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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有什么弊端
科举制度的利弊分析
石兴刚
[论文摘要]中国隋唐时代兴起的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人事行政制度的最高成就,不仅为其后的封建社会各朝代提供了蓝本和基础,亦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摹本。
虽然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央集权的需要,是选士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其产生的必要性和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和许多事物的产生一样有着双面性,是一把双刃剑。
本文通过对科举制度产生的利弊分析,客观的阐明了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并从中汲取我们当今选拔人才制度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关键词]科举制度利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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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举制一方面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是当时是最有权威的测试,也使得平民有了走上仕途的机会,是九品中正制的进步,使中国有贵族统治阶级变为地主(庶族)统治阶级,总之,科举制出现问题是在宋代以后,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另一方面科举制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了学术自由,在后期消极影响甚至大于积极影响,阻碍了思想的发展和学术进步,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演变
(一)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在奴隶社会,居于主流的人事行政模式是世卿世禄制。
这一制度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固定的奴隶主贵族家庭中选拔国家官吏,职官世代承袭。
此外还存在着由官员作为举荐人的“乡举里选制”,即官员根据乡间民间的言论,向君主推荐德才贤能之士,但是在人才的选拔上并没有多大比重。
在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下,有奴隶社会发展而来的任人唯亲的思想已经无法适应等级森严
的封建制度,大多数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到两汉时期,世卿世禄制被察举征辟制所取代。
察举,就是根据皇帝诏令规定的科目,由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向国家推荐人才。
举荐的科目有廉科、茂才(秀才)科、文学科、有道科、明经科、明法科等。
这些科目所代表的都是由官方正式赋予的功名,一旦取得这些功名,则可以出职任官。
征辟,即征诏和辟除。
征诏是由皇帝下诏荐举贤良方正者委以官职,辟除就是中央和地方官吏可以自行聘请人员佐助自己任职治事。
此外,察举征辟制还包括中央举办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形式,汉武帝时设立了通过“岁试”授予中第者以官职的考任官职制度。
在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察举征辟制的出现为中小地主出身的贤良人才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但是,这种进步是极其有限的,它并没有改变行政官员的选拔由某一社会阶层所操控的局面,因此,任职中的任人唯亲局面并没有完全被打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举制度的出现和形成已经具备了完全的社会条件。
(二)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兴起
隋文帝初创科举制,规定要以考试取士,由吏部主管考试,并把地方官员的选任权收归中央,九品以上官吏全由中央任免。
隋文帝初创立科举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中央集权的加强,为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制定了一个严格的选任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作为一种定期、分科的考试任职制度,在隋代虽然已经有了众多的考试科目,但是考试并未定期化,而且应试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并不允许士人“投牒自应”,所以,短暂的隋代并未使科举制度真正兴起。
只有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才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隋朝的科举制只是为唐朝科举制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到唐高宗时期,对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评取标准、录取程序等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使科举制度走向了真正的定期化、程式化,科举制度才真正兴起。
由此,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基本形成。
(三)科举制度的发展与终结
先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科举制以改革的名义发生了部分变化,废除了八股文这种文体,采用策论考试,同时增加经济特科,注入了全新的考试内容。
戊戌政变以后,所有这些改革内容宣布取消,科举暂时又回到了原来状态。
新政时期,科举改革再次提上日程,先是在在1901年开始经济特科考试,同年再次宣布废除八股考试。
1903年张之洞等提出递减科举,计划用十年时间逐渐废除科举。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即停止科举的建议被批准,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二、科举制度的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承载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但就其所体现的历史作用于社会价值来讲,它同样有着利处与弊端,具体分析如下: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方面
1.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
科举制度之下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
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
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
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
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
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
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科举制不仅改善用人制度,还所坚持“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并被皇帝笼络、控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社会、国家繁荣安定,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
使出身卑微而又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去做官,获得利益;使人读书之风盛行,促使社会形成努力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促进刺激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有利后来唐诗的繁荣,促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缓解了不少社会矛盾;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
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
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2.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在中国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
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
有资料说:
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
(二)科举考试的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
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
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即便是从隋唐时代本身的行政体系来说,科举制度的价值也是有限的。
科举制度仅仅是单纯的任职资格考试,它并不包括官员任职的全部过程。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科举制度就会受到与之配套的官吏的教育、监督、铨选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与这些制度一样,它们作为一个系统,要受到封建国家政治体系的总体要求。
这样,科举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发展的要求,反倒使行政体系陷入了更深的问题漩涡,因而不论隋唐以后历朝历代如何从形式上完善它,科举制度终究难免被废除的命运。
主要表现有以下四点:
1、科举制度没有真正解决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矛盾,反而使其更严重。
第一,科举制度表面上使得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下任人唯亲得到抑制,并确立了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选拔原则,但是,在君主专制的加强中,科举制度实际上是封建君主选拔人才、控制臣属的工具,即便最后出职为官,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君主的恩赐。
第二,考试的标准和方法由君主定,并不客观公正。
即便在科举考试方法多样的唐代,批评科举考试方法的也连篇累牍。
第三,唐代科举制度录取名额极少,并不能完全弥补选拔官员的缺口。
在唐代,一年明经与进士及第者不过区区百人,但是每年以荫袭等其他非科举方式任命的官员,多于“正途”几十倍。
这样,地方士族的任人唯亲,就转变为君主的任人唯亲,君主为选拔行政人才而设立的科举制度最终并不能实现任人唯贤。
2、科举制度不可能真正提高整个行政体系的效率。
科举制度给行政体系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可能,但是由于其背后的政治体系运行的规则,使得其不可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
唐代的中央组织机构是三省六部制,在这一制度下,行政决策、行政审核和行政执行被人为地分交“三省”和“六部”来解决。
这并不是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也不是行政体系内部按照社会管理的职能而进行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是为了君主巩固皇权,确保君主控制整个行政体系。
这就使得行政效率不可能真正得到提高。
另外,科举制度造成了行政体系的矛盾和分化,更加不利于行政体系提高效率。
科举制度有限的名额下,形成了所谓“座主”(考官)与门生(中第者)的特殊关系,造成了行政体系内部的“党争”和派系争斗的潜在诱因。
3、科举制度造成了整个行政体系职业素养的降低。
如前所述,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并不一定就是业务能力强、道德素质高的贤人,而只是君主驯服的工具。
科举制度所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与行政官员的业务能力并无直接关系。
在后来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经过一次次的统一和筛选日益僵化,越来越成为对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而无助于对行政体系的“后备军”进行业务培训。
靠背诵经典起家的行政官吏,在处理行政事务时只会陷入“朝廷旧章,昧而未知”的窘境,于是出现了其胥吏、师爷实际处理行政事务的“胥吏现象”、“师爷现象”。
在职业道德素质上,儒家经典确实有助于知识分子阶层在学习它时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但这种价值观念的实现首先是要进入仕途,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
对“官”的追求,使得行政官员并不会按照当时的职业道德“忠
君”,而是在时局恶化之时持禄保位,置朝廷安危于不顾。
知识分子阶层按照这一目的建立的职业价值标准,也自然是脆弱的。
4、导致行政思想体系僵化。
科举制度的兴起为行政体系带来一定活力的同时,也禁锢了行政体系的思想,为行政体系趋于保守埋下了伏笔。
在清代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候,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行政体系必然是与之相适应的和同步的,这就使整个社会中的贤良人才难以跻身到行政体系之中,以至于行政体系更加趋于保守和封闭,失去自我革新的机会。
三、对科举制度对当代选拔人才制度完善的启示
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选官用人乃国家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
自古就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
因此认真总结中利与弊:
利在于:
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弊在于:
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因此我们应该从对科举制度的思考中引起对当代选拔人才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对完善高考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在我国延续数年有着其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部分,当今社会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才,对知识量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当今高考和古代科举制在制度上有着同样的缺陷,那就是只要求对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实际运用能力和其他方面能力的掌握,从而把许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拒之门外,所以,我猛的高考制度需要从科举制度中汲取营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人才的其他方面的能力也考虑到人才选拔系统之中,从而保证人才市场活水长流,避免死水一滩的现状。
(二)对完善公务员选拔制度的启示
我们现在实行一种公务员制度,这是一种专门选官形式。
这是一种纯粹的考试形式,几乎不涉及任何思想性。
公务员考试考察的内容,几乎是实践性的或具篇二:
科举制度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唐时代产生的,通过制度设定和程序化操作,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的范围内挑选人才,担任国家行政官员的制度,而且被选拔的人才在理论上可以晋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级别的官职,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以下详述),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之中。
这种选拔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存在着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公平的机会。
这种不考虑选拔对象的阶级属性的选拔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本质规定性,使低阶级的社会成员有了向高阶级跃进的机会。
这样,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不会固化于其出生时所继承的本源性的阶级属性,他所能达到的阶级等级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努力。
因此,科举制度大大冲击了社会的阶级属性世袭制的陋规,并最终导致维护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门阀制度的崩溃。
科举制度实施之后,中国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非世袭和奋斗意识勃兴,陈胜、吴广“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诘问,社会成员们的答案是否定性的。
由于有了阶级属性跃升的阶梯,社会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地位并不是由他们的出身给定的,而是自己当下行为的直接后果,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虽然由于选拔的官员有限,使得社会成员发生阶级地位跃升的机会不多,但是这种机会的存在和全社会范围内(当然女性除外)平等性、以及这种机会提供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即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曾经在社会中深入推行,但是,阶级属性,尤其是奴隶阶级的属性依然被本质化了,在社会中,没有制度化的提供给奴隶主动改变自己阶级属性的公平机会。
而在西方中世纪,阶级属性的本质化更是被统治社会的宗教势力解释为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是宗教势力和世俗统治阶级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公平社会秩序的基石。
因此,诞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的科举制度,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看,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实施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阶级之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是阶级差异的重要内容,即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具有高得多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垄断性地位。
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以世袭制的贵族阶层和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所组成,前面说过,在科举制广泛推行之后,贵族阶层的势力日益衰落,官僚阶层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间力量。
因此,被统治的低阶级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能实现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真正改变,由于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决定社会成员阶级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使社会成员只是依靠实业和商业的经营,实现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地位得到相应的提升,而由于其直接获得的政治权利并没有相应提高,那么该社会成员依旧无法实现阶级属性的改善。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社会成员唯一的阶级属性跃升的通道,而如果不这样做,在其他领域做得再好,也无法实现使阶级属性跃升的目的。
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
科举制度将社会中的最大数量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到科举考试中,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达到改变自身阶级属性的目的,而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了解达到圆熟的水平才行。
因此,这些才俊之士花费了主要的精力,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有助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这种关心和研究并非出于兴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虽然也有部分学人有兴趣研究这些内容以外的学问,但是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发生的偶然现象,只能是在不影响准备科举考试的前提下的“业余爱好”。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
因此,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
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
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阶级属性,因此,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
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地位跃升的凭借。
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科举制度本身的目的和手段来看基本上是合理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科举制度存在的封建社会中,不同阶级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是不平等的,而使科举制度成为改变社会成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改变命运方式的唯一性,使社会精英的精力投入方向和行为方式趋同化,并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单一化。
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形成阶级差异的因素的重大变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通过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来改变自身的阶级属性(后文详述),类似于科举制度的公务员考试只是改变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方法之一,而社会成员如果能成为其他科学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也能增加经济收入,并改变自身阶级属性。
因此,公务员考试只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对此感兴趣的社会成员对它的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并不能成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不能限制社会成员的兴趣范围,也并不能遏制社会中科学文化的全面、快速地发展。
但是,这种客观上的抑制性,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从本质上阻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社会的世俗化,科学的发展不会象对宗教社会那样产生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的巨大作用,而由于科学发展能够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只会对国家产生好处,因此,统治阶级不具有主动地、有意识地严厉打击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的。
而如果统治阶级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益处,他们肯定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科学的发展,为了吸引优秀人士投身科学,统治阶级肯定会将从事科学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的社会成员吸纳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仿效科举制度建立通过选拔和竞争机制的通向科技官僚的上升通道。
同时由于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科技人员地位的上升,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这一切也同样有利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可能的形成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对科学精神的弘扬远较对统治阶级利益进行本质损害的民主精神的弘扬为易。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上存在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抑制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裁判所,对一切有悖于宗教教义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思想进行残酷镇压,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由于仅仅宣扬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并没
有任何自然科学家是因为其自然科学思想而被统治阶级迫害。
当然,由于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型态还不是民主的社会型态,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不容动摇,因此,与统治阶级政治利益发生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扰,阻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使科学精神在这个领域无法充分发扬。
但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是以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力量影响所有科学的发展,是对科学精神的全面压制。
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所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还是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和政治对于科学发展的两方面消极影响力完全消除了,科学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各种科学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篇三:
古代科举制度利弊
合理的看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摘要:
中国古代发明的最伟大的年度制度之一科举考试制度,从隋王朝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
“科举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
自清朝末年以来,世人对于科举制度众说纷纭,评价不一。
更多的时候持的是否定的观点,科举一度成为一个“贬义”的词语。
本文主要是对科举的利弊进一步的分析,对科举制度进行比较合理的评价。
关键词:
科举
什么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度是唐朝开始正式实行的,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
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
这样的一种选官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唯贤,淡化了世族、门第的影响。
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
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
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科举的积极作用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文化方面。
首先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这一点不难理解。
作为考试内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
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
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
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
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
发展。
如此说来,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总之科举制度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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