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科技进步增强福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1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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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进步增强福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1doc
一、前言
一、课题的来源
本课题来源于福建省科技厅2011年度公益类科研院所专项项目。
福建省陆地面积12.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720万人。
全省总计9个设区市,26个市辖区,14个县级市,45个县。
在全省85个县(市、区)中,除去纯市区的区以及金门县后的58个县(市)构成了福建省县域经济的范围。
其中有90%的面积和75%的人口在58个县域,共有常住人口2439.82万人,占全省66.1%。
表1全省行政区划(2011年底)
设区市名称所辖县(市)
福州市鼓楼区、仓山区、台江区、马尾区、晋安区、福清市、长乐市、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泰县、平潭县
莆田市仙游县
三明市永安市、明溪县、清流县、宁化县、大田县、尤溪县、沙县、将乐县
泰宁县、建宁县
泉州市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
漳州市龙海市、云霄县、诏安县、漳浦县、长泰县、东山县、南靖县、
平和县、华安县
南平市邵武市、武夷山市、建瓯市、建阳市、顺昌县、浦城县、光泽县、
松溪县、政和县
龙岩市漳平市、长汀县、永定县、上杭县、武平县、连城县
宁德市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古田县、屏南县、寿宁县、周宁县、柘荣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福建县域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
截止到2011年底,福建省58个县(市)9813.86亿元,比1990年增长33.68倍,占全省GDP的54.4%;县域地方财政收入507.63亿元,比1990年增长24.48倍,占全省财政收入的3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06.65亿元,占45.3%;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402.37亿元,占45.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865.23亿元,占54.2%,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或接近全省的一半。
从经济总量上看,2011年全省县域生产总值涌现出了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市):
晋江市GDP总量超过1000亿元,南安、福清超过500亿元,超过400亿元的有惠安、龙海、石狮,超过300亿元的有长乐、安溪、闽侯,另外还有100-240亿元的县(市)有25个。
地方财政收入超10亿元以上有14个县(市),5.1-10亿元的县(市)有16个,1-5亿元有28个县(市)。
从县域平均规模看,全省县均人口42.07万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4万人);县均地区总产值169.20亿元,县均地方财政收入8.75亿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县域经济研究专门机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发布了《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11年)》显示,我省的晋江(第7位)、南安(第47位)、石狮(第49位)、惠安(第54位)、福清(第37位)、龙海(第65位)、长乐(第72位)、闽侯(第100位)8个县市入榜,上榜县(市)数名列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五。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不断蔓延,中国制造业遭遇出口困境,以外向型出口贸易为主的福建县域经济如何直面挑战,防止衰退,保持健康的活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2011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晋江市召开“学习和借鉴晋江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加快我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研究和探讨新形势下加快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今后五年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
为此,本项目拟通过对科技进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着重分析科技进步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剖析在复杂国际局势与低迷经济背景下福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制约瓶颈,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提出依靠科技进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二、研究的意义
本项目是源于对科技进步与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性以及福建省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而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
(一)理论意义
1、可以进一步丰富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的理论。
尽管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但是对于科技进步作用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探讨还较少,尤其是针对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相关研究缺乏,通过本课题的探讨,进一步丰富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2、可以进一步讨论制度的重要性。
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经济发展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本项目的研究也正是基于这种视角探讨体制改革对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二)现实意义
1、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县域经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其发展将越来越突出地影响到政权稳固、社会稳定、农民增收乃至于己成为关系提高综合国力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
这说明,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直接决定着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和就业,是名符其实的“民生经济”和“稳定经济”。
因此,展开依靠科技进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有利于政府部门决策。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可以搞清楚福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以及非动力因素,有利于政府决策部门抓住主要矛盾,制定经济政策或制度创新,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确保完成我省到2015年,福建省力争所有县(市)经济总量均超过50亿元人民币,超过1000亿元的县(市)达到3个,超过500亿元的县(市)达到10个,超过300亿元的县(市)达到15个的战略目标。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本项目在运用现代技术经济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的基础上,研究探讨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及科技进步如何增强其发展动力等问题。
因此,本文首先对科技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成果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但是,囿于本项目的主题,只能做一个粗线条的介绍,对影响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相关理论则在相应的章节加以详述。
(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综述
1、要素供给与经济增长
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开拓性地提出经济的根本现象时发展而不是均衡,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产业演变、经济周期发生的根源。
他认为那些根本性的技术创新,要冲破一定的壁垒后才能完成;而一旦这一堡垒被冲垮,则后继的创新将接踵而至,形成创新群,从而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托宾和索洛、澳大利亚的斯旺和英国的米德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应用新古典学派的基本概念,先后提出一系列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和模型,并都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
尤其是索洛,他引进了总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并且赋予了时间变量,使得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在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爱德华·F·丹尼森(EdwardF·Dension)则在索罗等人的基础上,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
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包括劳动在数量上的增长和质量上的提高、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亦可称为“广义科技进步”,或直接称为“科技进步”。
包括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
综上所述,丹尼森认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罗默、卢卡斯、格鲁斯曼、赫尔普曼、加罗尔、琼斯、巴罗、杨小凯等。
在引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之后,新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以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程度所表现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2、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创立,明赛尔(Mincer)、贝克尔(Becker)等人完善并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将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可以通过对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技能,提高人口质量,使一般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这种人力资本可以产生“知识效应”与“非知识效应”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产出的增长。
从对人力资本的理解来看,罗默认为人力资本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它影响的结果是使知识累积。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
至此,人力资本因素在西方主流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不仅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是重要的,更在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中起重要作用。
3、制度创新
道格拉斯•诺斯等人把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增长分析,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
纳尔逊开始强调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Pelikan将制度的定义回归到诺斯的“约束规则”,进而将经济演化分为两类,一是以技术为核心及其相互关联的因素的演化,二是制度的演化。
制度不仅为技术的更迭提供空间,更加速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速度和频率。
西蒙•库兹涅茨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的作用,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与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
他认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经济要素中,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就必须相应地调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刘易斯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等,是引起经济发展的间接原因。
他认为经济制度是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
首先,他明确了制度的范围,强调制度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其次,他界定了制度的功能。
最后,他研究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的问题,发现制度变化与经济增长是相关的,在不同的环境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一样。
而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
(二)关于福建县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将县域经济首次正式写入党的文献中并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号召后,福建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成就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高度关注,研究明显升温,并且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本文重点介绍近年来对科技进步促进福建省县域经济增长的一些专门研究。
蔡德奇(2004)将县域经济与全省经济发展紧密融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进行了剖析,也介绍了一些县的发展个案。
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深入探讨县域科技与县域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强化科技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张岩清提出了以科技带动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并建议我省构建城乡科技信息联动网络,大力引进科技人才,加大科技投入,以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带动工农业生产。
陆学艺(2007)从工业化、市场经济模式与市场化、城市化、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政府管理现代化等方面探讨了晋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刘香旭(2007)认为福建县域经济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技术创新,开发和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技术,注重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走新型工业化和绿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吴晓园等(2009)采用了2005—2006年全省市、县、区科技进步考核收集到8个城市(不包括厦门市)、72个县(市)和6个城区共86个地区的数据来分析福建省县域科技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
庄荣文(2010)认为县(市)科技工作是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陈延艺(2010)对科技进步对晋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展开论述,分析影响当前晋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对此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严武(2011)从明溪县当前的科技自主创新工作状况,分析研究明溪县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并对加快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出几点对策及建议。
从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福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缺乏,而这也是本项目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二、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地方经济利益主体身份得到明确承认的情况下,我省逐步确立并实施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县域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产业集群特色日趋明显,各县(市)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县域差距开始缩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
然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关系始终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这些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阻碍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不协调的自然、经济、社会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和环境的日益恶化。
这说明我省的经济发展与自然、社会的发展极其不协调。
(一)人口增多与迅速老化以及劳动力素质偏低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省人口经历了1962~1973年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平均每年净增53万人,年平均增长28.94%以及第二个高峰期1982~1990年,平均每年增加52.7万,年平均增长19.03%。
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我省总人口为1676万人,1982年为2587万人,1990年为3005万人,2000年为3410万人,2010年总人口为3689万人,2011年底达到3720万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该国家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国家总人口的7%,那么该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福建省65岁以及65岁以上的有76.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9%,这说明福建省已经进入“老年型省份”。
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例,福建省总人口的3689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4%,高中(含中专)占13.9%,初中占37.9%,小学占29.8%,文盲、半文盲占3.2%,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各地市的经济或文化中心所在城市,大致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递减。
城镇人口文化素质高于乡村,男性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女性。
偏低的文化素质不仅不能成为县域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内在动力——人力资本存量,而且还会成为未来县域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沉重的包袱。
目前,我省县域的人力资源大部分仍然分布在第一产业,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不高。
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劳动人口可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而且,我省的就业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就业结构,15-59岁之间的劳动人口有2556万人。
同时也可以发现,我省的15-19岁年龄组的就业人员比重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同类比重。
这表明我省的青少年较早的参加了社会劳动,也说明他们没能在学校中受到足够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意味着我省的文化教育事业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广大的偏僻山区。
(二)自然资源严重缺乏
总的来看,我省自然资源种类多样,但分布不均匀,且矿藏量不是十分丰富,造成人均资源量甚少,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
土地资源:
这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基本条件。
我省土地资源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山地多、平地少,山地、丘陵占陆域面积80%以上;在全省土地中,农用地占86.6%,建设用地占5.1%,未利用地占8.3%。
二是我省土地总面积12.4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居全国第23位,人均0.38公顷;截至2007年底,全省耕地面积为133.31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04公顷,人均土地和耕地面积均不到全国人均的一半,是最少的省份之一。
三是高产田少,中低产田多。
四是滩涂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大。
五是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地域差异显著,闽东南地区(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5市)土地总面积约占全省的34%,而耕地面积却占全省的45.45%;闽西北地区土地总面积占全省的66%,而林地面积却占全省的76.12%。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基本保证。
全省已发现矿产118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总数的70.2%;已探明储量并列入储量表的矿产106种(含亚矿种),其中:
能源矿产3种,金属矿产34种,非金属矿产67种,水气矿产2种。
已探明矿产资源的特点可归纳为“三多、三少、一集中”,即非金属矿产多,金属矿产伴(共)生组分多,贫矿多;金属矿产规模达大型、特大型的矿床少,富矿少,能源矿种少;主要矿产相对集中分布。
年末全省主要矿种保有储量:
煤11.86亿吨,铁6.43亿吨,锰504.37万吨,铜204.46万吨,金193.87吨,铅185.45万吨,锌306.08万吨,钨30.33万吨,钼23.92万吨,水泥用灰岩18.22亿吨。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紧缺的情况将进一步加剧,并将制约着我省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对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利用,力求以更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使县域经济发展更少地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三)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资源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环境的恶化是不合理利用资源导致资源破坏、流失的结果。
在地面资源方面,滥垦、滥伐、滥采、滥捕等不仅造成资源质量下降、生产力降低、甚至资源枯竭,而且造成了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在地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同样采取采主弃副、采富弃贫等掠夺式的经营方式,既破坏了矿山,又恶化了环境。
1、乡镇企业环境污染亟待治理。
自1978年以来,我省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7年,全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3000多亿元,企业数2万余家,从业人员200多万人。
乡镇企业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平稳同步增长,实现了协调健康发展,为农民就业、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壮大县域经济做出了新的贡献。
与此同时,不少乡镇企业忽视环境保护,造成农村环境不同程度的污染。
福建养殖、陶瓷、石材、钢材、印染、造纸、制革、矿山、电镀、化工、造船等行业总量不小,污染问题不可小视,生态环境亟待修复。
比如,石材加工中所使用切机、磨机等设备产生了大量的石粉、碎石,带来了空气、水源污染以及土地板结等环境问题。
石材行业污染已成为制约石材产业发展的瓶颈。
再如福州市长乐市湖南镇,在32.8平方公里的地域上,分布着96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家。
虽然企业数量不多,但近几年来企业污水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却让村民癌症发病率超正常值100倍。
2、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形势严峻。
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的使用是我省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手段。
但目前,由于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地膜所造成的污染在我省农业环境污染中已占相当比例。
此外,我省有80%的污水未经处理排入环境中,其中一部分用于灌溉,由于大量不符合灌溉水质要求的污水排入农田,造成污染并带来疾病的传播。
3、城市环境污染不断加剧。
城市地区是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工业、人口、污染物排放集中的地区。
从总体来看,我省的县(市)城市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供水、绿化面积、污水处理能力等成倍增长,但相对于经济建设还是远远落后,不论是绿地覆盖率、还是“三废”处理能力,水平很低。
工业废水、生活废水排放量不断增加。
(表2-1)
表2-1福建省工业废水排放及处理情况
项目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企业数(个)
6238
6180
6177
6080
5802
工业废水排
放量(万吨)
13.64
14.00
14.27
12.42
17.72
直接排入环
境的(万吨)
6.35
6.75
7.38
5.92
16.33
注:
数据来自《福建省统计年鉴-2012》
二、水平较低的县域科技
(一)衡量科技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科技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投入量与科技进步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根据《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8)》中的统计数据分析,福建省县域科技投入从沿海到内陆山区逐步减少,县域科技比较发达的厦门、福州、泉州经费相对比较充足。
2007年福建省县域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为15053993千元,福州为2898195千元,泉州为2323847千元,分别占全省经费的19.3%、15.4%,并且如晋江、石狮市、南安市等县(市)已经建立起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国外和其他单位多方参与的社会多元化投入体系;而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县市,县级财政的科技投入较低,法定科技3项费占县级财政预算1.3%比例很难实现。
实际到位比例较低,对于关于促进科技进步的人才发展、经费预算、技术改造、科技奖励等政策,有的没有落实到实处。
如漳州市东山县科技三项经费连续七年没有列入财政预算,使科技部门对科技工作的引导服务能力与管理水平受到很大的制约;科技进步奖励修订几年难以列入政府研究议题,科技进步奖已有多年没有评比,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与创造性。
再如漳州市平和县2007年几乎没有科技活动经费。
福建省多数县市多元化社会投入体系尚未形成、科技投入以及研发投入的不足等资金因素严重的影响了县域科技创新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衡量科技进步水平的第二个重要指标是科技人才的拥有量,科技人才聚集的区域必定科技进步。
根据2011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情况的统计,我省各县市科技活动人员合计72126人,因为工作环境、工作薪酬、城市基础设施、交通便利条件、孩子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福建科技人才大多集中在福州、厦门、泉州三个城市,其他地市科技人才数量较少;科技人才大多集中在城市,县级科技人才较少,基层农村更少;科技人才大多集中在行政事业单位、教育、医疗卫生单位,在工业、农业、服务业领域从事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科技人员较少。
县域科技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到人才短缺的瓶颈。
一方面留不住本地人才,另一方面吸引不了成熟型科技人才极有潜力的人才。
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中,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较少,领军型科技人才尤为匮乏。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表明,目前福建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的比例为2.2%,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只有0.5%,比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分别低1.0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而各县人才比例更小。
县域科技人才的缺乏从而造成地方企业发展缺乏人才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县域科技发展长期低水平徘徊,进而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县域发展格局。
(三)衡量科技进步水平的第三个重要指标是科技进步贡献率,科技进步贡献率高的县(市)技术必定先进。
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进步的作用和贡献问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经济学家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索罗曾建立了测算技术进步作用的方法即索罗余值法,其表达式为:
=
其中
为年技术进步率;
为经济产出的增长率;
、
分别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
,
分别为资本、劳动的增长率。
该指标不仅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技术进步的快慢,而且也反映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简便,适于不同部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技术进步速度的对比。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在不同国家与地区是不同的。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整体技术水平较高,科技进步的作用较大;而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科技进步的作用较小。
比如1953-1971年日本为55.16%,1950-1962年法国为73.62%。
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就要小得多,如秘鲁1950-1970年间为8%,1950-1970年墨西哥为28%。
表2-2要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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