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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宜我去美国做田野
黎相宜:
我去美国做田野
【个人简介】黎相宜,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13年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其博士论文《移民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基于华南侨乡三个华人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获得2014年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曾在《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开放时代》、《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甲为什么选择移民研究?
感谢石头君的邀请!
我的博士论文是对华南侨乡的三个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进行比较研究。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不是社会学主流话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这是我的学生以及师弟、师妹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我随着当时的男友(后来成为我的先生)回他老家,先生的老家是一个著名侨乡,有大量华侨华人移居东南亚。
我们回去时并没有见到华侨华人,却看到许多华侨华人捐赠的学校、医院、道路以及赫然于上的芳名碑。
我们去拜访先生的远房亲戚时,还发现了他们消费着不少在海外才有的食物与用品。
这给当时苦于找不到合适选题的我提供了一条线索。
海南文昌移民办的海南华侨农庄,文昌
现在回想起来,选择这个主题并不是当时因为对华侨华人与侨乡有多大的兴趣,我对华侨华人的感情和学术兴趣,是在以后做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我选它为题更多是出于“方便性原则”:
首先,研究华侨华人,我可以充分利用我和先生的社会资本。
我们两个的老家均是侨乡,这意味着我可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建立起一长串的研究对象名单。
我还能够说流利的粤语与听懂海南话,容易赢得研究对象的信任和支持,为我在这两个地方(恰是华侨华人的家乡)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我很希望尽快完成博士论文。
我和先生当时准备建立自己的小家,而还在读博士的我不得不延后许多家庭计划(如要小孩),我想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各种便利条件,按时毕业。
我从海南回来后,就与导师王宁老师提出,我想做一个有关华侨华人及其侨眷的捐赠与消费行为的研究议题。
王老师以其深厚的社会学理论视野与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一些潜在的理论创新点,使我顿时觉得这个很平庸的话题突然有了那么点意思。
随后,我带着这些理论预设进入田野,根据田野调查搜集回来的素材不断与王老师商讨,最终将论文主题初步确立为讨论“移民回乡捐赠实践”与“社会地位补偿”之间的关系。
开平移民捐建的中学及学校,开平学校为捐赠者树立的塑像,开平
王老师还提议让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周敏老师共同辅导我的博士论文,并为此牵线搭桥。
周敏老师是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系、亚美研究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移民社会学、少数族群和族群关系等议题。
当时周老师刚被中山大学聘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并正在推进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我带着“移民捐赠”的主题是否太老套等问题向周老师请教,周老师根据多年丰富的国际移民研究经验,提出研究设计可否比较不同移民群体对于各自祖籍地的影响,并指出最好能够到国外进行调查,这样可以弥补国内以侨乡为主研究的缺憾。
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外的田野调查与学习经历不仅丰富了我对于海外华人移民及其社区的了解,还使我接触到了最前沿的国际移民理论,最终促使我将原来“华侨捐赠”这一狭小的研究问题放置在了“移民跨国主义”这一广阔的理论背景之下来进行探讨。
乙挑战田野
主题选定后,如何搜集经验材料又是另一个难关。
我计划采用跨国多点民族志。
多点与类型化的研究是未来移民跨国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许多学者提出多点民族志,希望超越简单地从接收国或祖籍地情境研究移民,而是将其放置在跨国社会场域的所有地点来研究,试图勾勒出全球性的宏观层面过程是如何与地方性生活经历进行互动的。
其中,基于移民的流动与跨界的特性,跨国多点民族志的方法有着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
三个移民群体的主要流向图根据祖籍地、移居地以及迁移路径三个维度,我计划从江门五邑地区、福州地区以及海南地区分别抽取坪县坎镇、廉县官镇以及仓县文镇的移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这些移民群体的流向,从祖籍地延展至海外的移居地,对聚居海外的华人移民及相关人群进行深入的生活史调查、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
这意味着我不仅需要在广东开平、福建福州、海南文昌进行田野调查,还需要前往这三地出去的华人移民的移居地进行调查。
这个“庞大的计划”在我开题的时候就受到了导师组的质疑。
有老师提出:
“福州移民很多是非法移民,你不懂得福州话,怎么去调查他们?
”还有的老师提出:
“你的想法是很好,但是万一你无法去美国呢,你打算只依靠侨乡的材料吗?
”面对老师的质疑,我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够完成这个计划,我当时想的是,实在不行,我就只在广东江门与海南文昌做调查。
丙乍入田野
2011年8月,在历经各种曲折之后,通过美国社会学年会及北美华人社会学家年会发来的会议邀请函,我获得了美国签证,在2011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中山大学2010年笹川优秀青年奖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下,我来到美国,开始海外田野调查。
国外田野点所在位置
我的“田野”并不是局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内,而是根据研究对象——华人移民而处于流动中。
虽然我以市中心的族裔聚居区(ethnicenclave)——唐人街为研究据点,但在实践中,我的田野工作成为不以空间为局限的正式访谈、参与观察、随意闲谈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混合。
这个田野存在于我所能想到的任一地方,它要求我在能够找到移民的地方,寻求他们如何通过跨国空间和网络,与祖籍地发生某种关联。
唐人街内的华人社团,旧金山尽管确信这种多点跨国民族志为我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田野策略,但是我在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三个研究地点的研究对象都彼此相对独立,这意味着在每个地点,我需要通过常常是很有压力的漫长过程来建立新的研究网络,并且还增加了住宿、交通等生活后勤方面的麻烦。
而且由于我在海外的田野时间是被限制的(半年的签证),因而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我在异域的调适以及多点田野的工作着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处于各种焦虑与压力之下,我常常对自己作为海外田野调查者的身份产生怀疑,并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发生角色扮演的错位。
这其中有部分是海外田野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有一些是由于我的身份、时间、经历等个人因素所造成的。
福州移民的海外聚居地,纽约丁番外田野
做过田野的人都知道,其实存在着两个田野:
一个是我们欲要表达给他人的田野,这个田野的故事经常会被理论修饰的富有逻辑、精彩绝伦;而一个则是在正式文本之外的田野,这个田野发生的事儿因为很多上不了台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美好,可能与前一个故事冲突)而只能成为私下议论的谈资。
作为一个在异域的调查者,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衣食住行等问题,调查才能够随之顺利展开。
虽然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利用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但作为这个网络之外的人,“我”却很难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社会网络。
我在洛杉矶的一处公寓安顿了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房东告知我这房子不能继续租了(原先我跟他租了三个半月),必须在一星期之内找到其他住所。
我当时立即就想到了两位给予过我帮助的唐人街老华侨。
在之前的调查中,唐人街晚上有一些重要活动,我觉得很有必要参加但是又考虑到很晚回到住处(唐人街离我住处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而不安全时,我会在这两位老华侨家借宿。
而且我也觉得如果能够住在她们家,会便于开展调查。
但是当我打电话跟他们表达自己的请求时,她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
当我心有不甘提出可以交租时,她们也没有同意。
这件事情让我困惑了许久,为什么当初热情的老人家一俟我提出长住的请求时,她们都选择了回避。
当时我准备到旧金山做调查,由于房子不能继续租,一时又找不到住处,所以急需找人帮助看管行李。
这时我想起我的一个关键报道人。
他祖籍广东开平,七十多岁,移民前在广州的学校当老师,平常对我也十分热情,主动提供过资料。
当我拿起电话向他表明情况时,他表示很为难,要与太太商量。
最后他反馈给我的信息是:
“我们还不熟悉,我们不能帮你看管行李,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担待不起。
”在遇到这一连串的拒绝后,我顿时觉得既无助也气恼,因为我一度感觉与他们已经很熟悉了,结果却意外地遭到拒绝——尽管他们都是待人和善的老人。
之后我就此事进行了反省:
可能在一个较为封闭、淳朴的中国少数民族村落里,帮忙看管一件行李,住在家里都不能算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美国的唐人街——这样一个被全球化席卷的现代化族裔聚居区内,我向我的研究对象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属于“越界行为”,给他们的私人生活造成了困扰。
这次经历让我与几位老人多少有了些隔阂,也使得后面的调查受到一些影响。
我与侨领的合影,旧金山
当田野点与自己原本所处的社会同质或类似时,这种“弱者心态”往往并不会出现。
但是当田野点是一个完全脱离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网络之外的“世界”时,由于语言、衣食住行、社会支持网匮乏以及文化震撼(cultureshock)等问题,原本应该是研究者的角色就会在某种情境中沦为一种需要被帮助的“弱者”的角色。
在田野调查中,“示弱”是获得研究对象合作的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但沉沦于弱者的角色扮演会让研究者模糊他者与自身的主客角色和地位,忽视了生活于“田野”的人其实没有义务与责任来负责我的衣食住行与人身安全。
在他们面前,“我”如何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学会如何在不同情境中自由地穿梭,这是一个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共谋”,在多点民族志框架中作为“亲密关系”的替代者,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象征,它标志着民族志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力图追求的知识类型的变化。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到了自己在巴厘岛做田野调查时的一个特殊经历:
他有一次跟居民一起赌博,却遭遇抓赌,然后大家一块儿狼狈逃避一这段“共谋”经历反而使得原先一筹莫展的田野调查豁然开朗,获得本地人的认同。
他后来也反思“共谋”作为田野调查的重要策略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福州的非法移民是我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他们大多分布在美国的东海岸,尤其以纽约为最。
纽约唐人街上的东百老汇大街(EastBroadway)堪称是福州非法移民的“娘家”。
非法移民所面临的处境,加上我不会讲福州话,不易于取得“本地人”的信任,我在进入这个群体之初着实遇到了不少困难。
虽然我曾在这个群体的祖籍地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但由于时间不太长,所以积累的人脉资源并不是很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田野调查进度。
一开始,我通过一位在福州就认识的侨领的引荐,采访了一位福建社团的主席。
那位被访者以为我是记者,因而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访谈。
整个访谈的过程都比较顺利,但是当我提出请他再介绍另外一些访谈对象时,则遭到了这位“守门人”(gatekeeper)的拒绝:
“有什么你问我就好了,其他人都不懂的,你不用采访其他人了。
”虽然我一再解释自己的田野工作,但是他始终不愿意介绍其他的受访者。
于是我的田野调查由于找不到研究对象而立马陷入了困境。
那段时间,我都因为怕将田野时间浪费在无所事事上而感到焦虑。
而在与那位侨领周旋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社团的另一位成员郑先生。
他不仅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访谈,还提及了他们家乡发生的一起事件:
大致的起因是他们家乡由于建大学城而需要征用村里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大部分是坟墓林立的墓地,因而遭到了本村人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反对。
该村的海外移民纷纷向大使馆、统战部、侨务部门反映情况。
刚开始我兴致勃勃地倾听这个故事,因为这也是我的研究重点——华人移民跨国实践很重要的一部分。
直到郑先生主动向我提供很多他们集体上访的材料时,我都没有察觉我正在步入一个研究者所常面临的“陷阱”。
在这个过程中,郑先生也主动介绍了进度一些福州移民给我。
在几次友好的接触之后,郑先生以及他们村的另外几个人向我提出,能否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帮他们撰写上访信。
郑先生说:
“我们的文化程度不高,电脑也不会用,也不知道怎么将我们村的这件事情散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们想请你帮忙。
”从我本意上来说,我并不愿意以直接参与的方式介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如此高风险的集体维权活动。
但是郑先生是我当时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关键报道人之一,而且我在田野的处境如此边缘,我无法预测拒绝所可能带来的与“田野关系”断裂的风险。
基于这些考虑,我当时没有拒绝郑先生提出的要求。
帮助他们处理一些文字工作大大增强了我与“本地人”的接触频度和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适时地向他们寻求帮助。
比如要求他们带我到福州移民经常出没的赌场以及重要的福州社团参观,因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福州移民,更深入地参与到他们的社团活动中。
这让我以一个“外人”迅速地融入到“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然而,这个过程也让我更深地卷入到“本地人”的社会网络中,“我”经常被人期望要去履行一些义务,经常不得不面对研究对象向我提出的某些要求,而很多要求在我看来是勉为其难的。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成员角色的深入,我甚至感到难以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共谋”往往变成研究者始料不及的田野策略,更研究者角色转变成“共谋者”的角色。
这种角色错位让我在整个田野过程中处于一种极为焦虑的状态。
当我进一步扩大了我的联系人范围时,我不再愿意接到来自郑先生的电话,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我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任务。
尽管如此,我跟郑先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待在纽约的两个月里,他确实也竭尽所能地满足我的一些调研要求,比如参与一些较为秘密的社团内部会议、领事馆宴请有名望侨领的新年宴会以及春节游行等。
一直到我“脱离”田野回国之后,我们还通了一次越洋电话。
以上列举的是一些我进入海外田野的例子,有很多是失败的教训。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才明白“我”既不是以一个弱者或者需要帮助的人,也不是以一个“共谋者”的角色进入海外田野。
当“我”作为一个进入异域的人,碰到一些貌似与自己同质的人(比如那些老华侨)时,我显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管“我”与“他们”是多么地同质,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始终是“相对的他者”。
戊田野经验
每个人的田野都是不可完全复制的经历,所以所谓经验也只是提供某种借鉴。
我能够分享的田野经验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积极地打入田野。
有的人天生“自来熟”,这种人去田野就是如鱼得水。
不过显然我并不属于这种类型。
我不是一个特别能聊的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在饭桌上面临着“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尴尬情境。
正是由于对自己性格的忧虑,使得我在田野调查中使用的是“打鸡血”的方法。
由于我在每个田野点的时间不长,在海外的每一天的成本又如此高昂,逼得我只能充分利用不多的时间迅速建立社会网络。
其中,积极参与各种有关无关的活动,是迅速实现“刷脸”的方式。
我经常会被问到“你怎么认识这些移民的?
”我在侨乡调查时,留下了少数几个回乡移民的联系方式,他们成为我进入美国田野的“关键人”,但显然依靠这几个关键人是远远不够的。
我去到当地后,我就问最近有什么活动。
美国华人社团会定期举行各种活动(比如祭祖、庆祝中西节日的活动等等),我通过这些活动迅速扩大了研究对象的可选范围。
而且由于经常参加活动,许多老华侨有活动也习惯叫上我。
这不仅能够认识很多潜在的研究对象,还能够降低他们对于我的防御心理。
有时为了取得被研究对象的信任,我还会力所能及地帮他们做一些文献整理与书写的工作。
其次,重视田野资料的整理。
许多海外民族志要求研究者必需在海外待够一年。
我的国内田野调查时间是182天,美国田野调查时间上是150天,加起来还不足一年,相比许多在田野点动则待上一年半载的人类学同行来说(我们经常私下取笑是“孩子都生出来”的时间),我的田野时间并不长。
但我积累的田野笔记是较为充足,且每个田野点的资料是比较平均与多样化的。
这主要取决于我一开始就建立的田野资料整理准则:
一是当天的资料必须当天整理完。
每天的田野调查确实是很疲惫,但再疲惫我都坚持整理资料至深夜,不敢有任何懈怠,因为明天又有新的调查资料,如果积累起来就不想整理了。
二是保持每天记田野笔记的习惯。
有时并不是每天的田野调查都有所收获的,可能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所获不丰,但为了保证在短时间内每个田野点都有资料,我坚持每天必须记一千字以上,即使是觉得没什么好记的,也坚持每天记一些,能记多少是多少。
己反思田野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里,海外田野调查者要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做出理性的区分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必然会因此而面临伦理的、方法论的乃至理论上的两难与调适。
与局内人/局外人这一两难密切相关的是田野工作变戏法似地兼顾保持距离和维持亲熟所带来的困难。
田野调查者的个人特质,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和作为研究者承担一个新角色所带来的挑战,可能都意味着许多民族志新手会感受到强烈的自我怀疑、混乱和焦虑。
为了搜集资料,我们建立或者拓展与“本地人”的关系;为了能够“适应”环境,常常要求我们很大程度上做出个人妥协,却不断发现我们纠结或陷入在复杂的与他人情感的相互依赖、冲突以及两难中。
“我”作为他者的一面,在本应是“客观的”研究者角色中发现“主观”的自我存在时,研究者的角色、立场以及目的立即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持续于整个田野过程中。
福州移民热烈欢迎国家领导人访美,纽约
田野调查的过程充满了参与者的活力和感情,而这里所说的参与者既包括田野工作者也包括研究对象。
田野调查者经常会受到其研究对象的细致审查,就如其研究对象会受到他的细致审查一样。
当“我”作为“没有身份(无绿卡)、来自中国大陆、要回国、女性的”这样一个客体出现在研究对象面前时,研究者的主体角色就不再是我想象中那样恒定不变的。
如果想要维持任何一种始终如一的身份,我就会感到自己总是处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之中。
因此,有些时候我会像我的研究对象一样孜孜不倦,致力于重新诠释我自己的身份。
于是我自己也变成我田野工作的另一个研究对象。
而作为研究对象的“本地人”也经常对“我”进行评价和定位,他们对研究者这一“他者”的本地感觉(性别、身份、立场及目的等)常常会影响他们提供给“我”的信息类型。
马库斯主张,“在其中并且是关于世界体系”的多点民族志要求民族志学者将自身置于体系当中,而不是“高高在上或者‘哪儿也不在’”地发言。
“我”绝不是超脱于“本地人”的“意义之网”的“上帝”,处在田野之中的人们会将“我”作为一个社会人(尽管不一定是他们社会的成员)进行不断地定位,他们甚至会以“主人”的身份热情地邀请“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华侨华人举行祭祖活动,洛杉矶在海外的田野调查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难以做到绝对的分离。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两个主体,研究的过程是这两个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共同建构“现实”的过程。
田野调查是一个交流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
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从字面上理解,不止一个主体。
但其所处的背景既不完全在此,也不完全在彼,所涉及的主体没有共同的假设、经历和传统。
在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中,田野调查应当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互动和共谋过程中完成,而不是研究者个人单方面对于他者的“凝视”,这种客观、单向度的“凝视”从来不曾也不会真正发生于田野之中。
我与开平移民在唐人街,洛杉矶海外田野调查经常会遇到不少萍水相逢的好心人。
比如我曾经碰到一位拿救济金的老华侨,他表示可以把政府给他的公租房借给我住,他与太太搬去与女儿住,这样我可以节省大量的住房开支。
后来我觉得太麻烦他而被婉拒了。
但我偶尔也会被各种不了解情况的人拒绝甚至谩骂,还会无心地卷入华人内部的冲突与争执中并成为“替罪羊”。
这其中确实有不少委屈,但正是上述种种的经历,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让我成长,这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走进了那些移民们的内心。
他们带给我的远远不只是田野调查的资料,还有对于穿越国界生活的感悟。
他们在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均等的剥离中,勇敢地克服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给自身带来的边缘感,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以此来积极寻求生活意义与自身主体性的重新界定。
这给从来不愿改变现状的我所带来的震撼与感动是无以言表的。
“我”和研究对象通过相互对视自我的位置,确立了接触,这也凸显了我们基本的“他性”。
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他们”在定位“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同时,也即是“我”在定位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过程。
在这个互相凝视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对象所反映出来的移民心态、价值体系、日常知识以及应对策略等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于他们的理解。
研究者正是在与被研究者之间这些丰富的互动关系之中一起协商(negotiate)和建构着一个构成性的、不断往前发展的“社会事实”(socialfact)。
尽管我们承认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但研究者必然(也必须)有自己的身份。
他在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占据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不能忘记研究者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而不是作为研究客体的“主人”。
既然是“客人”,在我们“做客”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培养与主人家的亲近感,我们才能够获得对当地知识有力而关键的理解。
而且因为是客人,虽然我们无需摒弃或忌讳自己的立场与目的,但却需要承认和尊重作为主人的特权,以及寻求一个承认当地主人的优先权甚至是特权的共同基础。
研究者作为客人,不需要统一,也不必成为局内人或者“土著化”,但是可以被要求捍卫对他们主人的理解。
总之,“客人”身份并不是复制陈旧的二分法,但是也不会解决研究中所有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问题。
庚表述田野
田野结束只能意味着博士论文完成了一小部分(尤其对于社会学的学生来说),田野再精彩也只有自己知道,欲要别人知晓且有共鸣,田野的表述显得尤为重要。
与和田野调查一样,写作从来都没有普适的经验,在这里只能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写作心得(主要是定性论文的写作)。
记得以前语文老师和我们说,要多读书,读得多,自然就会写。
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但在论文写作上,我经常发现,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不见得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清楚不见得能够写得清楚。
因此,虽然好的写作依赖于好的阅读,但二者并不见得有直接的联系。
我大学时代有一位朋友,平常阅读极为有限,但一点不妨碍她写得一手好论文,这与逻辑清晰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写作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思维表现,如果阅读过多而不思,就会让自己的论文充斥着别人的语言、逻辑与框架,而自己的体系却没有搭建起来。
要搭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的写作习惯与逻辑,需要精读一些经典书目,在这基础首先上形成初步的一些基本的框架与体系后,这时广泛阅读才能够起到拓展视野、提升深度的效果。
我接触过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他们未必个个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们很多是借鉴一到两位大家的思想,形成自己特有的框架,再将其用于日常的研究工作;同时大量的阅读又进一步保证自己的体系时时有更新,时时有活力。
写作的人经常会面临“写不下去”的问题。
但我发现大家在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有不同层面的意思:
有人的“写不下去”是真的只写几个字,比如一万字的论文只写了一千字的开头;而有的人的“写不下去”是指经验材料已经基本组织起来了,但是苦于无法再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前者属于“瓦匠型”作者,在进行下一段写作以前习惯于把此前的每一段都“砌好”。
后者则属于“草稿型”作者,一口气写完第一稿,不在乎是否缺乏逻辑性。
回头再来修改、完善、润色。
我个人属于“草稿型”选手。
我向来不太习惯“赶东西”,因为有的人属于“狗急跳墙”,我是属于“狗急跳坑”。
在强压下我因为极度焦虑而会出现“脑瘫”的症状。
因此,我通常会在deadline之前很早就开始写作草稿,最然后花比完成初稿几倍的时间进行修改。
2012年春天,我结束海外调查回到国内,这时距离我计划的博士毕业只有一年的时间。
由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田野调查上,我在理论阅读上的时间被压缩。
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内容充斥着经验材料而几乎毫无理论分析。
我将初稿交给导师之后,导师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学术研究是建立在理性而不是感性的基础上的”。
后来我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边看书,边对论文进行了理论的深化与提升。
辛遇见最好的自己
博士论文的每个阶段,从选题、田野到写作,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人生的难忘体验。
我之所以不说是宝贵的财富,是好像这么说隐含着我认为人生是有确定目的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规划一步步达到这个目的。
根据虚无主义的观点,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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