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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人类个体记忆库与传播学
走进人类个体记忆库与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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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须通过传播而得。
口述历史的信息采集和知识生产,须经过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等多个环节。
从采访过程到成果问世,口述历史的诸多问题都与传播学有关。
通过口述历史访谈形成的档案即“人类个体记忆库”的大数据,也可用于传播研究。
口述历史与传播学的密切关联,值得专题研究。
只要是从事过口述历史采访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事远不似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看似简单的一问一答,并不像在网络上点击相关链接那样容易快捷。
在实际采访工作中,应邀受访的人是否愿意接受采访?
受访人是否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
受访人是否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故事?
受访人最终说出了多少信息?
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如何?
具体说,其中有劝服问题、人际传播即传受互动问题、受访人自我传播问题。
这些都是问题。
这些问题都与传播学有关。
采访人固然能从实际采访工作中积累经验,若系统掌握传播学知识,则能事半功倍。
首先,并非所有受邀者都愿意接受采访。
面对这种情况,就要求口述历史采访联络人充当劝服者。
人们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很多,有些明确表述、有些半吞半吐、有些隐秘不宣。
明显可说的原因如:
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
自己不是什么重要历史人物,有何资格接受采访?
半吞半吐的原因如:
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采访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私密?
你们要拿这些口述历史访谈做什么?
会不会将个人隐私及对他人的评价到处传播,从而对自己不利?
隐秘不宣的原因如:
有过重大人生挫折耻与人言,或有重大心灵创伤不愿随便揭开伤疤,以免再受创痛;在我本人的采访中,还曾遇到过一些经历过严酷政治运动的老人,对口述历史采访还有出人意料的顾虑:
口述历史让他们想起过去的政治运动,担心再次受诱上当,自己坦诚相告会惹出事端。
对于高度敏感的受邀人,采访联络人的某些不恰当言行举止,引起对方不快或反感,也会成为拒绝采访的隐秘原因:
你不像个严谨可靠之人,何必与你啰嗦?
面对种种情况,采访联络的劝服者并不好当。
若仅是不了解或不理解口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那还好说;若是担心个人的隐私被滥用,情况就相对复杂;若是更加隐秘的原因,劝服的困难无疑会更大。
关于口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每个采访联络人大约都能够说上一通。
涉及个人隐私如何保护,当然也会说会按照相关法律、伦理及具体口述历史使用契约条款等加以保障,问题是,采访联络人会采取“一面型”方法还是“两面型”方法加以劝服?
即,是否要提醒受邀人,口述历史档案及其使用,有时确实存在某些难以预料的风险?
就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
传播学者总结说服人们的三种理由,即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Kennedy,1994),值得学习和揣摩。
劝服者观点明确、思路清晰、逻辑谨严,固然重要;有时“功夫在诗外”,态度诚恳、言辞亲切、话语感人,也同样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就强调过,传者的信誉即个人素质、最初印象、值得信赖,才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
其次,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人际传播形式。
这种传播形式,符合信息生产的目标—计划—行动理论;传播过程具有循环性(circular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开放性(openness)等特征。
说它特殊,主要是因为,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要建立“陌生的交心人”关系。
即:
采访人不可能熟悉每一个受访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陌生的(尤其是开始时);而口述历史的目标,是要让受访人说出自己人生经历乃至内心隐秘,与采访人之间倾心交流。
这与一般性的新闻采访和一般性的人类学研究访谈都不一样。
新闻采访只是就某一个突发性新闻事件进行采访,就事论事,并不交心;后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长期朝夕相处,相互非常熟悉,不再陌生。
口述历史工作者要与受访人成为“陌生的交心人”,须有攻克难题的路径和应对挑战的方法。
“陌生的交心人”看似不大可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容易向陌生人敞开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在旅途中遇见陌生人,在网络上交接陌生人,能找到许多生动例证。
传播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
当然,口述历史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并非真正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因为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正式合作,须订立相应的法律契约和伦理承诺,要写明确保受访人声誉和权益不受损害的具体条款。
作为特定人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实际主导者,口述历史采访人当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即在特定情境下选择适当和有效传播行为的能力。
按照传播学家斯皮伯格和库帕克所说,良好的沟通能力包括三大要素,即知识、技能、动机,亦即认识到什么样的传播行为是恰如其分的(知识),拥有实现恰当的传播行为的能力(技能),怀有用有效和恰当方式进行沟通的愿望(动机)。
具体如英国口述史家汤普逊所言:
正常情况下,要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尤其在访谈开始的时候,当你暗示出了自己的观点,你便更容易得到被访者以为你会喜欢的答案,可能会产生不大可靠的或被误导了的证据。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如果你知道有人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持有非常强硬的观点,那么访谈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在根本上对他们表示基本的赞同。
同样,如果你觉得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习惯上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定,那么你最好采用比较含蓄的问法。
进而,口述历史采访人须懂得,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人际传播,采访人和受访人都是传受一体,在访谈过程中,采访人既是传者又是受者,需随时进行恰当的身份转换。
口述历史采访人不仅要做一个合格的提问人,更要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实际上,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提问人,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这样说的理由是,第一,口述历史采访的目的,是要让受访人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因此访谈活动的第一主人公并不是采访人,而是受访讲述人。
采访人必须学会倾听,使受访人充分感到被尊重并被期待,对方才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去挖掘自己的记忆、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
假如采访人像例行公事的面试官乃至面无表情的审讯官,那就无法期待受访人能够诚恳合作,别指望访谈合作愉快而成功。
第二,会说不如会听。
在口述历史访谈中,采访人的倾听能力不仅影响访谈氛围,形塑访谈形式,且最终决定访谈的品质。
这是因为:
1.只有认真倾听,才能逐步熟悉受访人的记忆特点、谈话风格及其交流模式,从而采取相应的恰当而有效的沟通方式。
2.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够对受访人做出及时且恰当的回应:
认真的姿态、亲切的微笑、会意的眼神、赞许的点头、鼓励的手势,都是访谈互动的有效刺激。
3.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够及时发现受访人口述中的虚、伪、误、隐等方面的问题,从而采取有效的辨析或恰当的标注。
4.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够在受访人的讲述中及时发现新线索,从而及时地提出恰当问题,发掘前所未知的新信息。
就此而言,口述历史采访应采取半开放式,要准备详细的采访提纲,作为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工作台本;但在具体采访过程中,采访人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和视野,随时追踪访谈中出现的新线索和新信息。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倾听的知识和能力。
心理学家艾德勒说:
在人的一生中,用到最多的也是听(占总时间的46%),可是,全部学校教育中教得最少的也是听。
想要成为合格的倾听者,须在传播学中学习相关知识并寻找恰当的训练途径。
一个美国医学传播学者提出“CARE倾听法”——不应只用耳朵倾听——C代表集中精力(concentrate),A代表承认(acknowledgment),R代表响应(response),E代表实施情绪控制(emotionalcontrol),值得参考。
)从传播学角度看,善于倾听的口述历史采访人,当特别注重下列几种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1.恰当的认知复杂度;2.以他人为中心的视角;3.感同身受的能力;4.批判思维——这是口述历史工作最重要的能力——美国口述历史家唐纳德·里奇指出:
“访谈的制胜秘诀在于访谈者能否持续专注地评估受访者的反应,并且顺应情势,不断改变访谈的步调,以激励出较具启示性的回应。
”
再次,在口述历史采访过程中,受访人是否能完整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又涉及自我传播或人内传播问题。
人内传播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处理的活动。
人内传播具有典型的系统性,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它既有接收装置(感官系统),又有传递装置(神经系统);既有处理装置(记忆、思维系统),又有输出装置(语言、动作、表情等)。
人内传播正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组成部分所构成,执行个人信息处理功能的有机整体。
问题是,每个人的人内传播系统的工作情况都不一样。
其一,受访人人内传播信息资源匮乏或信息紊乱。
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经历者,其记忆资源的丰歉程度有时会天差地远,有人习惯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乃至长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头来自会出现严重的记忆资源匮乏。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经历甚多,记忆也很丰富,但由于没有将记忆及时“整理归档”的习惯,使自己的记忆仓库如同懒惰而邋遢的大学生宿舍,到头来势必会出现记忆信息紊乱,没有头绪的记忆会相互缠绕,甚至相互掩盖。
更严重的情况,是内心生活单调肤浅,生活的主调是欲望冲动与满足,感性发达而理性贫瘠,本我健硕而自我病弱,缺乏历史感,更无公共历史概念框架。
这样,所述记忆就漫无头绪,无法鉴定、整理和归档。
其二,并非每个个体的人内传播系统都完美无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系统损伤。
极端情况如,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陷入困境,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内部交流被摧毁了,由此与别人的交流也就遭到了破坏。
面对非极端情况,口述历史工作者也有必要向精神分析专家学习。
保尔·汤普逊说:
“精神分析是我们时代的魔术。
精神分析家的奇异能力,他们倾听和医治的能力,他们释放来自我们已经忘记的过去的压抑、愤怒和羞耻的能力,以他们通过倾听我们而赢得我们的爱,并随后把它作为补充我们自己自信的新鲜力量给予我们的能力,简而言之,通过穿透我们与他人分享的最深层亲密,来改变我们最隐秘、最内在的自我的能力——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能被完全预测或逻辑理解的。
”
其三,个体语言能力不同。
“记忆要经由语言来表达,因为个人的原始经验往往处于模糊的状态,此一模糊的经验必须透过语言的陈述、命名、认定,才得以落实。
然而此一透过语言叙说经验的过程,一方面已经脱离了原始经验的模糊与混沌,另一方面亦开始新的诠释与创造。
”这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受访人语言能力偏弱,难以用语言准确讲述自己的经验,这需要采访人具有足够的“译码”能力,以便获取更多信息,并使得对话交流顺畅进行。
另一种情况是受访人语言能力超强,在生平讲述过程中,诠释甚至创作的内容远远超出实际的经历。
这需要采访人具有足够的“解码”能力,及时发现言语与事实的分离情况,分析并判断其“裂度”,并在随后采访中加以弥合与补救。
其四,不同的受访人有不同的自我呈现模式,诸如真实呈现、虚无呈现、夸大呈现、收敛呈现、投好呈现等等,采访人要有这方面的辨析能力,并且有相应的感知方法和应对技巧,不仅让访谈顺利进行,同时追求访谈质量。
其五,在每一个受访人心中,都有其“内在把关人”。
在口述历史采访中,极少受访人能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通常情况是,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所保留。
这不难理解,“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传统家教“,祸从口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教训,以及自我保护或自我掩饰的本能,是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自己的“内在把关人”的原因。
口述历史采访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找到不同对象的“内在把关人”,熟悉其内在关卡管辖范围及其管辖形式,与之商讨或博弈,设法打通关节,有时候则要设法绕过“内在关卡”,用具有细节针对性的巧妙提问,去探寻到更多更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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