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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政十要十不要》讲稿
王爱群
一、《秉政十要十不要》写作的过程和目的(后记部分)
字字推敲,句句斟酌,汇集了点点滴滴的灵感,忘却了日日夜夜的艰辛,历经数载,终成拙作。
落笔之后,掩卷长思,三十年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风风雨雨,失失落落,作为一名蹩脚的行管人员,教训多于经验,艰难多于顺达,苦涩多于欢乐。
在“知天命”之年,奉献这篇小文,对于道行较高的朋友来说,也不过是“满纸荒唐言”,甚至有点说破英雄、道破天机的意味。
若本文不幸流传于世,也许是一个悲哀:
纵然是金玉良言,也难免众说纷纭。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高级干部研究政策的人比比皆是,而研究策略的人鲜闻寡见,因为研究策略(谋略、权术、权力)与研究性文化一样使人难堪。
我们本着“求真务实”的宗旨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愿望,通过洞悉人性善恶,细察世间炎凉,归纳古今谋略,明晓盛衰之道,通达成败之数,审辨治乱之势,以指导仕宦人生,希望为官者秉权为民,从政为公,加强官德修养,扭转腐败风气,改善决策水平,提高执政能力,虽然也说了一些他人有所想而无所言的话,但其目的仍然是让为官从政者掌好权,用好权,使其更成熟、更老练、更有益于社会。
愿珍爱本文的朋友,熟读数遍,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必有大悟。
付之行动,坚持不懈,您便是官场上的强者。
二、本书研究的对象——权力
(前言部分)
身在官场中,方解其中味。
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扯不清的人情世故,忙不完的千头万绪,忘不了的大荣大辱……没有得到时,朝思暮想;一旦拥有,味如嚼蜡。
为官从政,是最复杂、最多变、最难掌握的一门艺术,认识它、运用它,取胜的把握就大。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
常思干什么,忌什么,将有益为官从政。
权力的含义权力=服从。
没有服从,便失去权力;如果需要剥夺某人的权力而又不能剥夺其职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失去服从者。
命令产生了服从,就存在着权力。
命令产生反命令,便产生了对抗、冲突关系。
协商合作和冲突之间不存在权力关系。
权力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带来伤害。
没有伤害的权力是不完整的、不牢固的;伤害过度或过多也是不牢固的,这就是权力的强制力。
职位是权力的基础,但职位不等于权力。
一般而言,职位+个人魅力=权力。
只要有人服从,没有职位也会产生权力。
“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吕氏春秋·顺说》),即是通过他们的思想、学说而具有了控制精神的权力。
由此可知,思想工作是领导者永恒的主题。
思想是个总开关,思想通了,一通百通。
在政治领域,统一思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必然形成排山倒海之势,领导指向哪里,人们冲向哪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强敌。
职位权力和现实权力职权法授,即职位权力是依法授予的。
法授职权范围与实际职权范围总是不一致的,它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现实的权力甚至权威,还取决于领导人的品格因素、才能因素、知识因素、感情因素及运用权力的艺术和人格魅力。
失去了服从便失去了权力,如果说话没人听,指挥没人应,办事没人从,职位权力仍是空的。
权力的作用权力可以拨动历史向左转或向右转,并决定着千千万万人生死、存亡、富裕、贫困或悲欢离合。
由于权力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才使权力学成为一门多做少说的学问。
今天,我们撕破它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审视它那多变的本来面目,目的是让读者朋友掌好权,用好权。
而掌好、用好权的目的是减少矛盾和暴力,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权力可以使人名垂千古,也可以使人遗臭万年。
大权在握的人只能为人民谋幸福,即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社会公正和国家富强。
“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吴兢《贞观政要》)。
掌权者代表谁的利益,谁就拥护他,如果他只代表他自己,那他便是孤家寡人。
从掌权用权的角度讲,“三个代表”不是口号,而是一切获得和巩固权力的行动指南。
如果人民认为摆脱某人的统治会生活得更好,那这个人一定是臭名昭著的强权人物。
如果限制权力不能谋私,很多人也许不会在脓血中争宠。
毋庸讳言,掌权者并不是没有利益,但没有非分利益。
掌权者最大的幸福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成功的满足感。
凡是曾经或希望掌权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当看到无能之辈乱谋其政时,便会痛心疾首,进而产生取而代之的冲动。
一旦依照自己的理想、意图行事并取得辉煌的成果时,又会产生无穷的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趣(但不能刻意追求这种乐趣)。
这便是希望掌权的一种特有的动力源,甚至不惜承担决策过错的风险。
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受人尊重和八面威风,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
当一个领导人被分秒不差的安排行程时,或站在宏大广场接受人民欢呼时,可谓威风,但请不要忘记,这是心血和金钱的结晶,它不是让领导人高兴,而是给领导人带来尊严,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领导人是光彩的,又是烦恼的,只要想有所作为,烦心的事便会接踵而至。
只有那些抱着“有了权力就有一切”的思想,望权思利,掌权谋利,才会过得逍遥自在,但在踌躇满志的时候,丧失权力甚至沦为囚犯的日子也将一天天临近。
古往今来,人们怀着各自的心态去争夺权力,一旦获得,又必须不断地巩固、加强和捍卫权力,防止得而复失,在夺取、巩固和扩张的过程中,充满了复杂性、多变性、危险性,从而也使权力的纯洁性遭到蹂躏。
权力既有光明美妙的一面,又有黑暗丑陋的一面,前者很难单独存在,而后者往往披着前者的外衣。
因而,所有大权在握的人都应清醒地看到:
一不留神,便会被权力吞噬。
在政治舞台上,手握重权的政治家既是编剧、导演,又是演员。
当戏剧谢幕之后,观众可以重新回到他原来的生活空间,可是当伟大的政治家谢幕之后,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原来的位置——因为所有的观众都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伟大的政治家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
政治舞台没有剧本,只能随机应变。
但在万变之中,依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归纳十条,读者如能熟知、掌握、运用,将提高您的领导艺术,巩固您的地位,提升您的权力,使您纵横捭阖,建功立业,处于百战不殆的主动地位。
三、为政之要就是正
为政之要,秉权之道,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是什么呢?
那就是“正”。
“政者,正也。
政治就是正义和公正。
从政者应当讲正理,走正道,树正气,结正果。
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一身正气·······”(见《为政之要》1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三千年前,姜尚、老子都曾讲过:
“以奇用兵,以正理国。
”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只要能打败对手,任何手段都是可行的。
而为官从政则恰恰相反,为官从政者必须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它不仅要求目的正确,而且也要求手段合法,处处、时时、事事都体现公正和正义。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才能体现共产党的执政品格和本质特征。
从政者研究权谋,主要是为了防止被人所谋。
权谋虽然可以决嫌定疑,破奸息寇,任贤制势,御将统兵,但在天理道义面前,其作用是有限的,“谋”要合“正”。
现在有些行政官员热衷于研究《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军事书籍,并把其中的句子套在工作中:
对待同事,“上兵伐谋”;对待上级,“瞒天过海”;整治对手,“借刀杀人”;自己有错,“李代桃僵”;贪占公物,“暗渡陈仓”。
政治家不同于军事家,他提出“正不用诈”。
“用诈虽可以收一时之功,但功成而毁来,虽胜由败。
有些初涉政坛的人,误认为阴谋诡计和冷酷无情会顺利实现目标,却不知道被曝光或放大后的严重后果”。
即使是一场政治斗争,“自鸣得意的诡诈行为不可轻用”(见141页)。
因为政治家是公正的化身,而不是诡诈的化身,一旦给人民留下搞“阴谋”的印象,那他离孤家寡人的距离也不会太远了。
企业家追求利润,政治家则希望拥护,无人拥护的政治家则到了穷途末路。
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公正,要做到公正,首在无私(不追求个人分外利益),不与民争利。
但在各种条件影响下,实现绝对公正是不可能的,“但应长存此心,长念此理,不求人人满意,只求问心无愧”(见54页)。
一个领导人如果打算处事公正,也许落实得不那么公正,如果压根就不打算公正,其结果肯定不会公正。
我们对别人力求公正,如果别人对我们不公正怎么办?
我们不主张针锋相对,而是:
“人以伪来,我以诚往。
”“让他三尺,总比血流漂杵好”(第59页)。
你对我不公正,我对你要原谅,久而久之,刻意的不公正会越来越少。
如果碰到了刁钻刻薄之人,得寸进尺,则应对其反戈一击,让其尝到长期待人不公的苦果。
公正也许会有人反对,但那必定是少数;不公正必然有人反对,但那肯定是多数。
凡是想干成大事,就不应惧怕少数人的反对。
有人反对,说明人们在意你的主张,一项决策如果人们无动于衷,说明人民对这项决策漠不关心。
如果一个领导人为了平安无事只干些人民不关心的事,那他与成功将是永远无缘的。
我们希望为官从政要以“正”处事,是否就不需要研究权谋呢?
非也,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研究权谋,如藏刃在身,以防不测。
要想成为伟大的政治人物,光靠正是不足以成功的,还要正而不呆,正而有智,正与谋合,谋不违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熟知权谋而少用,不得以而用之”(见59页)。
四、研究执政方略的时代背景(第七章第一节)
审时度势:
审即审察、审辨、弄明白;时即时机、时空;度即把握;势即指时代、时势、形势、潮流,是事关全局的发展趋势。
审势,就是要善于从时间、空间上审辨,把握形势。
只有“审势”,才能“识势”,只有“识势”,才能“乘势”、“借势”。
审时度势就要求与时俱进。
成都武侯祠中有一楹联的一句说: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每个成功者都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紧扣时代脉搏,用宽广的眼界观察社会这个大世界,同时也要用锐利眼光观察所在单位这个小世界。
天下太平日,危乱萌动时,“今天是个好日子”,保不准明日是个风雨天。
天下未忧我先忧,忧而思,思则有备,有备则无患矣。
审视我国古代三千年,国家动乱衰亡的原因主要有五种:
一是民不聊生;二是太子继位(交接班、最高领导人的更迭。
);三是藩镇割据(地方权力过大);四是内不强(包括军官腐败、兵器落后、经济总量偏小)而外征伐;五是君昏远贤,奸小用事。
从目前国际上看,除了历史上的五大原因之外,主要还有:
指导思想混乱,人民莫衷一是;民族矛盾激化;高压政治和官僚主义盛行;内乱而外部势力介入;深度经济危机。
纵观世界风云,落后必然挨打,挨打必有内因。
审辨我国当今时势,特别近二十多年走过的改革路程,总体上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是辉煌的。
如果否认改革,不是无知(不了解改革的背景,不了解改革的艰难,不了解改革的初期目标),便是失去了学者的良知(哗众取宠,事后诸葛亮)。
由于改革不到位,才使近几年社会矛盾增多,其表现为:
经济在积强,政权在积弱。
光明一面已普照天下,阴暗一面须心知肚明。
最突出也是普遍存在的令行禁不止现象,是因其执法主要失之于宽,执政主要失之于乱。
1.执法不严、网开一面的恶习根深蒂固。
司法低效率、高成本、不公正,黑恶势力乘虚而入;当判决书成为废纸的时候,当强制执行无法执行的时候,当法律手段失效的时候,人民为了讨回公道,只能寄托“梁山好汉”解决。
而在法制社会里,这些好汉则是非法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
黑社会滋生的土壤是社会不公、法律失效或执政能力软弱的必然结果。
加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不正之风,迫使公款贿赂等舞弊现象盛行。
有些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非法利益之实,以非法利益,供养执法队伍。
也有极少数警匪一家,互相利用。
还有令人费解的,雇用“黑道”落实政策。
更令人担忧的是通过各种手段使执法者不作为,有罪不查,漏网者比比皆是,纪检、审计乃至司法、监察部门往往被“摆平”,正义无处伸张,群体上访此起彼伏,不安定因素与日俱增。
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边缘人群,正由弱转恶,由恶转黑。
依法治国,必须先治立法(看法律是否体现“三个代表”,是否体现“三个有利于”,是否体现市场经济规则,是否体现公平公正),再治执法,决不能搞“治这个,治那个,就是不治我自个”。
2.政府职能紊乱。
有利益,巧取豪夺乱作为;无利益,不闻不问不作为;环境差,各方施压难作为。
一些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一些基层单位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不了了之”上,结果往往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政令繁多,无所适从。
一个厅局级单位,一年要发一二千个文件,前令未行,后令又至,搬文山、赴会海成了各级官员的主要工作。
一位县委书记的儿子问爸爸为什么天天开会,爸爸说:
“工人天天做工,农民天天种地,干部天天开会”。
这是一位县级领导的真实写照,也是无奈的自嘲。
给人指一条路是向导,给人指一千条路是疯子。
张书记说“挖”,李书记说“埋”,王书记说“重来”。
天天有新思路等于没思路,届届有新规划等于乱规划,指示太多便成了瞎指挥。
3.官场明规则与潜规则相悖并行,且呈相互消长之势。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求真务实;公平公正,刚正不阿;……执政者的一切法律、政策都是明规则。
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官官相护,拍马奉承;受爵公堂,感恩私室;隐性世袭,近亲繁殖;上头要面子,下头要票子;装腔作势,假公济私;拓展权力,通常是用甲权争取乙权,再用甲、乙权争取丙权。
继之用甲、乙、丙权共同争取丁权,收获的是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
这些潜规则与明规则此消彼长,时强时弱。
明规则必须在“推行”中才能慢慢执行,潜规则具有自发性、主动性,禁止不力便会压倒明规则。
4.效率普遍低下。
一是推诿扯皮。
或因利益而从中作梗,或各取所需而执其一端,或相互顶牛僵持不下,或手续繁琐,卡住一环,误了一串。
二是执政水平不高。
遇事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
或当断不断,使下级无所适从。
三是政策棚架。
用讲话落实讲话,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或走走过场,搞搞形式;或拖拖拉拉,不讲实效;或人浮于事,官多兵少,派活的多,干活的少;或马马虎虎,草率行事,敷衍塞责,不求实效,出了问题,互相推卸责任。
5.讲团结而忘原则。
下级有矛盾,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
大家只有掩盖失误、良莠不分、团结一心、共同对上、利益均沾、皆大欢喜(这也是窝案增多的原因)。
6.官德民风低下,已经动摇了政权根基。
东汉末年的王符曾描写了当时的乱国之象:
“奸臣肆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
君子载质而车驰,细民怀财而趋走。
”(王符《潜夫论·爱日》)即奸佞之徒在上面为所欲为,腐败的风气在社会中泛滥。
君子陪同作为保证人,带着礼品趋车奔走,百姓带着金钱钻门子、托关系。
中国官民的“协调”成本可能是世界之最,不论干什么事,不跑心里不踏实。
看一看滚滚车流和匆匆“君子”,想一想钻门子、找熟人、拉关系的数量和消耗有多少,这些连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少见的现象,难道不能令人深思吗?
少数官员品格低下。
饱食终日的懒官,左右逢源的滑官,无所作为的庸官,是非不明的昏官,表里不一的刁官,见钱眼开的贪官,专横跋扈的恶官,暴殄天物的败家官,以及不想事,少干事,见了领导吹两句的“好好官”等随处可见,致使:
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欺上瞒下之徒横行官场;贿赂公行,谄谀日盛,虚浮之风迷漫朝野;有礼者有理,一些判官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台上信誓旦旦,台下胡作非为,政绩做秀司空见惯,走过场认认真真,搞形式轰轰烈烈,讲假话脸不变色心不跳,图虚名不怕国家受实害;还有刁滑之辈,话难听,脸难看,开口不是“明天”就是“等等看”;更有官中之盗,粉饰高呼,内贪外廉,黑白通吃;或官商勾结、官商一体,把权力转化为金钱;或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或收钱财,不消灾,还美其名曰“贪赃不枉法”。
7.权力的运作模式不合理。
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检查者,三位一体的运作机构,使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
凡是“严格审批程序”,无不演化为“雁过拔毛”。
过一次手,扒一层皮,“顺手牵羊”已蔚然成风。
权力在流转中变异,资金在转移中流失。
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政府自己乱自己。
甚至前门治乱,后门披着“法制”的外衣又出现。
乱收费的另一层原因是只让干事,不拨经费。
让巧妇做无米之炊,逼得巧妇“卖春”。
还有的设好圈套,诱其违规,然后罚款。
审批事无巨细,条条框框乱如缠丝,多如牛毛,认真执行则一事无成。
干大事多有大罪,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怪病。
近几年来,似乎一直在进行机构改革和简政放权,但部门权利就像九头鸟一样,你砍掉一个,它再生一个,甚至愈砍愈多。
相当一部分掌权者总是口放心不放,虚放实不放,明放暗不放,上放下不放,你放我不放。
表面上年年改,实质上打转转。
故清理审批事项,拆庙去神、改变运作模式的机构改革和“严法宽政,经济自由”的取向,应作为一场革命来进行。
8.痼疾必须根治。
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公款奢侈症”、“当官吹牛症”、“做事浮躁症”、“效率低下症”、“失职渎职症”、“繁文缛节症”、“近亲繁殖症”等,这些顽疾沉疴,严重侵害着党政肌体。
近几年由于改革的趋利性以及改革的不彻底、不规范,使一些左右改革的利益团体、部分官员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成为营私舞弊的温床。
回顾二十多年来反走后门→反不正之风→反腐败的“反”字三步曲,愈反愈重,积重难返,大案屡刷记录,贪官再创新高,这些阳光下的阴影,其成也非一日,其积也非一世,不改危殆,急改生变,宜渐进而不宜骤行,宜少而深,不宜多而轻。
改革的方向仍然不能动摇,即经济市场化,社会法制化,政治民主化,官员监督化。
下级有大罪,上级有大失。
这些沉疴痼疾的深层因素是体制性的、制度性的,如选拔干部时,公开竞争渠道不畅,暗中活动不止。
只要有人拿着官帽,跑官要官就不可能根绝。
故整顿吏治,不仅仅是撤几个官,而要通过改革,完善目前的选任制度。
讲到改革,大家似乎都是改革派,但为什么总是改而不动呢,因各级官员身在其中,身受其益,多数采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行的态度。
伟大人物只能在搏击风浪中成长,一切艰难困苦都是造就天才和成就伟人的基石。
当前时弊未革,正在迎取伟大政治家的光临。
换言之,产生伟大政治家的时代已经成熟,谁能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谁就是又一个伟大人物。
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稳住阵角”而修修补补,那么“乱了阵角”的可能性和一天天沉沦的风险将与日俱增。
五、时代变,治国方略必须变(第七章第二节)
与时俱进,就必须把改革进行到底。
现在改革一是利益向强势群体倾斜,二是改革的操作者上下其手,使改革变形。
治国方略不仅是宽严,还有由“人主”治国向“民主”治国过渡的问题。
没有法制约束的民主治国,其最大风险是国家失控,解决失控又需要强权,形成民主——分裂(派系矛盾、混乱、无序)——强权的三段式。
一些野心家往往在民主的大旗下,采取取悦人民的空口承诺,以蛊惑起家,以专制告终,大民主演变为大独裁,这就是“第三世界”中所谓民主的苦果。
但民主治国在法制的约束下,应该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模式。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可以救中国;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可以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是因为它可以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我们都可以学习和坚持。
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例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师夷之长以制夷”呢?
师夷之长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应当包括政治领域。
不要一讲民主,就想到“西化”,马克思、列宁都是西方人,不论“东”“西”,只要对治理国家有利,都可以试,切莫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打上阶级的烙印。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很怕共产党的“赤化”,可毛泽东从来不害怕国民党的“白化”,因为真理在共产党一边。
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被“西化”的可能性越大,说明我们的制度改革越必要、越紧迫。
目前我国只采取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似乎没有了“民主治国”的风险,但法有良法,又有恶法,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而立法,就无法逃脱只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烙印。
这种法律往往可以体面地、有效地保护政治、经济寡头们的利益。
不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如何,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不可或缺,法如网,再细也有孔,故法繁细,不仅违法者众多,而且使法令难行,还会助长寻找法律空子,产生伪诈诡辩。
德如水,无孔不入,德治则民风淳朴而高雅,犯罪者少。
但水柔韧,仅靠德治则强暴难除,德治法治,相得益彰。
天下大事,最误因循守旧,不改前人之法,则难成新业。
刘邦西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余悉去秦法……”由于人民久苦秦朝苛政,刘邦宽大为怀,“约法三章”天下大治。
而孔明入蜀则严刑峻法,是因刘璋昏暗,失之于宽,“文法(这里是指公文、法典)羁縻(牵制),相互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蜀地人士,专权而自私,君臣之道,逐渐废弛。
诸葛亮认为:
“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
只有“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诸葛亮《答法正书》)。
“弛世用重典”,汉末乱世,其法应严。
三国魏之谋臣郭嘉分析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其中有“绍以宽济,公(曹操)以猛纠”。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措施)变”。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
”(韩非子《五蠹》)“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
此皆趣同而世异也。
”(见《诸葛亮集》47页《论让夺》)古人的这些论述,今天读来仍有受益,看似相同的措施,英明者使国家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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