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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这里有两个转向:
(一)由出而处的转向:
即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转向。
白居易的“中隐”是这一转向的典型模式,它不再是盛唐的京官加别业的大隐,当然也不是彻底远离官场、隐于山林的小隐,而是东都与闲官相结合的中隐。
(二)由外而内的转向:
即从君王苍生转向个人生活,从社会现实转向一己身心,即李泽厚所说的“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1],此即学界经常谈到的中国文化的内倾性。
这种转向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如何建构个人生活成为士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换句话说,普通的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士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承载场所,这是中唐士人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大和至会昌年间,以白居易为中心,在东都洛阳聚集了诸多分司闲官①,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上述两种转向。
本文尝试以他们为对象,探讨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其思想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美学意蕴。
②
宴集:
私人生活的诗意化
东都士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宴集与游赏。
先说宴集。
选择闲官意味着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因此,宴集成为东都士人的一项重要活动。
“世事闻常闷,交游见即欢。
杯觞留客切,妓乐取人宽。
”(白居易《初夏闲吟,兼呈韦宾客》)③如同园林逐渐演变为封闭的壶中天地,宴集同样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私人空间,参与者多为东都闲官,有一个远离世事的群体自觉。
“洛城无事足杯盘……坐中收拾尽闲官。
笙歌要请频何爽,笑语忘机拙更欢。
”(刘禹锡《和乐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书》)无事之闲官是类似宴集的前提条件,忘机之拙则是笑语之欢的基础。
这一切,又是相对于官场的机心与忙碌而言。
“竹桥新月上,水岸凉风至。
对月五六人,管弦三两事。
留连池上酌,款曲城外意。
或啸或讴吟,谁知此闲味。
回看市朝客,矻矻趋名利。
朝忙少游宴,夕困多眠睡。
清凉属吾徒,相逢勿辞醉。
”(白居易《张常侍池凉夜闲宴赠诸公》)此诗前半段着力写宴集之“闲味”,后半对则刻画“市朝客”的忙碌与辛苦,明确将东都闲官与趋利之官对立起来,闲散之趣相对于忙碌之苦,正是在“市朝客”的背景下,游宴、眠睡等等才有特殊的趣味。
宴集的主要内容是诗酒、歌舞。
“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
”(白居易《七老会诗序》)其参与者主要是七位年逾七十的退休官员,虽非仍在任上,但其表现的思想情趣与东都其他士人完全一致,故解读于此。
刘真《七老会诗》曰:
“垂丝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
赏景尚知心未退,吟诗犹觉力完全。
闲庭饮酒当三月,在席挥毫象七贤。
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
临阶花笑如歌妓,傍竹松声当管弦。
虽未学穷生死诀,人间岂不是神仙。
”“垂丝”与“朱紫”,说明年高位也高,赏景与吟诗、饮酒与挥毫、山茗煮与玉杯斟、花笑如歌妓与松声当管弦,这是东都士人宴集的主要内容。
诗中提到的“七贤”应指竹林七贤,在出处问题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④较之于嵇康等人的彷徨、抗争,“七老”自比竹林七贤当然殊为不类,但这也可看出士人在集权制度下的自我调节。
嵇康式的激烈抗争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是在名教与自然、社会与个人、出与处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平衡大多表现为抗争精神的丧失、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也就是本文开始所说的两个转向。
所以在大历士人短暂的错愕与迷惘之后,中唐士人的私人生活异样繁荣,作于中唐时期的《唐国史补》云:
“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
”[2]也许可以说,这是出处矛盾影响下的产物。
“遁迹岂劳登远岫,垂丝何必坐谿磻。
”(张浑《七老会诗》)这是从魏晋兴起的大隐思想,到了中唐,白居易进而改造为中隐。
在东都的宴集上,虽无远岫、谿磻,却同样可有遁迹、垂丝之趣。
“更无外事来心肺,空有清虚入思神。
”(郑据《七老会诗》)虽然外面的社会已是危机四伏,百弊丛生,却无碍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宴集也是宇文所安所说的私人天地中的重要内容。
正因如此,东都士人热衷于宴集,从《汝洛集》、《洛中集》与《洛下游赏宴集》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
裴度《雪中讶诸公不相访》:
“忆昨雨多泥又深,犹能携妓远过寻。
满空乱雪花相似,何事居然无赏心?
”这是说,上次雨天路况很差,刘、白二位都能来访,今日雪景如此之好,二位“居然无赏心”?
刘、白均有酬答之作。
裴度另有一首诗,题曰:
《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数惬可知,因为联句》。
仅看这样的题目,就可以想见东都文士对宴集的热情。
类似的诗题还有很多,如,刘禹锡《吴方之见示独酌小醉首篇,乐天续有酬答,皆含戏谑,极至风流,两篇之中并蒙见属,辄呈滥吹益美来章》、白居易《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白居易《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诚如白居易所说:
“又无宾客至,何以销闲日?
”(《懒放二首呈刘梦得、吴方之》)在热闹喧嚣的宴集中,闲日被销,私人生活得以充实。
白居易的《夜宴惜别》充分表现了东都士人对宴集的近乎疯狂的热情:
“笙歌旖旎曲终头,转作离声满坐愁。
筝怨朱弦从此断,烛啼红泪为谁流?
夜长似岁欢宜尽,醉未如泥饮莫休。
何况鸡鸣即须别,门前风雨冷修修。
”这似是近于古诗十九首中秉烛夜游式的人生态度了。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更是研究者多有引用的: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这已是近于淫靡了,历来论者多有批评。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于放荡,但并非纯粹纵欲享乐的人生态度,此“牛家”是牛僧孺,与裴度都是中唐时期有名的宰相,都曾有积极进取、甚至是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同样如此。
面对中唐时局,他们不愿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又无法实现兼济之志,只能转向对个人生活的全力经营,在私人天地中安顿自己的身心。
游赏:
由山水而园林的转向
与宴集一样,东都士人的游赏活动也是在出处矛盾的背景下展开。
“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
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
况吾须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
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
”(《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正是在此意义上,东都士人在游赏中体悟的往往并非山水景色本身,而是这种游赏之乐。
游赏分为户外与园内两种:
(一)户外。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云:
“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
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
令公明日召……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
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泝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
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这颇为类似东晋时期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但在精神境界上却有高下之分。
兰亭序洋溢着发现宇宙万物的欣喜,对生命短暂的哀痛;
此序则充满洋洋自得的夸耀,既无美景也无深情。
下面试选取两次聚会的诗作进行对比:
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
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
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
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刘禹锡《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孙统《兰亭诗》)[3]907
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
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王玄之《兰亭诗》)[3]911
刘诗一开始即自觉地将此次聚会与兰亭集会相比,但从后面的几句即可看出,物质的奢靡,感官的享受,是此次聚会的主要特点。
不要说兰亭集会相比,甚至与石崇的金谷集会,似也有相逊之处。
这是不正常的,从思想上讲,刘禹锡作为永贞革新的成员,其进取、入世之信念,即使是屡遭贬谪、受尽磨难,也未见消沉,如有名的《浪淘沙》之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从艺术技巧上讲,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平庸浅俗的作品?
其原因也许主要即在于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
在相对封闭、以安逸闲适为目的的东都,士人主动远离现实,拒绝动荡,对一切触目惊心、引起情感变化的事物自觉排斥,必然导致思想境界的平庸,艺术手法的浅俗、雷同,这并非某一个诗人的偶然现象,而是东都诗歌的整体特征。
也许是兰亭集会在历史上的影响太大,白居易另有一首游赏、宴集合一的诗作《游平泉宴浥涧,宿香山石楼,赠座客》,同样是自觉与兰亭,以及金谷相比较:
“逸少集兰亭,季伦宴金谷。
金谷太繁华,兰亭阙丝竹。
何如今日会,浥涧平泉曲。
杯酒与管弦,贫中随分足。
紫鲜林笋嫩,红润园桃熟。
采摘助盘筵,芳滋盈口腹。
闲吟暮云碧,醉藉春草绿。
舞妙艳流风,歌清叩寒玉。
古诗惜昼短,劝我令秉烛。
是夜勿言归,相携石楼宿。
”文人之间的游赏、宴集不仅是简单的游宴,更是同类相求、彼此慰藉的重要形式,因此,从金谷到兰亭,再到东都,文人游宴一直在延续。
金谷与会者,多为汲汲功名之俗子;
兰亭与会者,多为超越玄远之名士;
东都与会者,则多为追求独善之闲官。
较之于金谷,东都更多文人雅趣;
较之于兰亭,东都更多物质享乐。
金谷太俗气,兰亭太玄远,东都则介于二者之间,力图实现感官享乐与精神境界二者的统一。
不仅如此,从兰亭的超越、萧散,到东都的世俗、享乐,士人精神境界由超越而中庸,这既是包弼德《斯文》所说的士族到庶族的变化,也是陈寅恪所说的新进士人之人生观的反映,同时也折射出哲学思想上从传统佛学到南宗禅的演变。
就出处问题而言,这也是出处矛盾从尖锐到缓和、从动荡到稳定的发展过程。
同样是面对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社会现实,兰亭士人尚在玄学、山水中探索思考,东都士人则已在歌舞、妓乐中沉迷享受。
(二)园内。
这主要是指在私人庭园中游赏。
东都士人大多在住所内叠石理水、经营花木,构建自己的私人庭园。
“坊静居新深且幽,忽疑缩地到沧洲。
宅东篱缺嵩峰出,堂后池开洛水流。
高下三层盘野径,沿洄十里泛渔舟。
若能为客烹鸡黍,愿伴田苏日日游。
”(白居易《题崔少尹上林坊新居》)“深且幽”是此后中国园林的根本,只有如此,才能在并不宽敞的、有限的空间腾挪转移,幻化出开阔的、无限的空间。
“缩地到沧州”也就是芥子须弥、壶中天地的思想,中唐士人园林对中国园林、乃至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即在于此。
通过借景,新居将宅东的嵩山、堂后的洛水与自己融合为一。
“野径”、“渔舟”说明虽住于城市,而能有江湖之野趣。
在私人园林中,士人涤除庙堂之风尘,舒展屈辱之身心,获得出处之平衡。
对此,学界论之已详。
周维权在评价白居易的洛阳履道池台时说:
“造园的目的在于寄托精神和陶冶性情,那种清心幽雅的格调和‘城市山林’的气氛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
”[4]贾晋华说:
“士大夫们朝是官,回到模仿自然山水的私家园林中就是隐士,在那里他们可以放任心性,矜持人格,游赏景物,吟诗作画,歌舞作乐,饮酒狎妓,仕与隐、出与处也就大致获得了平衡。
”⑤正因如此,东都士人热衷建造自己的庭园。
且不论裴度高大轩敞的绿野堂、午桥庄,白居易情趣幽雅的履道里,仅仅是李德裕的平泉庄就引人深思。
作为“牛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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