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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经济学与30年中国经济发展
【300年经济学与30年中国经济发展】
何正斌
近代的300年,确实是西方经济学高潮迭起、人才辈出的一段时期。
《经济学300年》,以一种明白、切近的方式向我们展开了西方经济学300年的画卷。
该书详尽阐述了100位经济学大师的经典理论,生动记录了对于历史上25次经济危机应对的成败得失,因此拥有一种恢弘的视野,这对我们了解经济学的历史大有裨益。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经济学300年》让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一步思考国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隔膜的原因,300年的经济学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联,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似乎”无章可循的情况下怎样实现与西方300年经济的契合与对应。
外国人“似乎”看不懂中国经济。
美国人说中国正在走“重商主义道路”;日本说“中国相信自由竞争神话”;德国人说“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美国总想遏制中国,因为西方重商主义历史,是一个西方列强的争霸史,把国家政府与私人大财团融合为一体,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股份公司”;德国人想要中国靠近德国的体制,把社会政策与市场制度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西方说“中国经济会崩溃”;进入21世纪头10年,又说中国经济威胁世界。
不论我们怎么解释,人家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中国仍然是坚持社会主义(不过处在“初级阶段”),不相信中国经济无论怎么发展都不会威胁世界,而是与世界一道前进。
外国人为什么看不懂中国经济呢?
是因为外国人带着有色眼镜?
不是。
主要是因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喜欢用“一种学说”来解读中国的经济,喜欢给中国近30年的发展“贴标签”。
西方人解读中国的经济发展,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
着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1997年前访问中国,发表演说,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是因为“给了农民一点自由”。
一些主要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是中国政府仍然以行政方式管理、干预经济。
他们的舆论纷纷预言,宣扬“中国崩溃论”。
可事实是,中国继续迅速发展,反而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引爆了世界金融危机。
现在转换了“调门”,给中国做了一顶很高的帽子: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这把我们中国人给搞迷糊了。
什么是“中国模式”“是过多的行政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
他们真的相信有这样的模式,并最终能取得成功?
西方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渐进”的,而新中国的发展不同。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国家,飞越多个发展阶段,一跃而搞“计划经济”,国家直接组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
30多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后,又转而进行“面向市场”、建立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大跳跃、剧烈动荡,似乎无章可循。
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小瞧了中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逻辑。
中国很长的历史都是中央集中行政管理与小农自主生产相结合。
这种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集中的行政管理阻止任何除农业以外的新尝试,特别是对商业和工业进行抑制;并迅速滋长贪官污吏,他们与当地豪强、地痞结合,把农民弄得纷纷破产,导致农民起义周而复始。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经验,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苏联模式”,设计了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的计划体制以“工业化”为目标,商业虽然被取消,但有集中的“统购统销”。
同时,要求执行集中管理的行政官员当人民“公仆”,在人民内部人人平等和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了官僚特权和豪强地痞称霸。
这样的体制模式,难道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进步?
显而易见,新经济体制,是对旧体制的“扬弃”、发展。
实践发现了它的缺陷。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说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不够,还需要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他希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中央的、地方的、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的、汉族的、少数民族的、中国的、外国的、沿海的、国内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所有可以利用的因素,促使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于是有了1957年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下放权力”的改革尝试。
但“一放就乱”。
下放了的权力由于没有一个宏观(市场)机制有效的协调、组织,必然各行其是、“浮夸”、“冒进”。
而且没有真正的微观主体,权力只是下放给了各级行政机构。
1978年开始新的改革,把权力下放给了生产者,同时,开放了市场,开放了国家,让市场告诉生产者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生产多少,让世界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进来。
这样,经济活了,真的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把越来越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按西方的逻辑,有市场的作用,最好是不需要政府的作用。
需要的话,也只是在私人不愿做、不能做,而国民经济又必需的地方发挥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
政府是一个拥有相当多资源的巨大“实体”,谁也不可与之相比,它能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的着名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5常发现,中国的“县级组织”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政府的组织领导不是有害,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
这就是中国的逻辑:
多个积极性比少一个积极性好。
何况各级政府是一个巨大的影响经济因素,调动起积极性,必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
为什么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经济?
因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仍然是按自己的逻辑发展!
中国30年=西方300年
一本着作名为《经济学300年》,其实,经济学的发展不止300年。
按马克思的说法,“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从英国人威廉配第开始,他从1662年发表《赋税论》,到今天已有330多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有近32年,也不止30年,但非常接近经济学发展330年的1/10。
300年和30年好像只是一组很巧合的数字,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渐为人们所模糊感觉到的事实:
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是在走西方300年走过的路程。
受时代欢迎的理论总是当时实际的反映,西方300年的经济学发展,就是西方实践的300年历程,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是在走西方300年走过的或现在还在走的路程。
西方经历了重商主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完善国家干预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4个发展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还只有短短的30年,但却在同时经历西方300年的4个发展阶段。
所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中国,具有不同看法的人们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现阶段中国所做的,正是西方300年发展的某个阶段所经历的!
中国是在走重商主义道路吗?
16~18世纪的西方各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重商主义道路,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体制制度转型,先后成为世界强国。
重商主义具有国家干预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军事扩张主义、殖民主义、鼓励人口增长等政策特征。
为持续稳定地增加金银货币,成功的重商主义国家在国家强力政策主导下,保护国内市场,以对外贸易为龙头,重组国内经济和进行体制制度改革,大举修建港口道路(包括运河),鼓励人口生育,引进技术工人和经商人才。
同时,扩张海军舰队以保护航路、殖民地,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劳动力和原料等,国内国外与政策一体,经济、政治、军事、外交4位一体。
中国改革开放时的情况与西方各国有共通之处,即都是自给自足为主体的国家。
所以从一开始,中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贸易盈余政策,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当今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盈余国;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以外需为龙头自动重组;市场拓展到了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且,要求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军事力量也要随之适应,等等。
看起来很像是重复西方的重商主义政策。
中国是在重复西方早期的自由竞争经济吗?
18世纪后期的西方,增长起来的私人经济力量,凭借分工优势和资本、新技术设备、工厂组织、市场体制等方面的优势,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取得了整体的有利的竞争地位,已不再需要国家保护和管制。
反映这一要求,掌握权力的新兴阶级力量,开始废除长达几个世纪的各种重商主义管制政策,实行自由竞争。
由此减少了国家管制成本和各种关税成本;促进了国内外资源的流通,资源价格更低了,也更容易获得了;市场得到拓展,尽管有的是通过炮舰强行拓展的。
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比重商主义时期更为迅猛的财富增长。
在中国,“联产承包”给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可以务农,亦可经商,投资产业;继而,工厂开始自由起来,城市、沿海地区甚至整个经济开始自由起来,国家不再制定价格,限制自由进入的产业越来越少,整体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
各类私人企业和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另一方面,西方的自由竞争经济,同时是西方“科学启蒙运动”成果在经济方面的体现。
人们开始从人的本性和“天赋人权”角度探讨任何社会组织,从而发现,自主决策、自由竞争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天赋人权”精神,从理论上证明了不需要外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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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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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人们能够自己处理好自己的经济事务。
自由竞争之风刮遍整个欧洲大陆,延及北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才宣告终结。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思想解放”开始,以“生产力标准”评价是非,从“实事求是”到“与时俱进”,中国人的思想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来,获得了再次解放。
从这1.说,中国的经济自由,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有人说中国在经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看起来不是也很有依据吗?
中国在效仿西方的宏观调节经济做法吗?
西方大危机后,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以举办公共工程来解决或减缓失业问题,拉动需求,开创了国家调节经济的新阶段。
随后,西方国家根据凯恩斯理论,系统性地采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缓和经济危机,并受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开始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时代。
它不同于重商主义的全面管制,而是当“市场失灵”时,国家才介入进来,在市场管不到的地方由国家来管理、调节。
“新政”的实践效果显而易见,美国的经济确实拉动起来了,西方国家相继仿效,战后西方经历了“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以冷战军事需要为目的,在国家的大规模组织协调下,科技的发明运用,不断取得突破。
中国1985年开始引入西方宏观调节做法,开始尝试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调控经济,实现经济所谓“软着陆”。
为应对由美国引爆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调动了4万亿人民币投资公共工程、公共设施建设,不仅避免了中国经济受到强烈冲击,而且仍然保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好像中国成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的“优秀生”,好像中国虽然放弃了国家全面的计划经济,同时又进入了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的新阶段。
中国已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了吗?
在西方,面对一个“无所不能”的、庞大的国家机构兴起,和经济无可救药地陷入“滞胀”,西方开始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时期”或“信息经济时代”。
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以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开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西方国家又重新强调市场的作用;关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范围内分工和资源、商品流动;关注体制制度的重建。
在重新发挥市场作用的新时期,虽然并不抛弃国家的作用,但是,认为“国家亦会失灵”,“国家之脚”不能伸出太长,要有所回缩。
国家的干预要更讲效率。
在一个更有效的市场和更有效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作用下,西方居然在人们看来不可能再有多大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有效的市场不仅推进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把信息科技转变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创了一个以信息技术运用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
中国一个最着名的口号是“跨越式发展”。
中国在追求工业化的同时,力求同时实现信息化,所以,既具有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具有信息化时代的“样貌”。
所以,中国经济的多重特征,使我们感觉到,中国已开始进入世界最先进的行列,中国似乎同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
中国的30年经历着的却是西方的300年,而且,是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和已有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所经历西方的300年。
“300年的经济学”是面镜子
西方300年逐一经历的事物,压缩成了中国30年要同时经历的事物;300年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汇聚在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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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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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时解决的问题;西方300年发展过程不同阶段出现的现象,在中国30年里突然同时迸发出来。
十八九世纪的西方曾经追求贸易盈余,国家管制经济,垄断盛行。
中国也希望贸易盈余,而且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盈余国。
各种垄断渗透到许多暴利行业;18世纪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竭力倡导经济自由,财富迅速增长,同时收入分配有两极分化趋势,国内矛盾激化,社会震荡。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时增长起来,不仅农民自由了,沿海地区自由了,整个经济都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一些人“无法无天”,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社会问题开始露头;20世纪40年代西方开始流行凯恩斯主义,财政赤字、通胀、公共工程、超前消费等出现了。
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同样的现象开始在中国出现,等等。
可以说西方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优点和缺点,在中国短短30年里几乎都可不同程度地找到。
这个事实的背后又包含着另一个真理:
西方300年来出现的各种经济学说,是一面“镜子”,几乎都可在中国找到“用武之地”;我们不能只尊奉一种学说而轻易否认、摒弃其它学说;不能说一种学说已经过时,而另一种学说正当其时。
一种经济学说,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落后的,被当时的人们所轻慢,但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粉墨登场,成为新的时髦理论。
萨伊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定律,曾被视为否认经济危机而被经济危机的事实所否定。
但过了160年后,又成了“供给学派”的理论依据。
货币主义在最近一二十年是相当闻名的了,不过是重复了一二百年前的货币数量论观点。
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学派,大体上是以往经济学思想的再版。
由于时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和当时舆论的侧重差异,及学者个人的认识和性格特点,使一种或几种经济学说成了影响时代进步的主要理论。
当时代发生变化,舆论转变了方向,新个性特征的学者登场,另一种学说或另几种学说便取得了主导地位。
但不论哪种学说何时占主导地位,都不能就此断言它是先进的或保守落后的。
只能说,相对于时代所要解决的任务来说,哪种理论较为合适,而其它的理论则不太合适。
人们不能局限一种学说。
每一种学说都是为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提出来的,既不能以出现的时间先后为评价优劣的标准,也不能以影响大小作为取舍的依据。
人们只能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办法。
固守一说,而否认其它学说,只能使自己落后于时代而被淘汰。
如果这真的是真理,或者,我们确认它是真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应学习300年来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说,已出现过的每种学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都可能是有价值的,需要我们发现、利用。
恩格斯说得好:
“不要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中国人不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在尝试各种不同的学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进行取舍。
近代西方是因为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而率先崛起,领先世界潮流两个多世纪。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和生产力水平,当时都称不上富强,但由于有效地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得以平和而迅速地完成体制制度、经济、社会转型,经济、军事、政治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发展。
后起的德国、美国,甚至东方的日本,大体上都是依靠重商主义政策而得益。
即使到今天,有谁相信重商主义消亡了呢?
人们相信,重商主义只是改变了“形式”,它适应新的情况而发展出了新的表现形式。
中国许多情况与英、德、美、日当时的情况类似,又有谁敢说,重商主义学说在中国已经过时了呢?
经济人的假设、社会分工和自由交换、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推动经济等,这是构成18世纪后期开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石。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在国内都不同程度地执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财富“魔术般地被呼唤出来”。
马克思曾给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以毁灭性批判,认为,当社会化大生产已发展起来以后,它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再次全面批评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资本主义。
但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没有否认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经济生活当事人的“自主性”和“自愿性”。
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凯恩斯尊重经济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只是认为人性有受情绪左右的弱点,需要辅之以国家的理性管理,以弥补完全自由竞争经济的不足。
而且,凯恩斯主义在盛行一时后,经济自由主义学说打着新的旗帜“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全面转变,以“经济自由”为特征的改革在全世界兴起,“经济自由”重获世界主流认同。
中国的弱点,不是缺乏国家集中管理经验和手段,也不是缺少人民顺从国家权力的习惯和传统;中国的弱点是缺少“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缺少社会分工自由变换,及由此而来的“自主性”和遵从“自愿性”原则的传统和习惯。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学者精英,都赞成“放权”,赞成“让经济自由”的根本原因;也是国外为什么总是以“经济自由”情况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前途的主要原因。
经济自由主义过时了吗?
21世纪的中国不再需要十8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了吗?
当今世界,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与凯恩斯主义学说都发生了“适应性”改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再排除国家,不仅要充当“守夜人”,还要当“裁判”;不仅要当裁判,还要为市场经济制定规则,要当“立法者”。
新凯恩斯主义开始重视经济自由,认为“市场会失灵”,同时承认“国家亦会失灵”;经济当事央行为虽然并非全然都是理性的,但大多数还是理性的,国家仍然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但并非那么大。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和原理被极大地扩张,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的家庭社会学等告诉人们,应以“成本-收益”比的经济人原则分析产权确定和制度变革、政治运行和立法及家庭社会现象等。
这是非常新的视角。
新时代的凯恩斯主义者向数量研究,模型预测分析等方面拓展,试图为人们驾驭经济提供有效的手段和数量依据。
经济学开始迎来一个数量分析时代。
毫无疑问,作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和经世济民的科学,经济学的探索之路远远不会止于300年。
而中国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也必将面临更多的问题,这意味着也许我们能在经典理论中寻求到某些答案,也许只能自我总结,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不管怎样,《经济学300年》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的经济,迎战经济危机,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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