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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湖南人的精神
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
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
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所谓“洪杨之难”,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
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20余年,终老于此。
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
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
当时(1167年)朱熹37岁,张木式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
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
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又出现了另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生长在湖南,肄业于岳麓书院,他在山长胡道行的教育下,受岳麓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宋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木式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并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学思想上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
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居有崇高地位。
谭嗣同说:
“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
”他不止是将湖湘文化,而且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湖湘文化塑造了湖湘士人外倾感应型人格,当面临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学风使一批湖湘知识分子率先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意义。
早在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诲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英、美、俄、西等5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在他逝世10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又率先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1876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他在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率先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设议会,实行君主共和制。
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人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新文化运动,湖南人易白沙历数孔学辅助帝王独裁,实行文化专制等弊端,提倡“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同竞争而进”,呼唤学术思想自由。
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组成以提倡文化革新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刘少奇成为共和国主席……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奇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无不自负地吟唱道: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综观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变化,湖南人的所作所为,的确担当得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评价。
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当代著名文化散文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写道: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
。
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
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家朱熹、张木式、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
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
近代湖南人才兴盛,一是得自岳麓书院的培养教育,二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晚清的崛起。
早在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遴选,他认为:
行军用兵,以得人为第一要义。
曾国藩选才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年限资历,均在录用之列。
湖南地处内地,所受西方冲击相对较弱,传统的基层社区组织保存较为完整。
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首先就把军队制度建立在一种浓郁的乡党亲情氛围之中,士兵将官多是相同地域甚或同乡同里之人。
乡情、亲情、师友之情,三者叠和,使得湘军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
随着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湖湘人才也开始冲出湖南,走向全国。
在湖湘人才中,最多也最具特色的,首先是军事人才。
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近代湖湘人才大多深具务实的学风,他们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抽象的思辩工作,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章句考据之学。
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中,湖湘人才更看重立功和立德。
在他们看来,有功无德是霸才,有德无功是庸才。
左宗棠要求“识得一字即行一字,”评价学问的标准不在于读书多少,而在实践多少,由此构成一种乡土社区型的文化精神传统,甚至把“老农”推崇到“识字”,读书人之上的地位。
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事业相结合,在一般士人眼中不啻为荒谬之举(孔子就曾反对弟子学农),但在湖湘士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之事。
湖南人毛泽东一生崇尚“踏着人生的实际”说话,其著名的“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大约可以追溯到湖湘文化的乡土精神传统。
湖湘人才讲求实际,热衰于治道政术,但并不排斥探究学问。
但他们的治学往往与治术纠缠不清,不象江浙学人在学术研治方面那么纯粹罢了。
于实际应用,分不分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实在关系不大。
中国传统儒学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由“修齐治平”的修养工夫可以达致“外王”的事功。
但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使得原有的“夷夏之辨”所具有的文化优感丧失殆尽,儒士阶层感到无法轻易通过道德“内圣”推导出“外王”事功的陈旧渠道。
面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大冲击,岭南学者康有为、梁启超总是希图在“内圣”方面寻求转换,多在思想领域掀起变革波澜。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204页。
但在湖湘人士看来,国力的强劲轻弱似乎只存留在物质与武力的角逐对抗之中,其中并不涉及道德“内圣”的层面。
这种以事功成事实的态度,反而使他们能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的长处,而不必纠缠于隐藏于物质层面背后的“内圣”因素,从而也使湖湘人士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占得先机。
近代湖南人材辈出及其重要原因
1、漫長古代湖南人才廖若晨星
汉代:
蔡伦
三国蒋琬、刘巴;
唐代欧阳询、怀素;
宋代:
周敦颐;
元代:
欧阳玄;
明代:
劉大夏、杨嗣昌、李东阳;
明末清初,王夫之。
佔同期全國的0、77%。
与江西比,二十四史有籍贯可考人物5783人,湖南57,占0.88%;江西378,占6、54%
2、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辈出。
先后涌现五个人才群体。
一是嘉道年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
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何凌汉、唐鉴、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常大淳、魏源、汤鹏、严如煜等;
二是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罗泽南、江忠源、刘长佑、郭嵩焘、曾国荃、杨昌浚、杨岳斌、刘岳昭、刘蓉、刘典、李续宾、李续宜、劉坤一、梁錦棠、田忠恕、陈士杰、曾紀澤等等;
時人稱:
“中興將帥,什九湖湘。
”
三是光绪中叶的湖南维新志士群体:
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杨毓麟、皮锡瑞、毕永年、樊椎、易鼐等;
“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
甲午以前“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甲午至戊戌湖南成爲“最富朝氣的一個省。
”
四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群体:
革命領袖人物:
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仁凤、刘揆一。
革命骨干人物:
禹之谟、秦力山、毕永年、刘道一、姚洪业、蒋翊武、刘复基、宁调元、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
愛國主義軍事家蔡鍔;
女傑张默君、唐群英;
立宪运动风云人物楊度、谭延闿等;
还有教育、实业、文化人士范源濂、范旭东、王先谦、王闿运等;
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
萌芽于五四,初成于建党,发展于大革命时期,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辉煌于抗日与解放战争。
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湖南人五个。
七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碧时五人为中央书记,湖南人三个。
正副秘书长任弼时、李富春,都是湖南人。
七届中央委员44人,湘籍13人,除上述6人外,还有林伯渠(临澧)、醴陵李立三、衡山罗荣桓、桑植贺龙、湘乡蔡畅、麻阳滕代远、长沙徐特立、攸县谭震林,占总数29.%。
七届中央候补委员33人,湖南10人:
永兴黄克诚、浏阳王首道、湘乡谭政、陈赓、湘潭刘先胜、会同粟裕、浏阳王震、宋任穷、宜章张际春、长沙肖劲光,占总数的30.3%。
在中共有一批著名的老革命家,号称“五老”。
苏区时期是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谢觉哉,湖南四人。
延安时期吴玉章取代何叔衡,仍是五个,湖南有三。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63人,湖南11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六人,刘少奇是其中之一。
除毛、刘外,还有贺龙、林伯渠、彭德怀、罗荣桓、李立三、徐特立、蔡畅、李烛尘(永顺)、程潜(醴陵),占总数的17.5%。
民主革命时期,湖南涌现出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元帅和各级将领军衔者有187人,其中:
元帅十人,湖南有三:
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大将十人,湖南有六:
会同粟裕、永兴黄克诚、湘乡谭政、长沙肖劲光、湘乡陈赓、长沙许光达。
上将五十七人,湖南二十人。
即浏阳人王震、宋任穷、杨勇、唐亮、李志民,醴陵人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平江人苏振华、钟期光、傅秋涛,汝城朱良才、李涛,宁乡甘泗淇、陶峙岳,郴州邓华,安化李聚奎,嘉禾肖克,湘潭彭绍辉,永州人李达。
占了35.2%
.中将175人,湖南45人,占25.6%。
少将792人,湖南129人,占16.2%。
在民主革命的艰苦岁月里,还有大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先烈。
其中有著名的湖南籍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何孟雄、邓中夏、夏曦、左权、黄公略、何叔衡、夏明翰、毛泽覃、毛泽民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一批湖南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革命文学家、艺术家。
翦百赞、吕振羽、向达、周谷城、杨东莼、刘大年、黎澍、李达、丁玲、田汉、夏衍、周扬、周立波、欧阳予倩、萧三、张天翼、等。
此外,还有著名画家齐白石,语言学家杨树达、黎锦熙,哲学家金岳霖、贺麟等。
还有一些早期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家,经过了曲折和反复,有的走向反面,如周佛海;有的终成正果,如李达、李立三、罗章龙。
近代以来佔同期全國人才的11、22%。
军政人才则首屈一指。
谭其骧:
“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3、近代湖南人才蔚起之原因
首先,湖南人的基本素质和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
两次大移民,血緣族緣,特性:
尚氣、強悍、霸蠻、“騾子脾氣”。
其次、湖南建省、南北分闱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
第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是湖南多军政人才的重要原因。
第四、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及留学迅速发展,为湖南人的成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第六、人才链的师承效应、期望效应、共生效应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成因
湖湘文化传统是近代湖南人材辈出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
1、湖湘文化的概念,湖湘文化是在今天湖南這塊土地上逐步形成起來的帶有鮮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它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湖南人和流寓湖南的外省人共同創造的。
2、湖湘文化的源头:
楚文化。
3、湖湘文化的发展,宋代,湖南出了一人、一楼、一书院、一学派。
4、元明時期湖湘文化的低迷與復興
5、王船山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6、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的辉煌。
三、湖南人的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湖南人精神)
文化精神是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所特有的精神取向和精神风貌,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总和。
那么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呢?
这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加之我的思考,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
具体可分为:
一、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有人说,这种精神可用一个“蛮”字概括,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志士杨毓麟将这种精神特质概括为“独立根性”,他说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它省之外。
”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息让经纬成一学说遂成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宋儒,自立宗主”。
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辛亥革命之前对孙中山精诚合作,在国内埋头苦干,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孙中山宣誓效忠,黄兴坚决反对。
在湖湘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千年的漫长岁月而今不息。
从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毛泽东等等,这些湖湘人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这种“独立根性”精神。
二、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他在担任楚国左徒期间,积极向当政者提出了不少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发展经济的主张。
屈原遭放逐后,不愿和当政同流合污,楚国灭亡后他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以身殉了他的爱国主义。
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受朝廷排挤,被贬长沙,他想起自己经历相同的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表示哀悼,身不在其职,仍向文帝上奏折,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
南宋时期,这种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是宋金交战、国家危亡、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湖湘人士坚决反金,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在向宋钦宗所上的《时政论》中就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胡宏在上高宗书中对朝廷的步步退让极为不满。
甚至痛斥最高统治者“顾虑畏惧”,朝臣“欲偷安江左,贪图荣辱”。
胡宏弟子张栻就曾跟其父张浚北伐。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在明朝灭亡、清朝追剿农民起义军余部和南明朝廷进入湖南之际,挺身而出,毅然举义兵于衡山,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著书立说,实诚“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重任,以寄国家之仇,终不做清朝统治下的臣民。
近代湖南人士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御西方侵略和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例如:
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开明宗义地揭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更是推行了洋务运动。
尤其是左宗棠在古稀之年还出兵新疆,完成祖国统一。
早年战败后,谭嗣同本可逃过劫难,却甘愿赴死。
他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有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从嗣同始!
”,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在思想界理论领域,还是在斗争实践方面都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如宋教仁、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刘道一等,。
五四运动文化运动时期,在岳麓书院弟子杨昌济先生经世济国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人士乘势而起,他们创立新民学会,继承湖湘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传统,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为宗旨,为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
三、关注现实、体现结合的经世学风
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世济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儒家的一种优良作风,经世就是经邦济世,致用就是学术研究中应当为治理事务服务具体表现为
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
注意联系实际,学于致用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学风,可以上溯到先秦汉唐时代,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其学问文章与安邦济世的报复,忧国忧民的心怀,理想的追求实践浑然一体,他们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先行者。
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泽被后世;三国的蒋琬,以实干精神而为诸葛亮赏识:
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学问高文章好,忧国忧民振时济世,推动了经世致用学风在湖湘文化中的发展。
到了宋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正式形成,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不断丰富了它的精神内涵。
南宋之后这一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王夫之追求济世实践,陶澍、魏源、贺长龄积极践行经世致用,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
到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这种学风为杨昌济等继承发扬,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新一代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实事求是,琴面笃实的务实作风
湖湘文化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由楚文化发展而来,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人。
(在此将不做详细介绍)
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
1.在长期历史发张过程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主要体现为一、不同名族的融合:
例如上古华夏文化和三苗文化,先秦楚文化好汉、苗、瑶、土家、等少数名族的交流
2.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这既包括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也包括和其他文化的交流
3.不同学派的交流,例如法家,道家、儒家,宋学和汉学的沟通和融合
六、自强不息,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
陈独秀对湖南人这种精神风气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湖南人精神是什么?
‘若到我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来做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破带着冰蹄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
这种精神和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是湖湘人物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产生出“舍我其谁”的高度自信。
湖湘文化的繁荣孕育了大批湖南英杰,这些湖南英杰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湖南人的精神。
对于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
”
我的概括是:
经世、爱国、务实、奋斗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文章说: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要讲一下杨度的《湖南少年歌》,1903年发表于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上,其中有几句这样写道:
“如今中国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如今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表达了湖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感人至深,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湖南人的这种精神不是杨度说大话,而是可以拿历史来证明的。
他一连举出了几个确凿的历史事实,指出:
“两百多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十几年前的黄克强,带着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一种“奋斗造桥的精神”,“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
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使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了湖南人的奋斗造桥的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所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座桥,确实比他们的前辈所造的桥,要“伟大精美得多”。
四、湖湘文化的转换
湖湘文化实质上是在农耕社会中形成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人才结构不合理,多军政,少工商。
湖南人的性格强悍、霸蛮、尚气有为,但有缺陷,不能虚衷受益。
革命性强,斗争性强,政治性强,必须向经济建设和市场文化转变。
要讲沟通、妥协、互利、双赢和包容。
时代变了,历史上形成的湖湘文化也必然要转型。
但历史又不能割断,湖湘文化的辉煌至今还鼓舞着广大湖南人士。
正确的选择应当是:
发扬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的优良传统,克服湖湘文化固有的缺陷,实现现代转换,争取新的辉煌。
有人提出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即:
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转换;
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换;
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转换;
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换;
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
军事文化向产业文化转换;
游击文化向集团文化转换;
争斗文化向和合文化转换;
自负文化向自信文化转换。
清末湖南學者葉德輝說:
“湘學肇于鬻熊,成于三閭。
”鬻熊是戰國七雄之一楚囯的開國先驅,三闾是三闾大夫,屈原,湖北秭归人。
出身于楚国贵族,司马迁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楚怀王左徒和三闾大夫,曾扶助怀王内修政治,外抗强秦。
他起草法令推行政治改革,主张张明法度,任用贤能。
受到上官大夫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遭谗去职。
后长期被流放于沅湘一帶,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先后写下了二十多篇楚辞作品,诸如《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天问》等,楚辞按其名称本义而言,是指楚地的歌辞,是具有浓厚楚地色彩的新诗体。
汉成帝时期学者刘向整理古代文献,将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人仿效这一文体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
楚辞在汉代又被称为“赋”,文学史上称之为“屈赋”、“楚赋”“骚赋”。
因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在文体分类上人们习惯称之为“骚体”或“骚”。
楚辞作为一种新体诗歌,是屈原的伟大创造。
屈原借鉴传统形式,又吸收楚地民间文学楚声、楚歌、乃至巫歌的丰富营养,加以推陈出新,使之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双峰并峙,这是屈原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
屈原的《离骚》表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和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比如,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屈原歌颂威武不屈的人杰鬼雄: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都已成为千古绝唱。
关于楚文化和屈原,梁启超在其著作《屈原研究》中深情写道:
“那时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成长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仲裁成年的新青年。
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归底民族,很含些神种意识和虚幻理想,像小孩子喜欢虚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出新东西来。
”这种新东西的突出体现就是屈原赋二十五篇为代表的楚国文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其篇书是二十三篇)屈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屈原的作品大都是在流亡沅湘一带的十年中写成的。
最后又在湖南的汨罗投江殉国。
梁任公评论说;:
“我们这位文学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给我们民族诺打一份遗产,它的责任算是全尽了,末后加上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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