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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学术价值与研读方法探讨
史记的学术价值与研读方法探讨
(2004年2月27日在泸州天立国际学校讲)
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
章学诚先生所谓“六经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史记》有感而发的。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既文且哲,亦文亦史。
下面,我从史学与文学和哲学相结合的高度,向同志们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
孔见不敢妄是,诸多不当之处,恳切期望大家不吝批评指正。
一、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之体
史者,记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记录下来,就成历史,就是文章。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1年),是我国第一部通史,第一部关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以及各个阶层人物群像的百科全书。
《史记》贯通古今,包罗万象,不仅包括历代帝王兴衰以及中国古代认为与帝王兴衰相应的自然变化,而且提纲契领地介绍了足以反映某一时代文化思想的诸子百家学说。
举凡历法星象,地理天文,上自天子、诸侯,下至游侠、监者,剌客、屠夫,乃至倡优医巫之人,“天下遗闻亡事,靡不毕集。
”全书130卷,每卷1篇,52万言,计有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5种体制:
本纪,12篇,有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文、景、孝武。
按照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政迹和言行。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上记轩辕,录秦汉,下至于兹”,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纵观历代兴亡、历史发展大势的撰述宗旨,也是全书表述历史进程的总纲。
表,10篇,按照年代谱列各种重大事件。
自三代迄于当世,有世表、年表,还有秦楚之际月表,反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头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月;
书,8篇,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涉及礼乐制度、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以明其“损益”、“改易”之迹,“承蔽易变”之状;
世家,30篇,记载各国诸侯事迹,以及王朝辅拂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事主上”的史事,与乎朝廷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列传,70篇,为古往今来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形形色色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包括日者,游侠、剌客等下层社会人物)立传。
这种贯穿古今,包罗万象,“纪以叙其大端,传以委曲叙事”,表述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史书,是以纪和传为主体的,后世史家称之为“纪传体”。
用纪传体编写史书,不能说是司马迁的发明。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就曾经在他的《史通》里说过,《史记》的“本纪”和“世家”,分别是仿效《禹本纪》和古“世家”;“十表”仿自《周王谱牒》;《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脱胎于《管子》;《准南子》里的“天文志”,可以说是《史记·天官书》的前身。
但是,成功地把这5种文体巧妙地结合起来,各有侧重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表述历史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则是司马迁的再创造和杰出贡献。
《史记》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系统而完备的方法,典型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以降,以它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而编年体史书,则被称为“古史”。
从此“历代因之,遂分正副,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
用清人赵翼的话讲,就是“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
有人说,项羽不是皇帝,列入“本纪”是“为例不纯”,“自乱其体”。
其实,项羽是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各支起义力量,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在秦亡汉兴之际的5年之间号令天下的。
为项羽作本纪,正是太史公实事求是和进步历史观的表现。
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又作了《吕后本纪》而不为刘邦儿子刘盈这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作本纪。
刘知几轻通史而重断代;魏禧说司马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
其实,通史和断代史各有千秋,何况班固《汉书》本是拟《史记》而作,记述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是照录《史记》原文,虽然说“史学家事必有据,唯恐一言之由己出”,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史记》确实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还是赵翼说得好:
“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也。
”
二、文史共通,文史哲亦共通
深厚的文学造诣和鲜明的个性特色,是《史记》成为史家绝唱的又一重要原因。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文史共通。
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
《史记》是历史书,是文学书,也是考究“天人之际”的哲学书。
这部部鸿文巨制,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自无待言,从语文学科的角度看,我们小时候,是把它当成文学书读的,现在的中学生,不也是在语文课上读《史记》的吗!
写书,总要经历立意选材、布局谋篇、命笔行文、选词炼句这样几个阶段。
司马迁写《史记》,也不例外。
从立意上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史记》亲民、求实、通变、不以名位、成败论英雄。
亲民。
司马迁在感情上接近人民,重视民心的向背,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封建统治者的憎恶。
他满腔热情地为出身下层的侯生、荆轲、朱家、郭解、司马季主等剌客、游侠、日者乃至倡优滑稽之徒立传;在翔实记述秦汉之际农民大起义的同时,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陈涉、吴广诸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明白白地为百战不得封侯的李广鸣不平;淋漓尽致地揭露酷吏的专残和佞臣们的丑恶嘴脸;实事求是地从政治上和社会经济上,揭露了汉武帝“承平盛世”下所掩盖着的阶级矛盾,嘲笑他一再受骗于方士妖人。
一部《史记》,是以司马迁自己的是非观念来善善恶恶的。
班固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此其所蔽也。
”其实,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否定汉武帝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扬游侠,是肯定他们牺牲自己,救人之急。
通过颂扬他们来表达司马迁自己对于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于人民追求物质财富和反抗强暴的同情。
正是这种“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精神,才使得他这部《史记》闪灼出如此夺目的光辉。
求实。
是说这位太史公继承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实际,诚如班固所言: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
通变。
司马迁把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息的过程。
他重视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力求通过对于这种发展与变化的探讨,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并且用历史变化的观点记述历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详细地讲。
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半中国,到过很多地方进行调查,广泛阅读了皇家石室、金匮收藏的各种秘籍、档案文书,广泛采录诸子百家文化典籍,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价值的史料、都尽可能地写进了书中,从而使得《史记》在相当广阔的范围里,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他搜集材料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
1、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通计《史记》引用之书,计有103种。
其中,“六经”及其训解之书24种,诸子百家之书52种,历史地理以及汉家朝廷档案20种,文学之书7种。
103种。
其中,“六经”及其训解之书24种,诸子百家之书52种,历史地理以及汉家朝廷档案20种,文学之书7种。
2、取资金石、文物、图象和建筑物。
《秦始皇本纪》著录了“泰山石刻”、“琅琊石刻”和“之罘石刻”;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服礼器;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和直道。
等等。
3、游历访问,实际调查。
收集上古历史传说,考实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
调查战国遗闻,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人物情况,就更为详悉。
普通百姓的口碑,他也非常重视。
如适大梁之墟,访求夷门及秦之所以灭魏,“墟中人曰”云云等等。
《货殖列传》里关于全国各地物产、都市经济和民俗民风的记载,就是游历调查得来的。
4、直接接触当事人,或者转录他人的口述材料。
如《李将军列传赞》: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项羽本纪赞》:
“余闻舜目盖重瞳子,又闻之周生曰:
羽目亦重瞳子。
”。
等等。
5、采集歌谣诗赋。
包括乐府歌谣,文人诗赋,民歌童谣和俚语俗谚等等。
引用时一一标明,与征引文献同样郑重。
6、搜求秦火残存的古诸侯国史记。
《燕召公世家》所载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
”如此下距司马迁一百四五十年之事,而两称“今王”显见此乃抄录燕国史记而改写未竟的痕迹。
搜集得来的史料,司马迁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认真地综合、鉴别和筛选。
作“纪”,他从比较信而有征的黄帝写起;人物列传,也从确有事迹可考的伯夷、叔齐写起。
一时无法弄清的问题,他择善而从,或者多说并存。
一时难以断定的问题,他宁肯阙疑,也不武断地下结论。
《史记》选用材料入书,有明确的义例,这就是:
1、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
主要以六艺经传为史料。
2、择其言尤雅者,总之不离古文(籀文)者近是。
重视使用第一手材料,广泛征引古文,择其尤雅者述之,而无稽者不录。
3、纪异而说不书,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记载天异灾变,但在载人事的纪、传中并不加以发挥。
《天官书论》云:
“幽厉以往,尚矣。
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
”《大宛列传赞》云: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
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传其书者,论其轶事。
汉初自申屠嘉以后的丞相们“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以著于当世”,故不记载。
自有著作传世,比如孟子荀卿、管仲晏婴,与乎孙子吴起诸人,都只载其轶事。
5、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说之。
太史公曰:
“疑者阙焉。
”又曰:
“疑则传疑,盖其慎矣。
”是以五帝三代,只载世系而不记年。
殷、周二《本纪》载殷祖契,其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又云其父为帝喾;周祖后稷(弃),亦其母姜源履巨人之迹而生,等等,是皆疑则传疑之例。
6、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厥协,就是综合;整齐,就是鉴别筛选。
其贯通的手法,一是剪裁摘要,二是增文补史,三是训释古文,四是熔铸改写。
4种手法常常交叉运用,而又以熔铸改写为主。
史记》书中细节的描写,往往有合乎情理的想象与加工。
比如《孔子世家》对所引《论语》材料进行时间和场景的定位,以形成连贯的编年史料,显然是文学构思的运用;《太史公自序》引古人自况,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特别是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是皆遭遇不平而发愤著书。
这些,并不都是事实,但是这样一加工,就阐明了只有经受得起磨难的人,才能做出大事业。
谋篇,就是定格局。
《史记》在格局布置上的最大特色是“五体”并用,详今略古,夹叙夹议,寓议论于记叙之中。
刘知几说它“虽叙三千年史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
”12本纪,包括《秦始皇本纪》在内,写当时“七十余年以来”的,就占了7篇。
10表,夏殷周三代,只有1表;春秋战国,只作了《六国年表》和《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以下7表,都是“当代史”。
30世家和70列传,就更主要是秦汉以来的内容。
设立河渠、平准、货殖等经济专篇,是《史记》谋篇的一大创举。
司马迁重视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力求从经济生活的背后,寻找道德产生的根源乃至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
他翔实地记载了汉兴以来的国民经济概况与经济政策的演变,把经济发展与社会治乱兴衰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肯定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不可更易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的发展、流通交换的出现。
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於有而废於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这个经济和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重大命题。
这是古代中国史学观的一大进步。
《史记》人物列传的每位传主,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文章都有深意,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致战国纷争局面的纵横游说之士;《孙子穰苴列传》、《田单列传》和《白起王翦列传》代表知名将帅;而孟尝平原“四公子”列传,则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新贵族。
具体到每篇文章,那可真是千红万紫,各各不同。
写萧、曹、张良,历叙生平,首尾完具。
因为他们是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关系秦汉之际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且事迹具在,可以得而书之;写《孟轲荀卿列传》,则藉他们以叙当时之人,记述了齐国“三邹子”,记述了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众多的齐国“稷下先生”,实际上是写了一篇先秦诸子列传;《扁鹊仓公列传》,记述他们的医案,因为这两位名医没有著作流传;《管晏列传》,但载其遗文逸事,至于治国之道等等,只要已经见诸他们的著作,一概不录,这是因为管晏之书具在,毋须再行饶舌;而写伯夷、叔齐,那就几乎全是议论了。
为什么记叙之文写成了纯议论?
因为传主只有不食周粟一事可以得而记述,而且厥事体大,值得大议论而特议论一番。
历史要求实录;文学要求艺术性。
司马迁首先是史学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我们不能把《史记》当成单纯的文学作品来研读。
司马迁的伟大贡献,是冶文史于一炉,把历史和文学统一起来,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了我国古代首尾三千年间各种各类历史人物的形象。
每篇世家纪传,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都有曲折细腻的细节描写和绘声绘色的活动场面,以及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语言。
《史记》的辞彩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影响了历代文学大家的成长,影响了元明以来戏剧通俗小说的创作。
究其之所以如此成功,概括地说,一是运用选择和互见的手法,突现历史人物的个性;二是两两对照,以烘托人物;三是熔铸鲜明的爱憎感情,以感染读者;四是运用多种文学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五是有意识地塑造(注意:
塑造。
文学艺术的塑造)典型化的历史人物,以符合他自己编著史书的理想。
前四点,是他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手法;最后一点,则是司马迁有意识创造的历史与文学的统一。
这位太史公尊重历史,但他编写史书不搞自然主义,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剪裁、提练和强调,忠实地塑造出各种各类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从而更深刻地反映出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场景及其本质,发掘出这些现象背后蕴藏的深邃哲理,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史记》的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
三、文以载道,郁郁乎文哉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史记》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
《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
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之流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一、状人物。
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
为什么栩栩如生?
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
比如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
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
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在国外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为什么这样写?
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来。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
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项梁怒之。
籍曰:
‘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
学万人敌。
’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二、记事件。
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
比如记述钜鹿之战: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
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
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
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三、记言语。
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
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
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
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
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
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
‘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
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四、品图书。
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言中的地说道: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
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这种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苟同。
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锤定音的。
关于《离骚》,司马迁说: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谤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广崇。
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义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五、篇末论赞。
好些篇章后面,都有司马迁以第一人称发表的议论,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史公曰”。
这些论赞,议论宏阔,笔势纵横,旨义深微,言词精练。
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求取材义例,或明其作述之旨,或者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者隐含讥剌,要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科学理论。
从写作手法上看,这些论赞,无不都是从大处着眼,恰如其分,而又多是从小处着手,顺手拈来。
《项羽本纪》的论赞是如此,《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众多篇章的论赞,也莫不如此。
从形式上看,这些论赞整齐而又灵活。
所谓整齐,是说《史记》篇前为序,篇后作赞,并在文中夹叙夹以为史论。
考虑到十表、八书和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把大段恢宏议论放在篇首作为序论,进行贯通性的概括,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理论色彩;本纪、世家、列传三者均叙人物,故在篇末作为赞论,褒贬人物,具有鲜明感情色彩;论传提示义例,《自序》集中阐明作述之旨,是为全书总纲。
所谓灵活,是说在整齐之中又有变通。
《外戚世家》和《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为序论以明其类。
以孟、荀作为列传的标题,只是为了突出这两位儒学大师的历史地位,而其内容则是一篇先秦诸子类传。
《剌客列传》作为一篇类传,本应编在《循吏列传》之后,却被有意安排在辅秦人物中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并列,以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安排,是太史公反暴政思想的委婉展现,因为剌客就其实质来讲,都是反暴政的。
要而言之,破体为例是《史记》的一大特色。
全书五体,无不都有破例。
质的规定性需要通过格式进行反映,但必须要有变通,才能曲尽其理。
历史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只用死板的格式,是不能对之进行形象反映的。
立例又破例,充分展现了司马迁的卓越史识。
后世书生轻议冢中人,孰知冢中笑尔书生气!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蔚成了一脉相承的主流。
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效法司马迁提倡古文。
后来宋元诸大家,明七子和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都是《史记》主流中的波澜。
它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诸如此类的笔记小说等等,无不都是受了《史记》的影响。
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哲学;通古今之变,是史学;成一家之言,则主要是属于历史编纂学的范畴。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其一家之言,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科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最高的学术成就。
《史记》八书究天人之际,十表究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天和人的关系。
天人关系、古今变化,前人多曾道及,而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使它们获得历史的形式,成为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举。
“天”和“人”是先秦人们历史观念的两个基本范畴。
古代的“天”,指至上之神;“人”,指人君,而不是普通民众。
古代人们信守天命,并以此来说明天与人的关系。
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天与为国者(人君)之间的关系,就是世间治乱、家国兴亡与“天”的关系。
那时,人们认为“天”是至高无上之神,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
在这个看不见而又摸不着的“天”面前,诚惶诚恐。
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开篇就说“臣观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这位今文经学大师,最重要的命题是倡言“天人感应”。
司马迁一反乃师家法,倾向于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己,而不是天神。
他怀疑“天”有意志,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进行了区别,在肯定阴阳五行学说对于自然规律描述的同时,明白指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批判了这种“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学说。
对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求仙,更是无情揭露和讽刺揶揄。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乃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天”,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司马迁说: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楚亡汉兴不是天意,人心向背,才是事业成败的根本原因;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说项羽的失败,不能归结于“天亡我”;伯夷叔齐有善行而不得善终,司马迁说:
“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如果说他只是批评项羽荒谬,那么,这就是直端端地批评“天道福善祸淫”的传统观念了。
当然,司马迁并没有最终否定天命,《天官书》中,他就也人云亦云地记述了“长庚,如一匹布著天。
此星见,兵起。
”;“亢为疏庙,主疾……氐为天根,主疫”;“狼角变色,多盗贼”;南极“老人见,治安。
不见,兵起”,以及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之言。
在《高祖本纪赞》里,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并以此证明汉得“天统”;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赞叹汉得天下是“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又说“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毋容讳言,这位太史公,只是怀疑“天命”而已。
当然,他讲的“天命”已经主要是指历史变化的事势,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迥不相同的。
董仲舒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变,道亦不变。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命题,与董先生也针锋相对。
他认为万事万物莫不在变。
只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和本原。
为了认识历史之变,他提出了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论,以“通古今之变”。
变是历史的本质。
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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