说越写越长,一个短篇拉成一个中篇,一个中篇拉成一个长篇。
当前,专心经营短篇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少。
短篇只成为小说家偶尔为之的“游戏”。
像汪曾祺这样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的写作而颇有成就的人简直是少而又少,不仅如此,汪曾祺把这一小说样式赋予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语言、结构,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
如散文化的小说,平淡的叙述方式,简洁准确的语言,“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虚实相生的氛围等等。
我们在他那些精致而令人回味无穷的小说里看到生命的各种状态,人生的各个层面,体味空灵和诗意,感悟到成熟和达观。
尤其是他后来写作的类似于“笔记体”的小说,如《晚饭花》、《小孃孃》等等,主观抒情性大大减弱,倾向性更隐蔽,客观、冷静、洞察、朴素、平实、点到为止,不再渲染,“辞达而已”。
综上观之,汪曾祺在文学史上是具有着“承前启后”意义的小说家。
三、京派简介
京派小说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目录[隐藏]
∙1基本概念
∙2文化背景
∙3文学观念
∙4作家特点
∙5艺术特征
∙6主要作品
∙7相关词条
∙8参考资料
京派小说-基本概念
京派小说
京派:
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
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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