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的社会关系一种解释方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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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的社会关系一种解释方案

市场中的社会关系

一种解释方案

本书是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一特定场域中“关系”问题的考察。

从一种“关系”的社会本体论出发，我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是：

社会关系如何参与建构市场秩序？

在市场的哪个层面，通过怎样的机制？

我们认为，以往关于社会关系的研究，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新经济社会学，都集中在交易安排的层面，探讨社会关系中的自发治理和信任等，而忽视了市场的制度基础为社会关系提供的活动空间。

这样的结果，就是描绘了一幅低度嵌入的市场景观图，其中社会关系对于市场秩序的影响是微弱的、辅助性的。

而我们主张一种厚重的市场嵌入观，强调文化和政治因素对于市场秩序的型塑作用。

在这样一种市场观念下，嵌入的程度成为一个经验问题，它不仅取决于市场本身的一些特性，而且还取决于市场建立在怎样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上。

并且由此一来，市场中的社会关系也必须被理解为可能受政治和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构与过程。

当然，这意味着，对于我们考察的具有高度嵌入性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只有在把握其制度基础的前提下，才可能充分理解社会关系发生作用的条件和机制。

一重思市场

在这部分，我们将对市场这一概念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正如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所主张的，研究者应该对那些深深嵌入在我们思考过程的“那些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思考，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界定出可以思考的范围，并预先确定思想的内容”（华康德，1998：

43）。

就市场这一概念来说，我们的反思着眼于这一概念所积淀的历史。

桑默丝曾敏锐地指出，“概念承载了历史”（Somers，1998）。

我们的意图很明确：

并不想放弃市场这个概念，而是期望通过剥离市场概念中的历史沉淀物，来改造（remake）或扩充（expand）这个概念。

我们着眼的历史，既包括社会历史，即市场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学科史，这里主要指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具体说来，反思侧重于两个方面：

一是揭示完美市场（pureorperfectmarket）假定如何通过参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以此来反驳一种本质主义的市场认识倾向。

二是在此基础上，透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轨迹，来反省今天市场社会动力的理论化面临困境的根源。

正如后文将提到的，新经济社会学在将市场中的社会关系加以理论化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固然与经济社会学复兴之初对帕森斯的学术传统反思不够彻底有直接的关联，而从根本上，则是因为对正统经济学的市场概念缺乏深刻的探讨。

在人类关于市场的认识史上，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概念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直到19世纪晚期，当边际主义者提出关于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之时，这种思想才得以系统化（Block，1991）。

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一方面，市场被看成是原子化的个体追逐自我利益的场所；另一方面，市场被认为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利益的冲突中，创造出了某种和谐的结果。

毕嘉和汉密尔顿曾经敏锐地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同西方的市场经济实践具有动态性同构关系（BiggartandHamilton，1992：

473-474）。

但力有不逮，我们无法证明这一涵盖甚广的论题，以下只试图论证：

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的两个要件即个体理性假定和市场自主性论题，是如何通过参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首先，正统经济学所假定的人具有追逐自我利益的天性，是没有充分证据的。

在人的理性方面，并没有迹象表明，个体理性是人类理性的唯一表现形式。

林南曾经提出，理性至少可以分为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

它们的分别在于，关系理性偏重关系的维持和提升，即使交易未能充分实现最大化；交易理性偏重交易结果的最优，为此不惜终结特定的关系。

林南认为，特定的社会制度在有利于一种理性发展的同时，抑制了另一种理性，因此，对于一个社会中出现的某一种理性占据优势的状况，应该到这一社会的制度中去寻找原因，而不是诉诸所谓人类的天性（Lin，2001a：

150-151）。

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体理性在西方的“独白”，绝不是因为它符合人类的天性，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人群对于个体理性的声张，而是因为在历史的某些关头，这种理性而不是其他理性被内化到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设计和运行当中，使其获得了制度的充分支持，并在现实层面通过个体的适应性行为不断再现和再生产出来。

“将某种理性视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出一个社会为了延续，会将自身的历史经验当成数据进行程式化的计算。

而随着这种理论化的计算嵌入制度当中去，它就成了‘真理’。

”（林南，2004：

76）因此，不难想象，个体理性从经济学的一个公设变为西方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经验特征[1]，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这让我们追问，在现代西方，关系理性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人们很容易理解，个人利益的放纵会释放出各种能摧毁传统的血亲、氏族与社会忠诚的力量（列奥·马修，1998：

280）。

因此，从理论上说，个体理性的张扬和关系理性的持续是不可能并存的。

考证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关系理性是怎样被遗忘、被排斥甚至被驱逐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体系之外，这也许是一个有待完成的有趣的知识史题目。

但至少目前我们可以肯定，在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中，关系理性一直是被当作传统社会的遗存和现代社会的剩余范畴。

在这一话语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学“功不可没”。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均假定，社会性孤立是充分竞争的先决条件，这要求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制度上把关系理性排除在市场设计的框架之外。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交易的参与者很少见面，即使是为了余兴欢娱，他们的对话不是为了联合图利，就是为了涨价的奸计。

”自从亚当·斯密发出这样的警示以来，西方也确实出台了一些法案来防止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合谋”（collusion）出现。

“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把自己看作理性的守护者，他人理性的赋予者，社会理性的规范者。

”（Arrow，1974：

16）其实，经济学家标榜的历史使命感的另一面，是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它和社会制度的建构一道，使个体理性在西方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概念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优良特质。

“自我调节使经济成为一种天衣无缝的网络；在经济体系的某一部分对市场原则的任何偏离，都将对别的部分造成影响。

”（Block，1991）

如果我们回到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的所谓始作俑者亚当·斯密那里，仔细阅读他被认为首创这一观念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会吃惊地发现，他的观点与后人所理解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背道而驰。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伦理、经济学、商业和文明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由现代历史学家在亚当·斯密那里发现的内容，对于那些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正统的作者们来说，根本不是他们的理论兴趣所在（Tribe，1995）。

《国富论》真正令亚当·斯密日后的捍卫者感兴趣的，无疑是他们所谓的“市场的无形之手”这一概念。

而实际上，亚当·斯密只谈及“无形之手”，通篇来看，“无形之手”指的是自然而不是市场（Lubasz，1995）。

后人对于亚当·斯密的误读意味深长。

对于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也许是经济学者的必读书目，200多年来却鲜有人愿意遵循学术的原则澄清亚当·斯密的原意。

我们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求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格兰诺维特指出，“理想的自由竞争市场之所以能逃离学理上的攻击，部分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对许多人具有政治上的吸引力。

另外一个比较不为人熟知的原因则是，去除了社会关系，可以在经济分析时去除社会秩序这个问题。

”（Granovetter，1985）确实，对市场自主性的宣称，构成了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一种进路。

“脱嵌的经济，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是伴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值得向往这一信念而出现的。

”（Appleby，1978，转引自Lie，1997：

351）。

这一信念认为，一旦市场因其他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干扰而受到抑制，就不能发挥全部的效率，从而会导致总福利下降的可怕后果。

通过对市场的自我调节本质的声称，“一种摆脱政治干预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经济或市场作为一种自足体系的描述，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实质历史过程的描述。

”（汪辉，2000：

15）

其实对于格兰诺维特所指出的后一种原因，我们还可以从布迪厄关于场域的观点来进一步加以分析。

如果说市场的自主性首先是一种理想秩序，那么，显然这一理想秩序的成立与否，与经济学家的生存和利益休戚相关。

既然对这样一种性质的经济秩序的声张，可令他们独揽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力，使其他学科没有染指的机会。

那么，反过来说，一旦市场的自主性降低，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话语中心地位也会大大受损。

所以，丝毫不难理解，在正统经济学的话语里，完美市场被赋予“天然”的合法性。

波兰尼是明确地把市场之自主性同西方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的学者。

确实，波兰尼的很多经验研究都意在表明，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市场都是受制于其他制度形式的。

“通常来说，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它包含于社会秩序之中……实际上，只有在19世纪的社会里，经济活动才被抽离出来，并被归结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动机，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

”（Polanyi，1957：

71）如此说来，经济学家把经济生活还原为市场的倾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对于机器时代开启以来的西方来说，至少是一种近似的描绘。

或者说，在这样一种独特的历史场景下，经济学家基本是正确的。

他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把自我调节的市场当成一个跨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仅限于指19世纪英国的工业主义（Kpippner，2001）。

这也就是今天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的波兰尼的嵌入性立场：

人类社会到19世纪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也就是发生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过程，而在此前，人类的经济一直是嵌入社会当中的。

后人对波兰尼观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现代经济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获得了不受其他社会力量干预的自主性。

如格兰诺维特指出，现代经济中经济行为的嵌入程度，并不像人类学的“形式主义”论者和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无关紧要（Granovetter，1985：

213）。

布罗代尔的批评则是，“把一种形式的交换视为经济交换而把另一种称作社会的，未免过于轻率。

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交换都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

”（Braudel，1985：

227）事实上，从总的理论事业来看，这位经济史家，根本上否认在历史中存在所谓纯粹的“自我调节市场”。

根据对西方经济的考察，布罗代尔得出如下结论：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中，经济力量只能是其中一个因素，政治、文化等力量，从来都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其运作机制之外。

他甚至激进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是彻底反市场原则的。

虽然理论上，市场确实有希望成为一种平等化的制度，但结果却是被社会中强有力的行动者所操纵，成为他们从弱者手中攫取财富的工具（沃勒斯坦，2000）。

然而，有迹象表明，对于现代经济是否在事实上实现脱嵌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波兰尼的态度是含混而摇摆的。

首先，波兰尼十分清楚，19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兴起，是一个乌托邦计划，永远都不会实现。

他指出，诸如土地、劳动这些生产要素，由于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不可能彻底的市场化，它们充其量只是虚拟的商品。

而一旦市场化发展到这些领域，社会就会寻求各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这就是他所谓的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s）（Polanyi，1985：

69-76）。

又如，从波兰尼对实质经济和形式经济的区分来看，他似乎又认为实质经济是嵌入性的。

在他看来，经济的形式含义源于手段—目的（means-ends）关系的逻辑特性，而经济的实质含义源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它是指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换，以此为他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Polanyi，1957）。

波兰尼指出，只有后一种概念才能用于对实际的经济过程或实体经济（empi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