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回顾与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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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回顾与展望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回顾与展望
摘要: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文化早于三星堆,是当时成都平愿追溯到的最早的史前文化。
这些城址的发现将成都平原的历史上推了1000多年,显示此时成都平原已出现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处在同一发展水平。
进一步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考古新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价值。
本文对成都平愿史前城址群的发现、调查、发掘与综合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关键词: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宝墩遗址;高山古城;鱼凫古城;聚落研究;科技考古
一、考古发掘情况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是1995-1996年相继发现的。
根据考古发掘及研究情况的时段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酝酿起步时期(1980年代-1995年)
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便有了对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村遗址的调查,但当时因为认识的限制,只认为它们是春秋战国、汉代或汉代以后的城址。
真正对这些古城遗址的性质有基本明确认识,集中于1980年代至1995年期间,主要表现为对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进行的一些零星考古调查工作。
宝墩遗址
新津县宝墩遗址于1984年调查时发现,发现陶片和磨制石斧。
1987年在宝墩遗址真武观地点发现磨制石器和陶片。
198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曾经与成都市考古队共同调查宝墩遗址,但没有形成文字资料发表。
郫县古城遗址
郫县古城遗址于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
1985年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芒城遗址
1989年至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层两次对芒城遗址做过调查试掘,但收效甚微,也没有发表资料。
(二)第二阶段:
发展与初见成效时期(1995~2005年)
在国内多地发现和确认了一大批史前古城遗址的学术背景之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平原也先后确认和发现了8座史前古城遗址,并在大多数古城遗址开展了考古试掘与发掘工作。
1.宝墩遗址
宝墩遗址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四川新津县城西北约5千米的新平镇(龙马乡)宝墩村,地面有明显的围成长方形的土垣,其中北边和东边土垣保存较好,土垣宽度10-25米左右,最高处约5米。
以前俗称“龙马古城”,当地老百姓传说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
1995-1996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与四川大学联合复查确认并发掘宝墩遗址,之后又有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
1995年对宝墩遗址东城墙北段真武观地点解剖,发掘遗址东部堆积。
1996年发掘宝墩遗址田角林、鼓墩子地点,解剖东城墙南段蚂蝗墩地点城墙,基本确定宝墩遗址的城墙范围及走向。
《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一书对宝墩遗址先期调查研究资料进行了汇总整合。
2、温江鱼凫村遗址
鱼凫村遗址位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温江城北约5公里的万春镇鱼凫村,西南距岷江7公里、江安河2公里。
当地传说为鱼凫王的都邑所在地,俗称“鱼凫城”。
该城址保存较差,平面约为不规则多边形,城垣周长约2100米,城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可能有护城壕存在。
城的方向为西北一东南向。
1996年春,经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重新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初步推测其为早期遗存。
同年10-12月,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钻探和试掘,基本清楚了古城城垣的结构和建造方式。
1999年,通过对遗址进行全面钻探,详细了解了城址内宝墩文化时期堆积的区域性差异及分布规律,并对遗存丰富的第1、Ⅱ两区进行重点大面积发掘。
3、郫县古城遗址
古城村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带,位于郫县县城北约9公里的三道堰镇古城村,北距青白江(蒲阳河)约3.2公里,南距柏条河约2.5公里。
当地传说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养马的“养马城”。
城垣保存较完好,平面呈长方形,长约637米、宽约487米、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城垣现存宽10-30米、高1-4米。
城的方向为西北一东南走向。
1996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首次对古城遗址进行调查、试掘。
1997及1998年,考古队在1996年调查、试掘的基础上,对该城址的南半部和北半部又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勘探发掘,并选择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正式发掘,在城址中心部位发现一座大型礼仪性的建筑基址F5。
且通过解剖城墙可知,筑城之前该地已有聚落存在,第一次筑城墙的年代应在遗址的早期,遗址晚期对城墙有增筑。
1998-1999年,考古队继续对城址北半部进行有计划的勘探和发掘。
发掘者初步推断在城址东垣北段的缺口处应为城门所在地,了解到古城遗址的聚落布局以大型礼仪性建筑(F5)为中心,在其四周分布有小型的木骨泥墙建筑或其他小型建筑,应为城址的居住区。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属于宝墩文化时期的14座房址,34个灰坑和1座墓葬,以及相应的丰富遗物,大致对该古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及其文化面貌有了基本了解。
4、都江堰芒城遗址
芒城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西缘,都江堰市南约12公里的青城乡芒域村,西距青城山支脉药王山约2.5公里,东距泊江河约1.4公里。
传说为明末张献忠匆忙修建而成的“忙域”,当地老百姓俗称“芒城子”。
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
域址平面呈长方形。
有内外城垣,内城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40米,城垣现存宽5-20米、高1-3米;外城垣现存宽5-15米、高1-2米。
内外城垣之间相距约15-20米,其间地势低洼,似为城壕。
芒城遗址在1996-1999年间共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总面积2582平方米。
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与都江堰市文物局在该遗址西北部进行了两次试掘,发现有灰坑、灰沟、房址等,出土了一批宝墩文化的典型遗存。
1998和1999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对芒城遗址西北部堆积较好的区域进行了两次发掘工作首次在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中发现完整的竹骨泥墙式房址(F5),并对遗址展开了土样和植物标本的系统采样工作。
综合历次考古工作,发掘者对城墙的堆筑方法、年代以及壕沟的形成有如下认识:
芒城遗址分为早晚两期,在修筑城墙之前,已经有聚落存在,其形成的堆积为早期;在第一次筑城后形成的堆积为晚期。
其主体文化为宝墩文化第二期遗存,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500-4300年。
内外城墙和壕沟是一系统工程,其修建方法是“挖壕取土筑墙”,第一期内城墙的修筑年代当在早期末,内外壕沟的形成年代与之同时;第二期内城墙要晚于一致的晚期,其修筑年代当在晚期末。
城墙的废弃年代与遗址大致同时,壕沟则一直到宋代才被自然淤积和人为堆积填平。
5、双河古城遗址
双河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崇州市(原崇庆县)城关(崇阳镇)北约16公里处的元通镇上元乡芒城村双河场,当地俗称“下芒城”。
地面存有北、东、南三面城墙,有内外双城圈,内外圈之间的壕沟宽12-20米,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
现存城垣一般高2-3米,顶宽18-30米。
遗址在1996年调查时发现。
1997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双河遗址进行了一次较为详细的钻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试掘。
城内发现灰坑和人工砾石堆积、较大型建筑基址,出土宝墩文化典型器物,还有细石器、三孔石钺等。
该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时代约为距今4500-4000年。
6、紫竹古城遗址
紫竹古城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西部,崇州市区西南约2.5公里处的隆兴镇紫竹村,东距西河约2公里,其东南方向20公里即为宝墩遗址,北18公里为双河遗址,均位于岷江西侧8-17公里范围内。
遗址地貌北高南低,缓慢倾斜。
城垣平面呈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
有内外城垣,内垣边长约400米、宽5-25米、高1-2米;外垣破坏严重,现存宽3-10米、高1-2米;内外垣之间相距10-15米。
紫竹古城遗址于1997年调查时发现。
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联合对城址内部及城垣局部进行试掘,清理宝墩文化灰坑、红烧土堆积、柱洞,出土遗物有宝墩文化陶圈足尊、夹砂矮圈足、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篦划纹泥质陶壶底片、桥形耳和石器等。
根据陶器组合和器物发展、演变的特征,紫竹古城遗址年代在距今4300年前后,属于宝墩文化较早的遗存。
2001年,紫竹古城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盐店古城遗址
盐店古城遗址位于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的盐店村,斜江河南岸台地上,在筑域之前,这里已是平原上的高台聚落。
2002年,成都市考古队与大邑县文管所调查并发掘。
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近soo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
东、北部城墙保存较好,墙高2-3米,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得知,城墙采用斜坡堆筑方式,两侧用夯土和沙石堆筑而成,所以采用的主要筑城材料是粘土。
夯土内出土陶器器形有壶、尊、短圈足器、罐等。
综合遗址形制及出土器物,与宝墩、芒城遗址比较相近,为宝墩文化早期阶段。
8、高山古城遗址
高山古城遗址位于成都市大邑县三岔镇高山社区,现属于大邑县三岔镇赵庵村,也是位于粘土台地上的城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050米,南北宽550米,分布面积约57万平方米。
比盐店古城略小,时代相近。
2003年,成都市考古队对盐店古城遗址进行环境调查时发现。
城墙采用斜坡堆筑方式,东城墙及南城墙尚存,东南转角较明显。
城墙最宽处约50米,以前曾在其上采集到陶片、石器等。
(三)第三阶段:
深化与突破时期(2005年至今)
以中外多家机构与高校合作在成都平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为契机,不仅在宝墩古城遗址新发现了多道外城墙,高山古城遗址考古勘探发掘也有不少重要发现。
同时,还参加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聚落考古理念及大遗址保护考古方法引入了实际工作之中,多门类的科技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果。
自2005年12月始,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台湾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工作者,联合在成都平原启动了一项田野考古调查计划,“该计划旨在探索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并为研究这一区域在公元前二千年期间考古学文化更替所呈现的漫长社会复杂化进程打下基础”。
由于成都平原在内的中国南方地区水稻种植极其广泛,地表可视性受限,为寻找在成都平原收集聚落形态资料的最佳工作方法,调查队在以往的年度工作中测试了不同研究手段,将地表调查沿直线方向所作的地下钻探、地球物理勘探及地貌形态学几种方法结合,最终探索出这一多层次、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尽管调查区域时间有限,但目前已发现的资料已为古城周边区域大范围的聚落分布形态提供了一些线索。
“可以看出,在公元前两千年某一时段,聚落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至少在青铜时代,人口已明显集中到调查区域靠近成都的南方和东方。
1.宝墩遗址
2009年11月以来,为了进一步考察宝墩文化的文化来源、生业形态、聚落结构与聚落变迁、人地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同时也是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课题做前期调查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队对新津宝墩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这一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考古调查采取了较大范围的地面调查、城内钻探、采样分析等措施,新发现5处外围城墙。
通过2009年度的发掘,对宝墩古城内城遗存的文化特征、年代及其外城墙走向有了初步认识。
2010年在对宝墩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F1,是目前宝墩城址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可能是当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而地处内城几何中心的鼓墩子区域可能是宝墩先民举行公共礼仪活动的场所。
近两年来,在宝墩古城遗址城内还陆续发现了多组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基址规模大、筑坑规矩、筑网清晰、规格较高,单体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应为宝墩文化时期类似宗庙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
2014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内城的田角林东南区域,发现一座面积达360余平方米的古城居民生活建筑,属迄今在宝墩遗址发现的最大生活建筑。
在内城中心,发现3处新的墓葬和大量陶器、石器等。
建筑基址平面形状呈规则长方形,总长27.65米,总宽12.25米,柱坑内发现少许宝墩时期陶器残片与鹅卵石。
房址北面保存较差,多被晚期沟渠河道破坏。
宝墩人居住的房屋基址为方形或长方形建筑,多为单间,双室套间很少。
可以推测出,建筑先挖墙基槽,于槽内埋密集圆竹,内外抹泥,最后经火烘烤,形成“竹骨泥墙”建筑。
这种建筑形式在成都平原一直沿袭到很晚的历史时期,三星堆文化也是这种建筑形式。
此外还清理出作为特殊用途的干栏式建筑,在建筑结构上,这样的大房子在后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房屋建筑上都有所体现。
目前的发现,至少能说明文明的传承在建筑方面的脉络没有中断。
宝墩古城面积仅次于同时期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也是成都平原城址群中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座。
考古结果显示,宝墩文化的人群大约生活在距今4500-37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当时的成都平原还是森林密布,植被丰茂。
众多从平原西北流向东南的河流将这一片冲洪积平原分割成了一块一块的垄岗状台地,宝墩人选择在这些台地上居住,营建聚落。
植物考古结果显示,宝墩文化时期的人们以种植水稻为主,也种植少量的粟,食用如野豌豆、野豇豆等豆类,还有薏苡。
2.高山古城遗址
2012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围绕成都平原大遗址保护工作,重新启动了大邑县盐店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勘探及发掘工作。
在高山古城遗址内外区域勘探总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并在部分遗址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试掘共发现11座墓葬,1个人祭坑、1个奠基坑、30个灰坑、1座水井、2条灰沟。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一处宝墩文化墓地,目前已清理儿童墓在内的墓葬及人祭坑12座,出土陶器中发现了一些属于宝墩文化的新器形,如宽大耳器、直口壶形器等。
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已发现的年代最早和完整的史前墓地,其分布范围大,延续时间长,分布密集,人骨架保存较好,而且葬式多样,为探讨宝墩文化及成都平原的史前埋葬制度和社会习俗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对开展体质人类学测量研究和DNA测试分析提供了理想的考古资料,有助于认识成都平原史前先民的体质结构特征。
从出土陶器的风格初步判定,高山古城遗址的年代处于宝墩文化的偏早阶段,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略早于目前宝墩文化第一期遗存的线索。
高山古城遗址的试掘与勘探工作中还开展了多项科技考古,如植物考古、环境考古、遥感测绘、陶器石器成分测试分析等多项科技考古工作。
如采集了大量土样标本进行浮选,初步鉴定出水稻、粟等植物种属;采集了土样进行植硅石测试分析;并以高山古城的DEM数据为基础,利用ArcGI510.1的水文分析功能,对高山古城区域进行了河网提取,并与考古资料结合,探讨了河网和古河道与文化层分布的关系。
这些考古信息是在已发现的8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是极其少见的,它有助于推进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提供了一个范例以及进一步的思考。
此外,还在高山古城遗址的西部及东部的台地上新发现祝坟园、高山城东、成功村等三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这些不同时期遗址点的发现,对于高山古城遗址聚落结构体系、形态性质以及聚落演变等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分析成都平原文化演进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
高山古城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新发现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最新成果,它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对于认识宝墩文化的内涵、外缘以及渊源也将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3.盐店古城遗址
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因修建成蒲铁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邑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又对大邑县盐店古域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
根据出土陶器质地、器形特征、纹饰、石器等,发掘者认为古城时代应为宝墩文化一期晚段时期。
本次试掘对古城城墙分布和走向有了清晰的认识,古城应沿着古河道边的高台地修筑。
整个古城地势比周围平地高出2-3米,城址南北最长480米,东西最宽330米,面积约17.4万平方米。
堆积方式为斜坡堆筑,中间夯筑较好,两侧用较多砂石,鹅卵石和粘土混合修筑而成。
反映出城墙建筑方法与都江堰芒城极为类似,城墙的功用推测应主要与防洪有关,兼具防御功能。
此外,仅在西城墙有内外两重城墙,其他三面则仅存有单城墙。
壕沟也仅存在于西城墙内外两重城墙间。
壕沟底部最早为唐宋时期淤土堆积,说明该壕沟的废弃是因为唐宋时期的洪水泛滥所致。
4.紫竹古城遗址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为深入推进成都平原大遗址保护工作,并配合紫竹古城遗址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崇州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崇州市燎原乡紫竹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
试掘结果,遗址最下部为宝墩文化层,发现4个宝墩文化灰坑,少量石器和陶器标本。
发掘者初步确认本次试掘发现的宝墩遗存的年代属于宝墩文化一期。
结合勘探信息,基本了解了城内堆积分布和保存状况,城址使用年代等问题。
5.温江红桥村遗址
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位于成都温江区红桥村附近的宝墩文化三期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年的水利设施。
遗址面积约19万平方米,截止目前总发掘面积近1.5万余平方米,遗迹现象丰富,共发现245个灰坑、25条灰沟、54座墓葬、6座房址、1条水渠、1座水利设施,出土器物中可辨器形有绳纹花边口沿罐、喇叭口高领罐、尊、壶、盆等。
灰坑中比较特殊的是一种坑内满布石头的长方形灰坑,一般位于居址附近。
房址根据平面形制和修筑方式的差异,分为长方形木骨泥墙式和圆形干栏式两种。
墓葬多由5,6座墓葬一起成组分布于聚落中部,也有部分墓葬分布于房址周围,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比较重要的是M44,在墓主身侧发现有一木制的杖形物,发掘者推测墓主可能是当时的族长或巫师。
发现的水坝护岸设施长147米,上宽12米,下宽14米,属于夯筑做法,跟宝墩时期城墙的做法较为相似。
分内外两层坝体,且内层墙体筑造更考究,经过两次加固,墙体之间开挖与护坡平行的沟槽,沟槽内填埋木桩,再填土夯实,以加固墙体。
墙体外侧临水的一面筑造卵石护坡,以更好地抵抗流水冲刷,专家分析应该是当时的人们用竹笼装着石头,将堤坝固定起来,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利用了竹笼固定沙石的原理。
这项水利设施的发现,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找到了智慧的起源。
由于该遗址地处成都平原,岷江水历来湍急,为了保护河岸里的居民不被河水侵蚀,于是修建了该堤坝,恰巧在堤坝的内侧,考古发现了大房子、家族墓地等。
在水利设施的内侧沟渠里,还发现了许多木桩的痕迹,也就是说,蜀人治水夯筑的这个堤坝,还用木桩进行了加固。
总的说来,红桥村遗址规模较大,甚至超过了都江堰芒城遗址,聚落内布局井然,聚落南侧筑造水坝以抵挡洪水侵袭,居住区紧邻水坝边缘,墓葬多集中于遗址中部,也有部分墓葬分布于房址周围。
根据出土遗存判断,该遗址年代约在宝墩文化三期早、中段,应该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城邑,或可称作“台城”。
二、考古研究
宝墩古城等遗址发掘者所提出的“宝墩文化”命名,得到了多数学者赞同。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的时代早晚虽略有差别,其文化的总体面貌却是较为一致的,它们互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它考古学文化而独具特征的器物群,当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且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脉胳也清晰可见。
它们之中又以新津宝墩遗址的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最具代表性。
因此,将这一古城址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是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发现的小型房屋为方形的地面木骨泥墙建筑。
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多为通体磨制,偏小型化,以斧、锛、凿为主,有少量的石刀、石铲、箭链和矛。
陶器制作方法主要是手制加慢轮修整,圈足和底均为二次粘接,许多圈足内粘接处有加固戳痕。
陶器器形多宽沿、大翻口风格,主要是小平底器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圈底器。
根据地层学与类型学分析,可将文化分为四期七段的早晚关系:
一期以宝墩遗址为代表,分早、晚两段;二期以芒城遗址为代表;三期分三段,早段以鱼凫村遗址早段和古城遗址早段为代表,中段以鱼凫村遗址中段为代表,晚期以古城遗址晚段为代表;四期以鱼凫村遗址晚段为代表。
依据以上碳十四测年数据,可以将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
关于其年代下限,可以根据该文化末期正好与三星堆文化衔接的情况,那么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正好是宝墩文化的下限,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有众多的碳十四年代依据,一般认为在距今3700年左右,可以作为宝墩文化的下限。
这样就把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推定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前后约800年左右。
(一)综合性研究
1.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发展序列综合研究
孙华将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分为五期14段,其中第一期以宝墩文化时期的一系列城址为代表,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分别对应宝墩遗址、芒城遗址、古城遗址(公元前2800-前2100年);第二期以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为代表,可分四个发展阶段(公元前1900-前1250年);第三期以三星堆第三期和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为代表,可分三个阶段(公元前1250-前1000年);第四期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二期为代表,可分两段(公元前1000-前500年);第五期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三期为代表,可分两段(公元前500-前150年)。
江章华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将成都平原先秦时期文化遗存划分为四个大的文化阶段,即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一十二桥文化一上汪家拐遗存,其中宝墩文化分四期七段(距今4500-3700年),三星堆文化分三期(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殷墟二期),十二桥文化分两期四段(殷墟三期至春秋前期),上汪家拐遗存分三期(战国至西汉初年);如果将各文化阶段看成期的话,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序列就被划分为了四期17段,即:
宝墩遗址早段一宝墩遗址晚段一芒城遗址一鱼凫村、古城早段一鱼凫村中段一古城晚段一鱼凫村晚段一三星堆文化第一期一三星堆文化第二期一三星堆文化第三期一十二桥遗址第、层一十二桥遗址第⑩、⑩层一新一村第⑧层一新一村第⑦、⑥层一上汪家拐遗址第一期一上汪家拐遗址第二期一上汪家拐遗址第三期。
万娇、雷雨认为桂圆桥文化补充了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来源,形成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到古蜀文化的文化发展序列,即桂圆桥文化(距今5100-4600年)一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距今4600-4000年)一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100年)一三星堆四期(十二桥)文化(距今3100-2600年)。
姜世碧也对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发展序列进行了梳理。
2.宝墩文化综合研究
江章华根据宝墩、芒城、古城和鱼凫村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将宝墩文化划分为四期七段。
黄昊德、赵宾福对宝墩文化的内涵及其来源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营盘山文化和宝墩文化在陶器亲缘联系、房屋建筑、经济类型等几个方面进行的考察,认为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宝墩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工艺有所创新,同时还可能接受了来自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孙智彬对比了中坝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同处于四川盆地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单元内,虽然在遗迹、遗物等方面存在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却更为明显,而且在来源和去向以及分布范围的中心区域上截然不同,应该是属于在时间上大体相当,在空间上不同分布,各有其文化内涵和特征的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江章华通过对成都平原出土的与宝墩文化四期相关遗存的综合分析,认为宝墩文化四期与宝墩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既不能简单归入三星堆一期,也没有达到可以单独命名为“鱼凫村文化”的标准。
3.古城遗址的综合性研究
江章华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构筑方式,年代体系,宝墩文化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器,特别是陶器的造型、纹饰、制作方式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杨正苞通过文献记载,认为近年在成都平原新发现的五座古城(如芒城)皆为杜宇部族所建,考古学文化面貌也系一脉相承,其中鱼凫城与其他四城互为姊妹城。
宋治民通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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