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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标签
"污染标签"城市"浴火重生"--山西孝义转型调查
一个“污染标签”城市的“浴火重生”——资源型城市山西孝义转型调查
新华网太原5月15日电(记者陈忠华、王学涛)2008年,山西省孝义市曾因污染严重而收到环保区域限批的首张“黄牌”。
知耻而后勇的孝义市,以生态立市,探索转型发展。
这个被贴上“污染标签”的城市变身为“环保模范”,连续4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
从“污染标签”到“环保模范”的蜕变
“晴天看不见太阳,灰渣落地像下雨,一天到晚不敢开窗户。
”孝义市梧桐镇中王村59岁的村民任栋提起几年前的污染仍心有余悸。
那时候“厂在村中”,空气中满是呛人的味道,路上煤渣、尘土飞扬……
孝义是全国首批50个重点产煤县(市)。
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小洗煤、小炼焦等企业拔地而起。
“焦炭市场好的时候,几乎一天起一个大烟囱。
”梧桐镇党委书记薛厚华说,外地人形容孝义“烟囱比树多”一点儿也不过分。
孝义市环保局局长杨郁玺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带来了污染严重、生态恶化苦果,孝义由此被贴上了“污染标签”,群众意见很大。
由于焦化环境违法行为突出,山西省环保局向孝义出示了全省第一张区域限批“黄牌”。
正是因为这张“黄牌”,当年经济总量全省第一、首次进入全国百强县(市)的孝义硬是被山西暂缓表彰,最后也没被表彰。
孝义市委书记张旭光说,环保“黄牌”促使我们痛下决心,必须树立生态立市理念,一场治污大战在全市打响。
“十一五”期间,孝义累计淘汰落后企业465户,削减二氧化硫3万余吨,城区二级以上天数由97天增加到354天,一级天数则从零增加到101天,空气质量显著提升,老百姓重新呼吸上良好的空气。
饱受污染之苦的孝义市民说,现在敢开窗户了,也敢穿浅色衣服上街了。
路修到哪里,树就栽到哪里。
2006年以来,孝义累计完成造林绿化投资6亿元,带动社会投资10亿元,完成造林24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3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
全长11.5公里的孝河是孝义的“母亲河”,3年前污水横流,如今变成了全市最美的绿色生态长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2010年底,孝义撕去了“污染标签”,挂上了环保“奖牌”,被授予“(山西)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称号。
大项目为转型插上腾飞翅膀
孝义煤铝等资源丰富,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资源开采、初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
但“一煤独大”、粗放式的产业模式使得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并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而要实现经济转型,产业转型首当其冲。
今年4月26日,孝义市经济开发区千万吨级新型煤化工基地暨金岩500万吨焦化项目奠基。
未来2年至3年孝义将把现有的22家焦化企业合并为5家,建成千万吨级新型煤化工业园区。
这是孝义大项目带动战略的一个缩影。
孝义提出了“产业大转型、园区大布局”的思路,依托丰富的煤铝铁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和延伸,力争形成煤焦化、煤电铝、煤钢铁等几大产业。
同时,大力发展非煤产业,如煤机制造、汽车零配件制造等现代制造业等。
截至目前,全市总投资690亿元的161个转型骨干项目,已有131个开工,64个建成投产。
与以往“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招商理念不同,如今孝义更重招商质量。
在已开工的18个亿元以上新兴产业项目中,有4个代表了国际一流技术水平,有2个代表了国内同行业最先进技术,有4个为国内县级市首家引进。
如丰田4S店、沃尔玛连锁超市项目等。
孝义的三产比重已由“十一五”末的2.5:
70.9:
26.6,调整为目前的3.4:
60.4:
36.2,一个主导产业发达、新兴产业多元、三次产业协调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2010年,孝义市财政总收入突破50亿元,综合经济实力稳居山西省县域经济第一位。
头脑风暴”诠释新“资源观”
2010年11月,江苏苏州迎来了一批特殊“学生”——孝义市委书记、市长率领的党政干部考察团。
这些“学生”虚心求教,无暇欣赏江南美景。
这是继1996年、2006年后孝义市干部第三次南下考察学习。
“不出去,咱是山西第一,自我感觉良好;出去一看,心里发虚,差距还大得很呢!
”孝义市发展改革局局长任华朝说,“我们的优势是资源,劣势是过度依赖资源,经济转型要求我们首先要转变‘头脑’。
”
“孝义的干部作风、行政效率有了明显进步,生态环境和城市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
”浙江商人、孝义兴安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阳说,该公司投资40亿元的项目只用8个月就建成了,因为对当地环境充满信心,投资50亿元的二期工程也已提前开工。
“头脑风暴”,带来了政府效能的积极变化;500万元重奖人才,则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今年初,孝义市委、市政府一次性奖励海归博士伍永安500万元。
此举引起不小轰动:
一个项目值得奖励与国家科技大奖等额的奖金吗?
然而,在孝义人的心里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产业、一个园区。
孝义人心里有个大“算盘”:
一个伍永安将带动一个投资50亿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LED项目。
而依托这个项目,孝义将投资100亿元打造集研发、制造与产业化一体的综合光电产业园。
届时,将有上万人为园区配套服务,多重效益显而易见。
“重奖人才传递出一个信号——孝义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求如此强烈。
”孝义市教育局局长田曜说,人才是决定资源型地区科学发展、转型跨越的关键。
孝义市财政局局长王士礼说,以前奖励纳税大户,现在改成了奖励大学生——企业每纳税1000万元,就奖励一个“大学生指标”,由财政供养,企业使用。
到目前,全市已经送给企业185个这样的奖励指标。
“‘头脑风暴’让我们开了眼界,变了思路,敢于制定大胆的发展目标。
”孝义市市长郭保平说,围绕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两大战略,孝义制定了“打造山西科学发展名牌,做全省转型跨越排头兵”的新目标,力争用5年时间再造一个“新孝义”。
“头脑风暴”带来的远不止这些。
最引人关注的,是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孝义开始尝试跳出煤焦“窠臼”,以新“资源观”促转型。
“资源只有紧跟高端技术和产业走,才能实现由初加工向深度加工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最终将资源优势拉长、放大。
”孝义市委书记张旭光说,要跳出煤焦“窠臼”,充分认识到人才、技术、区位、政策等也都是资源,要将这些资源彻底整合,使之产生叠加效应。
记者了解到,“十二五”期间,孝义将树立“大资源观”,用好资源,再造优势,做好“背靠吕梁山、融入太原圈,面向环渤海”三篇大文章,开启“园区经济、孝河-汾河、人才创业、生态宜居、民生幸福”等“五新时代”。
文原载于《瞭望》2009年第49期
175米这个坎,今年仍然没有迈过去。
按国务院同意的计划,三峡工程2009年175米试验性蓄水原拟10月底或11月蓄到位,但遇中下游干旱需加大下泄流量,目前三峡上游水位徘徊在170~171米左右。
去年曾首度向175米冲关,由于地灾等考虑因素,蓄水止步于172.8米。
经半个世纪论证,17年建设,6年初期运行,三峡工程已基本完工,各项验收已相继通过,国务院三峡建委已着手制订后续工作规划,目前只等待到达最终蓄水位175米,由此将转入正常运行阶段,真正检验其防洪、发电和通航等预期效益。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但不能仅以技术工程视之。
1986年,邓小平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
在水患深重的中国,治水历来是治国头等大事之一。
崛起途中的中国,对作为经济血脉的电力的渴求,越来越迫切。
治水如治国,治水的背后,是治国之道。
三峡工程能有今日,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
回望三峡工程的过去,基于可行性论证,由最高权力机关表决,被视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大注脚。
但在具体环节上,也是争论不断。
就程序而言,不管插曲几许,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让人看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投影。
在三峡论战中,“主建派”代表人物、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说,争论都严格定性在学术和业务的范畴,没有人因为反对建三峡工程而受到过打击。
“主建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潘家铮甚至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
回望三峡,激流已变静水,但仍有险滩、陡坡,发电效益已大显其功,但更重要的防洪作用尚待检验,移民、生态、地质也面临重重挑战。
一如崛起的中国,它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峡论战风云录
中国工程院作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的结论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
”
“公案”一则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十年后,2002年5月16日,三峡总公司请来三峡工程最大的“反对派”——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到建设现场考察,当时一团和气,事后却引起一段“公案”。
三峡总公司主办的《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香港《文汇报》其后刊出报道称,李锐对三峡工程不无赞许,“能搞成这样很不容易,修好了将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
看到报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年6月21日写下日记,认为李锐“对三峡工程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
(引自《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下称《日记》)
“毫无变化。
”93岁的李锐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在2009年11月23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作出这番表示的。
但他也证实,曾对枢纽工程质量表示满意,“从技术上看,能修这样一个大工程,了不起。
”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83岁的两院院士潘家铮,向本刊记者回忆起李锐的那次考察,他记得李锐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明确的,也难改变了。
但看了工地的建设后还是很高兴、放心的,希望尽量建好。
”
李锐和潘家铮曾是水电系统的上下级同事,后来成为三峡论战的重量级“对手”。
“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潘家铮在《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
”
争论归争论,交情归交情。
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后,潘数次登门拜访李。
李欣赏潘的技术乃至文学才华,潘亦敬重李的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称李对三峡“居功至伟”。
“李锐在五十年代反三峡(工程)立了大功,那个时代没有能力、没有需要搞三峡(工程),草率上马,后果严重。
”潘家铮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他八十年代仍然反对,这对三峡论证也大有好处,质疑有利于工作的改进。
”
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你知不知道南宁会议?
林一山那个时候红得很啊。
”93岁的李锐向本刊记者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南宁会议,口气很是自得,在那次会议上,他把三峡工程拉下马了。
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办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电报多了一个“门”字)问题。
他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提议要修三峡工程,当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
毛泽东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林李之争始于1956年。
这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传遍中国。
随后,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称长办;1988年又改称原名,下称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两万字长文,主张尽快修建三峡工程,唯此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
他建议蓄水高程为235米,比现在的175米,还高60米。
李锐阅罢林文,认为“太离谱”,“大半个重庆市都会被淹没”;于是,在《水力发电》上也回敬一篇两万字长文,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全面反驳。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设下擂台,让林、李直接交手。
李锐刚抵达宾馆即被泼冷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找上门来,急切地告诉他,主席在大批“反冒进”。
“擂台战”当晚展开。
两位口才俱佳的对手,把各自论点搬到台面上,李锐还多了个“撒手锏”——铺开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引起主席和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李锐以图说理:
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过大,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他还打比方:
“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
”
“所有人,包括毛泽东,他们为什么听得进去?
第一,我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李锐向本刊记者作出分析,“第二,我是小人物,要刘少奇、周恩来反对可能就不一样了。
”
李锐的表现,使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变化,称三峡工程的修建并未决定,并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会后,周恩来总理带头考察三峡。
接着,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李锐参与起草。
决议指出,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他;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成都会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了全面“大跃进”。
而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是其时唯一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330工程”
成都会议后,不论林一山等主建派如何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
李锐认为是他的反对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2006年,林一山撰文解释:
三峡工程没有及时动工兴建,原因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有三年困难之因,外有中苏关系恶化之果,能真正作出决策的领导人已经顾不过来。
次年,林一山逝世,享年96岁。
三峡工程建设缓行,但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却于上世纪70年代先行修建。
葛洲坝工程代号为“330工程”,以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视察三峡。
李锐认为,反调节水库,不应先行修建,且葛洲坝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论证并不充分,是典型的“三边工程”。
对这个工程,林一山亦表示反对。
林一山撰文称,“在中央没有正式决策之前,我正式陈述了不同意葛洲坝先于三峡上马的意见,在强调给三峡工程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特别指出了葛洲坝工程没有做出设计,而一个未经设计的大工程是有许多未知数的。
”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当天,对兴建葛洲坝工程作出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
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
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
36年后的同一天——2006年12月26日,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立起一块刻有这一批示的纪念石,以“纪念这一神圣的日子”。
葛洲坝开工两年后,就因重大设计问题和施工质量问题被迫停工。
林一山临危受命,出任技术委员会主任,重新设计,终于在1974年复工,1988年全部建成。
在此过程中,林一山仍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
据其自述,他后来还对葛洲坝先行上马的认识发生转变。
他估计,三峡工程一直难上,关键难在“人际关系太复杂”,因此,有必要先做一个技术上比三峡工程还难的葛洲坝工程,用事实消除疑虑,进而为三峡工程上马鸣锣开道,“由此看来,葛洲坝先于三峡工程上马,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
”
“波澜壮阔”之始
三峡论战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
到80年代,它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
建还是不建?
早建还是晚建?
低坝还是高坝?
争得不可开交。
李锐有了更多同道,潘家铮所称“波澜壮阔”的争论场面,自此展开。
1980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
李锐称,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1981年,长办提出高坝低坝等4个候选方案。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
“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
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低坝方案。
低坝方案,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中庸”方案。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道出个中原因:
“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
”
该方案原拟1986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
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
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
许多“反对派”则认为,150米方案都不应该搞。
他们或单独发力,或联合出击,或诉诸媒体,或直呈中央。
1985年,李锐更是将其个人反对文章,编成《论三峡工程》一书。
同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
同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率调查组入库区考察,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建议报告。
孙越崎与三峡工程的渊源甚深。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坝工泰斗萨凡奇来华考察三峡工程时,孙越崎即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中美合作首席代表。
他后来与李锐一样,在“反对派”中扮演领军角色,多次领衔上书。
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终导致重新论证
“技术民主”
“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对。
”向本刊记者忆及重新论证后的激烈争论,85岁的何格高兴致勃勃。
他当时在国家计委下属的中咨公司工作,参加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家组。
他没有在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名,理由是,“搞水电建设,应找比较经济的、建设得比较快的、移民比较少的、占地比较少的、地质条件较好的、交通条件较好的,各方面比较。
中国这么大,还有很多地方各种条件都比较好,不一定要上三峡。
”
没有签名的专家共9位,包括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陆钦侃,他是何格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
解放前,陆钦侃和孙越崎一道,任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了中美合作开发三峡的论证工作。
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
何格高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
”
关于这次论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说:
“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
”
这之后的8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到11月,邓小平四次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
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
李锐向本刊记者回忆道,黄万里生前告诉他,一位论证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与其有姻亲关系,春节还到黄家拜年,但论证就是不让黄参加。
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闻名。
上世纪50年代,他与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
几年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
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
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坚决反对,主要理由也是淤积问题。
这位留美归国博士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主要支流,都实地踏勘过。
他认为,三峡工程将造成比三门峡工程更大的灾难,黄河的悬沙淤积在库中尚可设法冲走,但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有大量冲不走的砾卵石,修坝后卵石将淤塞重庆,造成水患。
黄万里未能入选论证专家组,李锐认为与论证主导权转移有关。
他对本刊记者说,三峡论证原由国家计委、科委领导,1986年改由水电部一家领导后,整个论证组织,从领导小组到14个专题组,“是一个清一色赞成上马的领导班子”,所聘412位专家,持异议者屈指可数,没有一个综合可行方案同主导方案作过比较,“孤证而已”。
196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林一山关于修建三峡的报告上作出这样的批示:
“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
某种意义上,加拿大一个咨询集团编制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被视为一个“反面报告”。
此报告与国内论证工作同步进行,在中国、加拿大、世界银行三方共同指导下完成。
报告推荐正常蓄水位为160米,比国内报告建议的175米低,理由是:
该水位经济效益最大,移民人数较少。
潘家铮对本刊记者说,加方报告结论与国内报告大同小异,大同是三峡工程可修、应修,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小异则是加方报告提出的蓄水位低,也不建议建升船机。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认为,单从直接经济效益来看,加方结论有道理。
但该方案在防洪上有超蓄问题,也不能满足航运部门的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港的要求。
潘家铮说,当时论证是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的,对一座工程应否修建由有关业务部门组织论证亦属理所当然,遗憾的是“讨论不够充分”,“论证到了后来气氛有些不正常,变成了坚决对立的两派,说不到一块。
例如,反对的人说大坝影响通航,赞成的人出来解释,建设三峡工程有利于航运,但反对的人根本不听,走开了。
有记者形容是‘聋子对话’,‘题诗一首,扬长而去’。
”
另外,“个别同志的态度也使人受不了。
”潘家铮说。
“基本上各讲各的,”何格高回忆道,“走的人也有,但我一直都在,两方面都得听,回去要汇报。
”不过,签字与否,“领导不干涉,由自己决定。
”
预审会之争
1990年7月10日,何格高参加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继续陈述反对意见:
“在长江整治和开发以及电力建设中,我认为最迫切需要满足其建设资金的,一是1980年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的近期工程,二是全国为解决2000年前缺电局面正在建设和已经筹建的水、火、核电站,三是2000年前长江干支流航道整治工程。
在满足了这些最紧迫的工程所需资金后,如果财政还比较宽裕,才可以考虑上三峡工程。
”
这次会议上,98岁的孙越崎作了口头发言和3万字的书面发言,力陈弊害。
《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道:
“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
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
汇报会后,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称三峡审委),聘请163位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预审,何格高入选“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组工程规模小组,该小组召集人是原广西计委总工程师翁长溥,今年86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格高、翁长溥共同回忆道:
1991年5月25日,何格高在预审会上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
他又提出,副总理、三峡审委主任姚依林曾指示要认真研究,仍未得到主持人同意。
一同出席预审会的翁长溥接着发言,表示不解: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讨论了?
不讨论我们就不签字。
最终的结果是,翁、何及另一位组员未签字。
这是继论证报告之后,何格高第二次不签字。
翁长溥千里迢迢带来的长篇发言没有派上用场,打道回府后,他“含愤”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
”
十多天后,翁接到电话,被告知来信收到,“将请具体意见报邹(家华)副总理”。
翁遂赶制《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的意见书上报。
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主导论证的水利部(1988年水利、电力重新分设两部)应处于被审查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地位。
最终拍板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
“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
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
“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
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
《日记》记录,十几天后,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
直到199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
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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