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洛的扶贫轨迹看扶贫开发的形势和任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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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洛的扶贫轨迹看扶贫开发的形势和任务
从商洛的扶贫轨迹看扶贫开发的形势和任务
商洛市所辖六县一区全部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230万勤劳的商洛儿女经历了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经历了扶贫开发的伟大实践,沐浴了党的改革开放和扶贫开发政策,使这块昔日古老而贫脊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央的扶贫决策轨迹中透析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性,从商洛的扶贫开发轨迹中透析我国扶贫开发的必要性,从面临的扶贫目标任务看今后扶贫开发的艰巨性,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强力推进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彊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提高扶贫开发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这既明确提出了今后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和工作要求,也为今后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只有充分认识了扶贫开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全面了解扶贫开发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进一步增强搞好扶贫开发的必要性、紧迫感;只有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才能进一步坚定扶贫开发消除贫困的信心和决心,从而切实搞好扶贫开发工作,进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从中央的扶贫决策轨迹看扶贫开发的重要性
(一)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
我国的扶贫开发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
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决定推广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耕地承包到户的经验,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推行,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三农”工作的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村面貌虽然在发生变化,但不同区域农村面貌变化的幅度和显著性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发展速度比较快,农村减贫的速度比较快,贫困人口的减幅比较大。
而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历史、地理、自然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农村发展相对较慢,农民收入增幅相对较小,贫困程度相对较深,减贫速度相对较慢,贫困人口群体相对较大,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水平与欠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仅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难缩小不同区域农村的发展差距,需要给贫困地区“吃偏碗饭”。
(商洛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8.2元,贫困人口约170万人,到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63.9元,贫困人口120万人。
7年农民收入增加105.7元,年均增收15.1元,贫困人口减少50万人,年均减少7.1万人。
)
二是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
这一阶段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全国各地掀起了扶贫开发热潮。
---1986年,中央为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农村贫富差距问题,作出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决定,决定在全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展扶贫开发。
这一时期,主要采取扶贫贷款贴息的形式,扶持一些农村企业、经济实体或专业大户。
这种扶贫形式对贫困地区的产业开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仍存在一定的弊端。
一是投资规模比较小。
商洛每年获得的扶贫贷款规模1000-2000万元;二是实体套贷问题严重,扶贫到户流于形式。
到1993年底,全市贫困人口仍有80万人,8年时间减少贫困人口40万,年均减少5万多人,农民人均纯收入451.2元,比1985年增加287.3元,年均增收35.9元。
实行有组织地扶贫开发以后,农村贫困面貌有所改善,但由于贫困人口没有得到直接扶持,生产没有大的发展,收入没有大的增加,扶贫效果也不十分理想。
---1992年12月22日,根据联合国第二委员会(经济和财政)的建议,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加大全球消除贫困的力度,确定每年10月17日为国际消除贫困日,要求各成员国宣传和促进全世界消除贫困的工作,采取具体的扶贫行动。
为呼应47届联大会议召开,响应47届联大会议的决定,以中国元首江泽民为代表的各发展中国家首脑,在47届联大会召开的当天,都纷纷到本国最贫困地区视察调研和访贫问苦。
这天,江总书记在我市商州区洪门河乡小韩峪村和丹凤县资峪乡白衣寺村调研和访贫。
同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在47届联大会议上向世界庄重承诺,中国到2000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三是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
这一阶段,我国全面组织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农村贫困问题明显缓解。
---1994年,国务院为确保2000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的承诺如期实现,制定并组织实施“中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利用七年时间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届时向国际社会交卷。
恰巧,商洛1993年底有贫困人口80万人,也组织开展了“商洛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经过94、95、96三年攻坚,扶贫的成效还是不够理想,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过调研分析认为,扶贫成效不佳的症结表现两个方面,一是各级扶贫工作的力度不大,二是没有找到最佳的扶贫方法。
为了强力推进扶贫攻坚,1996年中央召开了扶贫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会议,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领导同志都作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是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首次会议,是一次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议题专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深刻分析了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形势,全面、系统地部署了全国扶贫攻坚工作。
会议提出开发式扶贫方针,提出扶贫到户要求,提出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体制,提出动员全社会一切力量开展扶贫帮困。
这次会议为扶贫攻坚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责任,把全党、全国和社会各界的扶贫力量都动员和组织了起来。
中央提出扶贫到户要求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扶贫办等都在积极研究探索扶贫到户的有效途径。
社科院农发所专家,把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扶贫方法引入我国河北易县和我市的丹凤县进行试验。
我市在丹凤花园乡、桃花铺乡等地试点初步成功。
在试点中按照我国国情以及我市的市情实际,把孟加拉扶贫方法进行加工改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模式。
我市当时在县区成立扶贫总社7个,组建乡镇扶贫分社200个,组建扶贫联保小组21923个,发展贫困户社员20.65万户,通过扶贫总社、分社投放扶贫贷款2.6768亿元。
这种模式解决扶贫贷款入户难的问题,促进了贫困户增收产业的发展。
到2000年,全国、全市基本完成了“八七扶贫攻坚”任务,商洛基本解决了70万人温饱问题,1150个贫困村,151个乡镇,7个县基本越过温饱线。
---2000年9月,各国首脑在联合国总部表决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
各国同意设立以2015年为最后期限,降低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为核心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
四是新时期扶贫开发阶段(2001年以来)。
这一阶段,全国上下积极组织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纲要(2001—2010年)》,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自我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2001年,中央政府为落实“联合国千年宣言”承诺事项,决定在全国组织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纲要(2001—2010年)》,把中国的扶贫对象划分为2000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在625元以下的为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625—865元之间的为低收入人口,重点解决625元以下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这一阶段主要以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重点村为主战场,采用整村推进办法,加快减贫进程,促进贫困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4年5月,为推动“联合国千年宣言”落实,加快全球减贫进程,承担全球减贫任务的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联合在上海召开了全球扶贫大会。
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推广中国的扶贫工作经验,探讨使各国能够取得大规模减贫成效的经济、社会和治理要素。
这次会议还决定在中国建立国际扶贫中心,以国际扶贫中心为平台,研究国际扶贫问题,培训各国的扶贫官员。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建立以来,举办世界扶贫培训班10多期,曾有两批非洲国家扶贫帮困官员在我市柞水县考察学习中国扶贫开发和秦巴世行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2004年11月1-2日,国务院在陕西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上海全球扶贫大会精神,全面部署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总结推广商洛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经验,进一步落实扶贫开发工作纲要和“十五”扶贫开发规划。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有8处讲到扶贫开发问题。
2008年9月,联合国召开了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对“联合国千年宣言”8年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这次会议并发表讲话。
温总理向大会介绍了中国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情况,承诺同到会的各国领导人一道,负起作为政治家的更大责任,把更多的目光和关爱投向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和贫困人口。
他强调:
不发达国家要把通过发展来消除贫困作为中心任务,发达国家要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有利于发展的条件。
他还强调:
坚持鼓励和支持各国走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探索有利于本国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发展模式。
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中国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明确定位。
《决定》强调:
搞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强调:
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有效衔接办法。
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尽快稳定解决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继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加大整村推进力度,提高劳动力转移培训质量,提升产业化扶贫水平。
优先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贫开发,积极稳妥实行移民扶贫,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进行综合治理。
充分发挥行业扶贫作用,继续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事业,积极开展反贫困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政府在“三农”工作中重点抓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提出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
新标准提高到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要完善扶贫战略与政策,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坚持开发式扶贫,重点抓好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和移民扶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问题并努力实现脱贫致富。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继续抓好扶贫开发工作。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消除贫困落后,让农民群众早日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
综上所述,中央的扶贫决策轨迹和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充分地表明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
(二)搞好扶贫开发的重要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扶贫开发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扶贫开发,消除贫困,对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对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扶贫开发是共同富裕伟大构想的具体体现
早在1992年初,邓小平就指出: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消除贫富差距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和宏伟蓝图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扶贫开发就是共同富裕伟大构想的具体体现。
不能用限制发达地区和城市放慢发展速度的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而是要统筹城乡发展,走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路子,不断提升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水平,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让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成为现实。
2、扶贫开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首先,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扶贫开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地区,焦点在贫困群众。
只有建立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才能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贫困地区长期摆脱不了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落后,如何加快发展,尽快改变面貌,是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贫困地区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再次,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对此,提高贫困农民群众生活质量,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
最后,贫困地区往往伴随着地区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贫乏,人地矛盾突出等恶劣环境,因此不能忽视对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投入。
站在战略的高度坚持可持续发展,为贫困地区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3、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首先消除贫困,而消除贫困的关键在于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帮助农民不断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条件。
4、扶贫开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决策,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十七大胜利召开后,党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目标。
和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关系,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个层次的和谐。
贫困现象的存在,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首先,贫困产生的心理失衡,会使原本并不严重的社会问题放大,导致少数群众与社会的关系恶化,甚至造成社会动荡。
其次,贫困引发的紧张心理,会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连锁反应,如果贫困人口不能获得公平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就会使社会其他阶层陷入对贫困的恐慌,那么人们参与竞争的方式就会更加激烈,甚至打破人们共同制定的规则,导致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
再次,贫困现象的长期存在,还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开发,使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
扶贫开发有力地缓解了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政治稳定、边疆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续缓解农村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控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解决收入和机会不平等问题,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而且关系到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
扶贫开发对社会和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5、扶贫开发能有效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
反贫困的实践证明,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治理的成果,既反映在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方面,又表现在精神文明的进步方面.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各地始终坚持了思想发动、观念更新。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观点;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脱贫致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的观点,“人穷志不穷,脱贫靠自力”等观点日益深入人心。
这实际上是对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经常而生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传统教育。
因此,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尽快走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已成为广大贫困地区的主旋律。
同时,由传统农业转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变化,也开始在贫困地区、边远山区显示出来,形成治穷致富的新的精神力量。
由于政府的组织与倡导,各级党政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大中专院校、科研单位、工青妇组织、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了扶贫开发活动。
部门和单位定点挂钩扶贫已形成制度;干部、党员包村包户扶贫,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能工巧匠发挥各自专长扶贫,邻里互助、先富帮后富等等,构成了层次不同、功能互补的扶贫网络;扶贫开发的社会化程度提高,扶贫济困的社会新风尚大大发扬。
扶贫开发凝聚了全国党政军、事企团各方面的力量,弘扬了中华的传统美德,密切了党群关系。
比如:
重庆乐山市一个贫困村,有一户农民用毛笔在自家门前写了两句话,一句是共产党好,一句是扶贫办好。
前几年镇安东川遭到暴雨洪灾后,村干部把群众从洪水中救了出来,扶贫局把灾民建房列入移民搬迁计划,帮助把房建了起来,老百姓在新房贴上对联,上联“救灾多亏共产党”,下联“重建不忘扶贫人”。
6、扶贫开发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权事业发展
中国有句古语:
“民以食为天”,即解决吃饭问题,是天大的大事。
这个问题不解决,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其他都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
扶贫开发,既是解决生存权问题,也是解决发展权问题。
国际组织应对全球贫困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减贫问题的举措,我国政府有关扶贫开发的决策和部署昭示我们:
减贫是在致力于发展人权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因为它最能体现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它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最能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它最能体现我们政府是“亲民政府”。
大家知道,美国一直拿着“人权”的棒子攻击中国的人权事业。
而中国持之以恒搞扶贫开发,利用20多年时间,解决了世界上2/3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国际扶贫组织的好评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誉,为中华民族谋了幸福,争了荣誉。
由此可见,搞好扶贫开发是共同富裕伟大构想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
扶贫开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一项经济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和战略工作。
二、从商洛的扶贫工作变化看扶贫开发的必要性
1986年以来,我们从市情出发,不断作出扶贫工作的各个方面调整,使扶贫开发工作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概括起来有十大变化。
(一)扶贫标准的变化
——1986年,国家分别确定了国家贫困县和贫困人口标准。
贫困县标准:
以县为单位,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县为贫困县,同时规定革命老区县可放宽到农民人均纯收入300元。
按照此标准,全国确定贫困县592个,其中陕西确定50个。
我市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63.9元,略高于150元的标准,远低于革命老区300元的标准,故7县区才进入国家贫困县范围。
贫困人口标准:
按照维持每人每年基本生存的最低营养能量(2100大卡)的标准和衣着、住房、交通、医疗等非食品消费需求,也就是采用以基本生存需求为核心的生存绝对概念作为计算农村贫困的基础,把1985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6元作为中国贫困人口的贫困标准。
所谓的基本生存直观标准是:
“食能果腹、衣能御寒、房能蔽雨”,通俗说就是饿不死,冻不死。
——1994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重新调整了贫困线的标准。
贫困县标准:
以县为单位,凡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全市7县区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贫困人口标准:
按照1985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标准统计,1996年全市有贫困户18.64万户、80.25万人。
同时国家还把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乡、村作为贫困乡和贫困村,全市有151个贫困乡(小乡制),1150个贫困村(没有合并的村)。
——2002年以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把农村贫困人口划分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
规定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625元以下的为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625—865元之间的为低收入人口。
全市按此标准上报150万(贫困人口60万,低收入90万),省政府核定90万(贫困人口42.1万,低收入47.9万人)。
同时采用1998、1999、2000年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办法,对全省107个县区进行排队,按照国务院框定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数额,从倒数取50个县区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我市7县区均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用同样的办法核定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核定全省重点村10700个,核定我市1140个。
——2009年,国务院决定提高扶贫标准,把农民家庭纯收入1196元的户定为贫困户,按此标准计算,全国有贫困人口4007万人,陕西373万人,商洛45万人。
国务院还决定今后逐步继续提高扶贫标准。
(二)扶贫目标的变化
1986年,组织开展扶贫开发时,国家的扶贫目标是保证每个农村人口每年摄取到2100大卡的能量,维持生命的存在。
1992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到2000年基本解决群众温饱后。
确定采取集中攻坚的办法,集中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使贫困人口基本达到“食能果腹、衣能御寒、房能蔽雨”最低最基本的生存标准。
2001年,中国政府出台扶贫开发纲要,确定新阶段扶贫工作目标是:
解决群众温饱和稳定解决群众温饱。
稳定解决群众温饱就不局限于使贫困人口达到基本生存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抑制返贫,防止反弹,也就是要为贫困人口稳定温饱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也就是在逐步提高扶贫标准的基础上,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和发展问题。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把今后扶贫开发的目标定位为:
把尽快稳定解决贫困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
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非一朝一夕,意味着扶贫开发既是一项艰巨任务,又是一项长期工作。
(三)扶贫思路的变化
——上世纪80—90年代,突出解决贫困人口收入低问题,从奠定增收基础入手,在全市开展了户均达到1亩基本农田,户均达到1亩经济林,户均每年出售一头商品畜,户均1人从事非农产业,户均1人掌握1—2门实用技术的“五个一”扶贫开发活动。
——八七扶贫攻坚期间,突出解决剩余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从解决贫困户贷款难问题入手,提出工作到村、扶贫到户方针,积极推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把扶贫开发引向真扶贫、扶真贫的道路上。
——2001年以来,针对不同区域贫困人口的致贫脱贫问题,我们采取浅山川道建扶贫小区,半山半川搞重点村建设,高山沟脑实行异地移民搬迁,使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贫困人口都能得到相应的扶持,实现了整村推进与整体推进结合。
——2004年以来,突出解决高寒边远山区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拾遗补缺、整体推进的办法,启动了以水、电、路、视、讯“五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高寒边远贫困区域扶贫开发的制约瓶颈。
——2007年以来,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突出了贫困区域基础设施、贫困村产业基地、贫困人口脱贫能力建设,为贫困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增收奠定基础。
(四)扶贫模式的变化
1986年—1995年,我们实行的是扶大户带户、扶实体带户、扶企业带户模式,这种扶贫模式的优点是能够有利于企业、实体的发展和规模经营,缺点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户不多、大户不大,实体不多、实体不实,企业不多、企业不大,得到省上的立项不多,从而得到的贷款规模不大;另一方面,这些大户、实体、企业得到了一定的扶贫信贷支持,但没有完全起到带户作用。
贫困户没有获得扶贫贷款的支持,也就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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