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不同论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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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不同论doc
此并不相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郑玄此处“慎独”的解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其是用《大学》的“慎独”来解释《中庸》。
朱熹亦是如此,其说: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
”(《中庸章句》)可以看出,除了为了照顾《中庸》原文外,朱熹对于“慎独”的解释完全同于《大学》。
不过从上下文来看,《中庸》此处讲的“慎独”与《大学》并不相同。
《中庸》此段主要讲“性”,因此“慎独”的含义应该与“性”有关。
“天命之谓性”,意思是说“性”是从天而来的。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们前面说过,并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顺从性的发展就是道,按照道进行修饰就是教,而是两种完善性的方式。
否则性发出来的过与不及也可称作道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庸》原意。
因此,下面讲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实际上也是讲“性”的。
这样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及“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讲的都是“性”了。
因此,“慎独”也就是对“性”而言了。
也就是说,这种“慎独”仅仅包含内在的方面。
与《中庸》这种内在“慎独”相似的思想,还见于《五行》篇。
《五行》有经有说。
在经中,其说: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
君子慎其独也。
”这里仅仅指出“慎独”是能够为“一”。
对于“一”是什么,其并没有指出。
从其前后文来看,应该指的是能够把仁、义、礼、智、圣五行协调为一。
而五行都是“形于内”的“德之行”。
因此,这里指的是“心”。
说则对经的“慎独”作了解释,其说: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
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君子慎其独’。
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口……‘是之谓独’。
独也者,舍体也。
”这里明确把“慎独”解释为“慎心”。
可以看出,经和说对于“慎独”都是从“心”上讲的。
这与《中庸》从“性”上讲“慎独”虽然不同,但都可以看作一种纯内在的修养方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中庸》对于“慎独”的理解是不同的。
《大学》的“慎独”可以包含内、外两方面,而《中庸》仅仅有内在的方面。
《大学》的“慎独”是“诚意”的意思,虽然侧重内心,但不否定“独处”的含义。
而《中庸》的“慎独”则是就“性”而言的。
对于这一点,刘宗周有着深刻认识。
他说:
“《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
《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大学》从意根上说来。
独是虚位。
从性体看来,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
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
”(《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81页)刘氏虽然借助“慎独”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但他指出《大学》、《中庸》“慎独”的不同含义,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
三、修身
《大学》、《中庸》也都谈到“修身”,但二者对于“修身”的解释并不相同。
“修身”不仅是《大学》的八条目之一,而且在八条目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大学》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这就是说,从天子到一般老百姓,都要以“修身”作为根本。
如果这个根本没有做好,那么也就无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那么如何修身呢?
在《大学》看来,修身的关键在于“正心”。
如果身体有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感,则心就会不得其正。
而心不得其正的话,身体的器官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而要正心的话,又必须先诚意。
所谓诚意,就是“慎独”,就是为善内外如一。
“格物”、“致知”历来解释莫衷一是。
但如果按照王阳明批评朱熹“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传习录下》)的话来说,“格物”、“致知”也应该是对“正心”而言的。
实际上《大学》开始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正是对“格物”“致知”而讲的。
这里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正好可以与“格物”“致知”相对,而“知止而后有定”一句显然是从“心”上说的。
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大学》也强调了“修身”对于它们的重要性。
如在“齐家”中,《大学》说: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这里讲的“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显然与前面讲的“诚意”呼应,也是对“心”而言的。
在“治国”中,《大学》说: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这里讲的实际是“忠恕”之道。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即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而这两者都是靠“心”衡量的。
所谓“藏乎身”,即“心”也。
在“平天下”中,《大学》提出“絮矩之道”的思想。
所谓“挈矩之道”,就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这实际上就是上面讲的“忠恕之道”,显然也是从“心”上讲的。
可以看出,《大学》的“修身”思想都是从“心”上讲的。
而《中庸》中的“修身”则与此不同,其说: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这是说,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人才,而取人的标准则在于品行。
而品行的修养要通过道来实现,道则要通过仁来完成。
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亲亲关系最为重要;而义是合宜的意思,其中尊重贤人最为重要;礼则是在仁、义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君子要重视修身,而修身又需要“事亲”、“知人”和“知天”。
《中庸》又说: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知、仁、勇三者被称为“三达德”。
知道这三者,就知道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能知道如何治人;知道如何治人,就能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国家。
因此,“修身”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治理天下国家的基础。
《中庸》说: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
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这是说,处在下位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其上司的信任,那么他就不能治理民众。
而只有得到朋友的信任,才能得到其上司的信任。
取得朋友的信任,又要以孝顺父母为基础。
孝顺父母,则要靠“诚身”来实现。
“诚身”又要以“明善”为基础。
在《中庸》看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明善”、“诚身”是这个链条的基础。
这里的“诚身”就是“修身”的意思。
在《中庸》看来,“诚”是天道的内容,而如何达到“诚”则是人道的目标,“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达到“诚”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诚明”的方式,一种是“自明诚”的方式。
前者是“生而知之”者,后者是“学而知之”者。
《中庸》说: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中庸》认为,只有“天下至诚”才能“尽性”,然后才能实现他人和物的性。
也就是说,在《中庸》那里,“诚身”就是“尽性”,“修身”也就以“尽性”为中心了。
这与《大学》所说的以“正心”为中心的“修身”显然不同。
四、“平天下”与“与天地参”
在理想目标上,《大学》与《中庸》也不相同。
《大学》的最终目标是“平天下”,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八个阶段,其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所谓八个阶段,即“八条目”,具体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大学》看来,这八个阶段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只有前一个阶段实现了,后一个阶段才能相应的实现。
可以看出,《大学》所说的“平天下”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
而“明明德”是《大学》的“三纲领”之一。
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新)民”和“止于至善”。
其中“明明德”是自己使自己心中的“德”显明起来。
而“亲(新)民”则是使他人的“明德”显明起来的意思。
而“止于至善”是“明明德”和“亲(新)民”的最终目的。
因此,“明明德于天下”也就是使天下人的“明德”都显现出来的意思。
只有这样,天下才能达到太平,这也就是“平天下”的意思。
与《大学》有相似的地方,《中庸》也讲“治国”、“平天下”,其说: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
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这是说,治理国家有九种大法,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和怀诸侯。
其中尊贤、亲亲相当于《大学》中的“齐家”,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相当于“治国”,而柔远人、怀诸侯则相当于“平天下”。
不过“平天下”并非《中庸》的最高理想。
“与天地参”才是《中庸》的最高理想。
其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性;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性,才能充分实现他人的性;能够充分实现他人的性,才能充分实现万物的性;能够充分实现万物的性,才可以参与到天地化育的过程中;这样就可以“与天地参”了。
这里的“赞天地之化育”,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也就是前面说的“自诚明”的方式。
除了“自诚明”外,《中庸》还讲了“自明诚”的方式,其说: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曲”,郑玄曰:
“犹小小之事”,朱熹曰:
“一偏也”。
所谓“致曲”,就是从一个具体的事情开始来实现“诚”。
由诚就能逐步实现化育万物的目标。
“自诚明”和“自明诚”虽然实现方式不同,但最终达到的效果都是相同的。
《中庸》认为,人与万物的性都是从天而来的,也就是说,人与万物在性上是相同的。
二者的区别在于人能尽性,而物不能尽性,而性又是从天道那里得来的,因此,人类通过尽性能够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
这个“天道”,在《中庸》看来,就是“诚”。
“诚者,天之道也”。
既然天地万物的性都是从天道得来的,那么地道也体现了“诚”。
因此,《中庸》在讲“天道”的时候,常常连同“地道”,其说: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
因为人的性是从“天道”得来的,因此,人通过“尽性”,能够返回“天道”。
《中庸》把此又称作“合外内之道”: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诚者物之终始。
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诚是万物的根本。
如果没有诚,就不会有万物。
诚者不仅仅要成己,而且还要成物,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尽性”、“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
“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也就是“与天地参”。
《中庸》还对这一理想目标进行了描述:
故至诚无息。
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这实际是对上面“与天地参”过程的另一种表达。
“至诚无息”就是“为天下至诚能尽其性”。
“不息则久,久则征”就是“能尽人之性”。
“征则悠远”,即“能尽物之性”,也就是下面说的“悠久,所以成物”的意思。
“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即“参天地化育”。
“博厚”讲的即是“地道”,“高明”讲的即是“天道”,“悠久”讲的即是“人道”。
“不见而章”则是描述“与天地参”境界的状态。
虽然《中庸》的最高理想是“与天地参”,但其一再强调实现这个理想要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如其说: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大哉圣人之道!
洋洋乎!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这也就是其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可以看出,在最高理想上,《大学》和《中庸》并不完全相同。
《大学》只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由内到外的过程;而《中庸》除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处理人与宇宙的关系,是一种由下向上的过程。
从上面分析来看,《大学》和《中庸》在心与性、慎独、修身以及最高理想上都是不同的。
而“心”与“性”的不同是造成二者不同的最根本的原因。
慎独、修身以及最高理想上的不同都是由“心”与“性”的不同推衍而出的。
从理论建构上讲,《大学》是一种由内到外的过程,而《中庸》则是上贯下通的模式。
早在1930年代,冯友兰就曾指出,《大学》、《中庸》属于不同的儒学派别,二者分别与荀子和孟子学派有关。
(参见冯友兰,上册,第267-278页)虽然二者是否分别属于荀学、孟学尚有争论。
如劳榦、徐复观认为《大学》受孟学影响更大(参见劳榦,第2601-2608页;徐复观,第167-169页),王博认为《中庸》包含很多荀学的内容(参见王博,第61-69页),等等,但二者在理论形态上不同确是事实。
牟宗三曾把宋明儒学的体系分为“横摄系统”和“纵贯系统”两种:
前者形而上的实体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主观地讲,是静涵静摄系统;客观地讲,是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此为程颐、朱熹之系统。
而后者形而上的实体是“即存有即活动”的,是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道德地创生的直贯系统。
此为先秦旧义以及周敦颐、张载、程颢等宋、明儒大宗之系统。
(参见牟宗三,上册,第51页)按照这种区分,《大学》近似“横摄系统”,《中庸》则属于“纵贯系统”。
牟宗三还根据宋明理学依据经典建立理论体系的不同,把宋明理学分为三系:
周敦颐、张载、程颢等为一系,此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则以《论语》、《孟子》为主;程颐、朱熹为一系,其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陆象山、王阳明为一系,其以《论语》、《孟子》摄《易传》、《中庸》,而以《论语》、《孟子》为主。
(同上,第42-43页)牟氏对于宋明理学这种分析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其看到《大学》、《中庸》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同,确属卓见。
不过其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划分并不确切。
就《大学》、《中庸》而言,在理论形态上,后来的陆王心学与《大学》更为接近,因其以“正心”为中心;而程朱理学则与《中庸》更为接近,因其以“尽性”为中心。
唯有如此。
朱熹曾说成人即大学的学习方法有二,一是自学二是交流。
自学中不断的研究,交流中相互借鉴才能不断地提高对“德”的认识和理解,这样才能止于至善。
可惜现在的学生一是自学能力差二是不相互交流,大量的时间用于如何应对考试。
如从这方面看如今的教育真的是不如古时,从方法上应向古人学习,这也或许是没有“大师”的原因吧。
《诗》云:
“於戏,前王不忘!
”这句话更值得做教育的人深入反思啊。
《大学》读后感2《康诰》曰“克明德。
”《大甲》曰:
“顾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
“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
曾子在此引用上古之圣人之经典,开始阐述仁学的要义皆来自上古时期的传承,通过孔子刨根问底显示了仁学的本质来源于人之心性,一切神祇之性皆来源于本性既德性,剥离怪力乱神,去除无谓的精神崇拜,回归自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彻底的回归,回归无神轮,一切人皆可圣,圣不在什么地方,心性就是圣地。
由此可见,无论佛教宣说无神论却再次沦入神祇崇拜,其他所有宗教都没离开有神崇拜。
这是我们华夏文明最璀璨的源起。
《尚书。
周书》中德《康诰》乃周公封康叔于殷地之时所作的训辞。
意为你要克制自我之私欲而昭示仁德之性,慎用刑法,善待孤寡老人等等弱者,才不会如同三监一样为了自己而使社会动荡。
能够执守和实现内在心性之德于自己和天下,也只有这样实行圣贤之道于时时刻刻和事事物物中。
《尚书。
商书》中《大甲》中说到伊尹放太甲这个事件中来说明“先王顾諟天之明命”的根本性。
太甲上位三年而刚愎自用,一味享乐而朝政昏乱,被伊尹放于铜宫而反省,终于明白天子与百姓无别,明白心性只要而重新国泰民安。
告诉大家不管是谁皆应尊重内在心性之本,方本国顾諟天下之命。
《尚书。
虞书》至《帝典》阐述上古禪让之礼。
“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也就是说通过天子内在生命中高深光明的德性来普照和谐九族百姓,以至于和睦相处,风俗归厚,才使社会处于文明,以至于普天下太平。
可见华夏文明上下贯通,从不偏颇,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社会本质以和谐为上。
通过对《尚书》三篇的经典引用,明明德之明是自觉、自发、自主、自由地彰显仁义心性,是超越的和先验的。
正如孔子所说“吾欲仁,斯仁至也”。
禅宗临济大师一样以人为本,心性自明,可见佛教传入中国,融合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本善才有了禪总本真,于是禪宗才是真正的汉佛之核心,完全超越原来的佛教框架。
读书明志在于透彻心性,大学之深邃在于此。
《大学》读后感3《大学》作为四书之一是古人必修的科目,千年之后,再读《大学》,也能从中感受到当时的思想风潮。
可以说它影响着千万古人,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具有中国色彩的思维方式与做人原则。
其中某些道理沿用至今,我们的思维方式仍受其影响。
《大学》中提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止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简而言之,即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
这是它的核心。
再直白些,他讲的就是做人,做学问。
众人皆知,人性本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品行只是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
但我们所崇尚的都是做一个有道德,修养,品行的君子。
做君子的基础首先要做到正心,诚意,修身。
首先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都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使自己有一颗正直的内心。
这样就算外界环境何其复杂,也不能扰乱你的判断,动摇你正确的态度。
俗话说:
脚正不怕鞋歪。
再看看如今,不少官员因贪污受贿纷纷下台。
其实他们缺钱而贪,而是没有正心,被欲望所迷惑。
盲目追求名利,脸面。
认为受贿很有成就感,是自己权力的体现。
再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少皆沉迷于网络,或是游戏,或是小说,或是不良影片。
这显然也是不正心的表现。
作为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当然仍是学习。
学习理论知识,学习为人处事,而不是学习如何花着父母的钱娱乐,消遣。
其余次之。
其次做人要讲诚意。
“所谓诚意,自欺也。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自谦。
故君子心慎独也。
”它既需要人们对诚意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愿意过有诚意的人生,同时还要逐渐养成习惯,以诚意人生为幸福,以违反诚意道德为痛苦。
这样才会实实在在去追求诚意。
从善改过,不断完善自己,在各种非诚意的诱惑面前不动心,这是对君子的要求。
而对大学生而言,诚意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学生是祖国的接班人。
如果连大学生都不讲诚意,那么整个国家还谈什么未来呢?
最后,学会修身,做到进取和完善。
虽然我们做不到完美,做不到圣人一样可以考虑到天下,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修身,修身更多的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我能活得更高尚。
另一方面就是做学问。
做学问讲究致知,格物。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有不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不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格物指努力穷就事物之理。
当人们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备彻底了;致知完全是作为认识过程找能够的格物在人所得知识的一个自然结果。
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所以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
修就要格物致知,精神上“诚其意,正其心”诚意则必须从慎独开始,正心则要求保持平和的心态。
最后我们简单谈谈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先,我们要齐家。
正如一叶知秋,以小见大。
连自己家族都管理不好,怎能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
作为大学生,我们为自己的目标,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应由小事做起,做好每一件小事,最终必能实现你的伟大目标。
《大学》蕴含的内容太多太多,如用一句话来讲,“《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大学》读后感4“《诗》云:
“於戏!
前王不忘。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以此没世不忘也。
”
“於戏!
前王不忘”源自《诗经.周颂.烈文》,是周成王祭祀时赞颂先王并诫勉助祭之句。
也就是说先王建立如此显赫之伟业,吾等后人不能忘记这样的伟业传承。
具体又指什么呢?
也就是“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君子仰慕古贤圣人之德行,见贤思齐,见圣渴仰;而小人也乐得借用先贤之名来以此获得自利。
在东方另一个国家印度文明传承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瑜伽这样结合、联通、合一和相应来表述。
与内心心性合一而明身乃心性之化身;与天上神灵合一,如阿凡达;与古贤先圣合一而智慧似我。
以至于佛教盛行而演绎到无比殊盛而繁复,君子探求无限,小人用其无限。
可见正信和迷信混杂一起,难以清晰。
而儒家直探龙珠,直揭精辟,仅此一句,使真意灵魂大白与世,简单平实,仁心直露,使人深省,言下大悟。
《大学》总在不断引用先人智慧说当下实际,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也无修饰,更是中立直接,真实华族智慧之精要,深读其乐无穷。
也由此成全了《大学》的历史地位。
生活中,我们总在道理中纠缠不清,与其说道理无非就是自我认知的一面之词,放在阳光下暴晒,还能有多少客观。
一切道理皆废话,不中立,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说什么才是最根本的呢?
那就“贤其贤而亲其亲”,其贤其亲变成自然之道,用在社会中就是合真之道,明辨是非之道。
至此,心性洞开,与天地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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