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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的课文译文
第三单元
别再为迟到找借口
哈里·贝地
每个办公室总有那么几个人习惯上班迟到。
管理者该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环境里的这一问题呢?
文化背景不同,时间观念也大不相同,作为老板,应持何种态度,是忍气吞声还是采取惩罚措施呢?
专家告诉我们,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时间的看法是不同的。
从文化角度来说,西方人更多地生活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而亚洲人却更多地生活在古老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亚洲人尽力避免成为时间的神经质的奴隶。
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是永恒中的匆匆一瞬。
他们喜欢旅游所带来的那种“失重”感,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紧急任务。
对许多亚洲人来说,生活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幸福绝对不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们喜欢按部就班,不愿来去匆匆。
静观季节的变化、儿女的成长也不认为是在虚度光阴。
西方人相信幸福就在不远的前方。
多花点时间,多费点金钱,多下点工夫就能达到。
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就靠时间紧迫的日程安排和最后期限而生存。
但是学究们深思熟虑悟出的这一见解又是如何与上班守时这一问题联系起来的呢?
是否我们应该从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得出结论,一些雇员上班拖拖拉拉就是合情合理的?
还是说这意味着一个管理者应该忽略守时这一工作守则呢?
表面上看来,管理者会不得不对一些文化群体比对另一些文化群体在守时方面更宽容一些,但是这在城市文明中是站不住脚的,它将使人相信此种文化的时间观念比西方的时间观念逊色这一学术论调。
这便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
遵守时间和对时间的哲学观。
一个人认为时间是以百年来度量的,并非以秒来计算,这与他每天能够按时到办公室上班并无关系。
没有哪一个亚洲雇员会为自己的迟到找一个文化背景方面的借口。
他可能会寻找一些更现代化的借口,如交通堵塞、表慢了以及停车麻烦等。
这些措辞与西方办公室人员所用的藉口并无区别。
为什么在亚洲经常以这些借口迟到可以被接受,而在西方这样一个人却被认为是不可依靠、不可信赖的呢?
问题可能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社会生活中,对于那些让我们在市区约会的地点等候半小时的亲友们,我们往往比较宽容。
我们不会认为他们不把我们的友谊和亲情当回事儿。
我们也不会认为他们失礼。
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容许他们用含糊其辞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可是,如何对待社会生活中的那些迟到者却是个人问题。
而在现代商业领域,我们不容许有这种灵活性。
如果一个人偶尔一次上班迟到,谁也不会在意。
遵守时间不应成为一时的风尚。
而在一个办公环境中,应该有这样一种纪律约束的氛围来使人们遵守时间。
即使那些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的公司,也会规定哪些时间雇员必须在办公室,否则就无法召集各个部门一起开会。
一些公司可能会主动改变他们的上下班时间,以使雇员能够避开交通高峰期。
但那并不是说就不再需要守时。
一般来说,迟到这一问题只和少数雇员有关。
管理者应该试图通过劝告——必要的话可反复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坏习惯。
这并非易事,而且有时还颇需要些耐心。
但是,我们也应摆脱那种认为期望别人守时就是不能容忍某种文化的迂腐观点。
这种陈词滥调应当立即摒弃。
第五单元
好名声的威力
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
如果来自好名声的自豪感可使家人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夏季的一天,为了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镇的农庄,父亲让我去买金属丝和建栅栏用的材料。
那时我16岁,最喜欢的事莫过于驾驶我们的雪佛兰牌小皮卡车去做事。
可是这次我却打不起精神来,因为爸爸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让我不得不去商店赊欠购物。
16岁是傲慢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施舍。
1976年的时候,可恶的种族歧视的阴影仍然存在。
我曾见过我的朋友想通过赊欠购物,当俨然以恩人自居而傲慢的店主问到他们是否能按时偿还时,他们低下了头,无精打采地站在那儿。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黑人青年每次走进杂货店时,都会被店员象盯小偷一样盯着。
我的家人都很本分,总能及时偿还债务。
可是庄稼收获之前,现金总是短缺。
店主能信任我们吗?
在戴维斯兄弟的百货店里,培克戴维斯站在收款机后面。
他正跟一个中年农场主说话。
培克个子高高的,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穿着一件红色打猎衫和卡其布牛仔裤。
当我去往五金制品销售区从培克身旁走过时,我朝他点了点头。
当我把要买的东西放在收款台上时,小心翼翼地说:
“这些东西我得先赊帐。
”
那个农场主以一种调侃、讥讽的眼神看着我。
可是培克的神情始终没变。
“没问题”,他爽快地说,“你父亲信誉很好,总能按时偿还”,他转身对另外那个人说,“这是詹姆斯·威廉斯的儿子。
”
那个农场主朝我友好地点了点头。
顿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感。
“詹姆斯·威廉斯的儿子”,这三言两语为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和自信打开了一扇大门。
就在那天,我发现好名声能产生巨大价值的精神财富。
父母亲获得的好名声使邻居对我们家充满了敬意,每个人都知道威廉斯家的人具有怎样的品质:
体面本分,信守诺言,自尊自重,不做坏事。
我们孩子们——八个兄弟、两个姐妹——都能享有那个由父母挣来的好名声,除非我们做了什么事毁掉它。
损害这个好名声意味着受损害的不仅是破坏它的人,还有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
我们彼此息息相关。
好名声和由此带来的责任感,促使我们这些孩子向好的方面发展。
我们从思想上和行为上一直按照好公民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最终成了非常好的公民。
在渴望让人尊重的愿望的激励下,我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最终,它给了我动力,使我能够在华盛顿(即哥伦比亚特区)成功地拥有自己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
在听说科林·鲍威尔陆军上将声称美国需要在街坊邻居间重建羞耻感的时候,我想到了好名声的威力。
他说得对。
若以好名声为荣,能让家庭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吸毒、酗酒、盗窃,让年轻女子未婚先孕——今天,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像它原本应有的那样令人尴尬。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新生儿的妈妈均属未婚。
许多这样的婴儿将在无安全感、无庇护的环境下成长。
而这种安全感和庇护正是具有爱心的父母所应负的责任。
一旦一个家庭的社会束缚和彼此义务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瓦解了。
政客们也许鼓吹犯罪率下降了,但是从1960年人口仅以40%的比率增长时,美国的暴力犯罪却增长了5.5倍,但是我们已习惯了这一切。
青少年吸毒的数量再次增长,没有哪一个街区幸免。
在南卡罗来纳一个镇子里,警察从12所中学里抓了73名小额交易毒品的学生,其中一些恰恰发生在教室里。
文化影响,诸如电视和电影,经常推崇的是一个极端暴力的世界。
生命在这里一文不值,不被珍惜。
同时,象征文明的小标语牌和蕴涵文明的互相尊重的行为从学校、商店、街道渐渐消失。
诸如“是的,夫人”,“不,先生”,“谢谢”,“请”等象征尊重自我、尊重他人的礼貌用语也消失了。
然而,受电视上、音乐里亵渎语言的鼓动,一些孩子对挑衅性粗俗的语言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
今天的许多孩子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了羞耻感。
他们出生在名声不好的家庭里,对如何维护好名声毫不在乎。
今天,当我回到家,受到了尊重,只因为由父亲相传、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共同维护到今天的好名声。
像培克·戴维斯这样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我的成功,这是家庭的好名声为我今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维护好名声不仅会受外人尊重,而且那些最熟悉你的人也会对你充满信心。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如继往地,担心母亲胜过担心自己的病情。
他想减轻母亲在家里看着他死去时的悲伤,于是他来到我这儿。
那时,我居住和工作在华盛顿,当父亲从南卡罗来那州来到这儿时,我把他送到一家附近的医院。
两个月来我每天都在床前陪他。
我们都知道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当他不是痛得不能讲话时,他问的都是家里的事。
他想确认一下他是否已经履行了他应承担的责任。
最后一天,父亲临终时,我一直在那儿陪着他。
父亲从未富足也未显赫过,可是在他临终时,他送给我最后一份礼物:
他坚信我就是他所希望成就的男子汉,凭着对我会照顾他到最后一刻的信念,他给我的不仅是爱,还有他对我的自豪和信任。
毕竟,我是詹姆斯·威廉姆的儿子——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镇的威廉姆——一个正直诚信的威廉姆。
第六单元
中国饮食
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像食物这样真切实在,或者说那么彻底地为个人接纳吸收。
一个人可能在听音乐,但是音乐可以从一只耳朵进去再从另一只耳朵出来;一个人可以在听讲座或别人的谈话时胡思乱想些其它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在料理生意上的事务而他的心思和兴趣另有所属……。
而在吃饭就餐时,一个人几乎不可能长时间地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
一个人怎么能对即将进入身体并成为身体一部分的东西保持绝对的无动于衷呢?
一个人怎么能对即将决定自己体力以及最终决定自己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及幸福安康的东西一直无动于衷呢?
——肯尼斯·卢
这是一个中国人要问的简单问题,但是西方人可能感到难以回答。
在西方,许多人是美食家,而一些则是贪吃者。
但是在他们中间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似乎对进入他们胃里的东西并不在意,也不认为食物会最终对他们的品性产生影响。
他们可能会问,吃个汉堡堡或喝点可口可乐,对你成为一个圣人还是一个罪人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他们来说,食物纯粹就是一种燃料。
然而,肯尼斯·卢却表达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典型的中国化的观点。
这一观点源自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例如说到食物的重要性,伦敦餐馆经理付东引用了一位如同孔子(中国人称这位古代圣人为孔夫子)一样权威人士的话。
这位圣人说:
“食物是第一需要(民以食为天)。
”付东又补充说:
“食物对国人来说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需要事先考虑,需要精心焖煮,还要肯花时间享受最后的美味佳肴。
”
卢发现西方人走进餐馆,通常要点一张好桌子,也就是一个可以看到别人,别人也可看到你的好位子。
他们去那里的目的通常只是为了社交娱乐——顺便吃点东西。
而中国人则不同。
走进餐馆后,他们要一个有普通墙壁相隔的小房间,在这里,除了自己人,别人是看不到的。
他们可以脱掉上衣,开始这一严肃认真的事情——吃饭,这才是他们来这儿的目的。
中国人的意图既是高尚的,又是全心全意的,即“吃要认真、正式”。
尽管在对待饮食的态度上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但是毫无疑问,西方人已经开始承认中国烹饪的与众不同。
事实上,可以公正地断言,中国饮食是当今唯一真正国际化的饮食。
它无处不在。
装饰着龙及精美风景画的餐馆——经营各种异国风味的美食如糖醋鸡、绍兴汤、烧酒和锅贴(北方风味),还有清蒸茄子——已经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香港到火奴鲁鲁,从霍博肯又到哈德斯菲尔德。
这是怎么回事呢?
确实,在19世纪,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北美做些为美国修建铁路之类的事时,一种中国食物便进入到了北美。
他们定居于西部海岸或靠近西部海岸的地方。
在那里各种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炒杂烩馆”发展起来,经营的都是些档次比较低的中国菜肴。
在美国,这些餐馆的标准在稳步提高,可卢却认为促使这种食物在西方世界推广开来的关键的因素是(前)英殖民地香港的人口压力,特别是1950年以后,许多家庭因此移民到世界各地,靠开餐馆赚钱致富。
他还说,假如社会对香港的华人出于无奈而烹饪和销售的那些东西不感兴趣的话,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发现在西方人们越来越重视感官享受:
色泽、质地、运动、食物、饮料,还有摇滚乐——所有这些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前所未有的。
正是西方这种与日俱增的感官享乐主义以及摆脱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束缚的愿望,再加上中国饮食所固有的感知理念,很容易满足人的味觉,才可使得中国饮食能够快速遍布西方世界各个角落。
勿庸置疑,传统的高品质中餐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制作考究,品味上乘。
事实上,原材料的初加工、拼摆及搭配约占实际准备过程的90%,烹调本身只占10%。
然而这10%却并非易事。
有各种方式可供选择,肯尼斯·卢列出了食物烹饪的40种方法,从煮或者说煮沸的艺术到其他方法如酱,一种炒加炖的烹调方法;塌,将食物沾上面糊后在油里炸;还有煨,就是把食物埋在滚烫的木炭、或烧热的石块、沙子、盐和石灰里面煨熟。
既然准备过程是复杂的,那么美餐的享用自然也应当与之相配。
因此一顿传统的中餐会持续几个小时,其进行过程就像一次宗教仪式。
它需要参与者共同分享,而非个自的任务,因为有一系列经认真策划、精心设计的菜肴,其中一些成分是用于调味,另一些则用于衬托。
肉类、鱼类、炒菜、汤菜、酸汤甜汁、脆生生滑溜溜之物、鲜菜和干菜--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他们各具特色,都在吊我们的胃口。
在一次未受西方饮食思潮影响的中餐中,所有食品摆在餐桌上,犹如一种自助餐。
宾客可吃点这个,吃点那个。
单人份饭是不会提供的。
搭配合理的一餐应至少包括一道鸡、一道鱼和一道肉,而他们与适当的蔬菜搭配摆出也并非仅是味道问题,也是色泽搭配问题,味觉要满足,视觉也如此(色香味具佳),否则,一种本质上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就是使中华美食与那典型而令人难以捉摸的道家观念相联系的因素就消失了。
艾米莉·哈恩,一个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过的美国人,对中国烹饪以及体现道德与和谐的“方式”颇为欣赏。
她坚持认为好的烹饪融汇了道德的精髓。
她还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行为、生活以及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整体。
他们可以被切割开来,分成部分,贴上标签,如“烹饪”、“健康”、“性格”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没有一种能与其相分离。
中国饮食中的这种水乳交融和令人垂涎的相互映衬并不只是烹调食谱和个人生意的产物。
他们是对生活基本学说的一种诠释。
第七单元
他们不会被忘记
拉尔夫·金尼·贝内特
当她第一次从被迫离乡的父母那里听到这些可怕的故事时,她还只是伊利诺伊州俄伯那中西部大学城里的一个小姑娘。
那些故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恐惧、死亡和红色的河流。
有时她想象着这样一幅画面——时光倒转,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她不停地跑着,藏着,仿佛在极力逃脱一种恐惧。
她说不清是什么使她害怕,但有一幕是最清晰的,那就是一个拿刀的人在不停地砍着……
张纯如女士听到的故事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最残酷的有计划的暴行之一。
1937年12月到1938年年初几个月,中国南京的被俘人民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强暴和屠杀。
当张女士的父母第一次向她讲述南京大屠杀时,他们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但童年的她到图书馆翻阅了百科全书和历史书,却未曾发现有关此次大屠杀的记载。
直到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南京大屠杀仍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
公众为何对如此可怕的事件漠不关心呢?
在西方,报纸的头条新闻总是报道发生在欧洲的不祥事件。
不久,卷入战争的整个世界成了媒体每天要报道的全部内容。
随之战后的欧洲又卷入了与苏联的一场新的战争,同时并极力地将日本变成一个友好的经济壁垒。
一个将短暂注意力投向南京的战事法庭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人忘却了。
1994年,婚后的张女士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她潜心于自己的写作,并在其间出版了一本传记。
在加利福尼亚康珀蒂诺出席关于二战史的会议时,她无意间看到了展览的一些来自南京的照片和海报。
看着那些即将被杀害的人们失去生存希望时无助和惊骇的表情,看着那成堆的尸体,看着日本兵杀人或观望时得意窃喜的神情,她思想上毫无准备,因为在此之前她对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
她站在那里,阵阵愤怒和厌恶使她几乎昏倒。
在一张照片上,一个日本军官举着一把武士刀,正要向一名跪在地上的被缚的中国俘虏头上砍去。
这不就是她儿时记忆中那梦魇般的一幕吗?
张女士没有流泪。
当时,她下定决心,“我要将这一切公之于众。
”
有计划的谋杀张女士本以为搜集点资料都会很困难,但实际上她却找到了大量的证据和资料。
从位于康涅狄格州新港的耶鲁神学院的图书馆到哥伦比亚区的国家档案馆,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从秘密电报、传教士的信笺和日记、战事审判证词和与受害者及日本军人的谈话中,张女士悉心整理着拿到手的材料。
她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漫长而艰苦的中日战争中期的三个月上,这段时期在人类屠杀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1937年攻占上海后,日军在12月份的第二周便攻到了南京城外。
评论起中国军队的撤退所带来的恐慌,南京的一位德国外交家这样说道:
“我们期望日本人会带回和平、安宁和繁荣。
”
他们错了。
日本人没有同成千上万名妥协的中国士兵交涉,相反决定有计划地将他们全部杀害。
在发往66兵团的一份令人发指的命令书上写着:
马上处决所有战俘。
其中有一次,为了将14777名中国士兵的双手绑在背后,日军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当战俘行进到一条河流附近时遭到了机枪部队的围攻。
当夜幕降临,日军开火扫射并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然后日军又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将尸体一个一个用刺刀刺过以确保无人幸免。
在日本的新闻界,报道正在进行的斩首竞赛如同报道体育赛事。
不久就有日本官员抱怨找不到足够的沟渠来掩埋尸体。
目击者报道说有些池塘因堆满了尸首而消失了,水已不见踪影。
成千上万的尸体被倾入长江。
这便是张女士童年听到的那条流血的红色的河流。
战俘被杀的同时,强暴和屠杀也在被占领的城内进行着。
日军将人们驱赶到屋顶然后放火焚烧。
把人半埋后放出了饿狗。
老人和小孩儿被杀后尸体被扔在路边。
当年的日本军人回忆说:
“妇女的遭遇最悲惨,无论是稚气未脱的幼女还是年愈花甲的老妪,都逃脱不了被日军强暴的厄运。
”
这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一幕时常使张女士震撼。
有时她甚至会在文字处理机前停下抽泣。
但是,有些事情使她如此震惊,欲哭无泪。
安全区南京城即将沦陷的时候,15名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及商人创设了一块明净的小岛。
他们在城市中心划出了2.5平方英里的区域,用白旗和红十字棋标记界限并宣称为国际安全区域。
他们的领导是最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人——他是一名德国商人,南京纳粹党成员之一。
约翰·雷伯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自从1908定居中国以来,他靠向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由于一年前日本与德国结成盟国,雷伯希望他的抗议会给日本政府施加一些压力,他向日本大使馆写信发电报,但无人理睬。
在绝望和厌恶中,雷伯不顾一切地穿梭于城市,企图用自己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
他走过强暴、殴打、杀戮进行的地方,有时将迷惑不解的士兵从受害者身上推开。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乔冶先生解释说当时日本士兵企图反抗,但当眼前划过雷伯的纳粹臂章时,他们退开了。
1938年2月雷伯被公司召回德国,他开始向希特勒呼吁停止屠杀,但却遭到了盖世太保的审问。
到1938年3月底,强暴和屠杀基本结束,日本“教训”完了控制下的中国。
中国的辛德勒怀着对约翰·雷伯近况的好奇,张女士找到了他的孙女乌苏拉·赖恩哈特,虽然雷伯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但他在柏林的公寓被炸毁,从此以后他的生活陷入了困窘。
1948年雷伯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当地的幸存者筹资(在当时可以称巨资的2000美元)为他准备了食品包裹。
南京市市长亲自安排将包裹寄往雷伯的家中。
这些食品对他们来说等于雪中送炭。
雷伯1950年死于中风,但据张女士了解,他留下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2000页的惊人记载,而且经过了细心打印并配以插图说明。
它包括亲眼目击的报道、电报、照片、报纸文章甚至于广播稿。
在张女士和其他人的要求下,赖恩哈特在1996年将复印件公之于众。
由于雷伯的组织成员身份(他声称居住在亚洲期间对纳粹暴行一无所知),张女士称他为中国的辛德勒,作为一个身份复杂而模糊的人物,他值得进一步关注。
虽然有些书也引证了南京发生的暴行,但张女士1997年出版的书却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正在被后人遗忘的受害者。
《南京大屠杀》首先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团引起了共鸣,随后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应,作为一本畅销书在日本和中国它引起了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回应。
通过书籍和随后的报告及公众演讲,张女士在努力使全世界都记住在南京曾发生的一切。
张女士从自己的研究中了解到“文明本身就很脆弱”,她说,“人性中的某些怪异之处使得即使是最难以启齿的罪恶行径,只要发生在足够遥远的地方,而且对个人不构成威胁,也会变得平淡。
”只要我们远离邪恶,人性会有一种怪异的东西,使我们尽快对无比邪恶的东西习以为常。
她时常回想起那些夜晚,她坐在文字处理机前,双手托着下巴,泪如泉涌。
她在心中仿佛又看到了那一个个被折磨、杀害的中国人。
或许现在,他们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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