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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四探物理学与人文精神的养成陈文刚
四探物理学与人文精神的养成
无法逃避的事实是,历史总在深刻地影响当下的社会,以及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它还将如何引领我们?
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方向。
一、对人文历史的反思
人文精神(humanism),一方面,这个概念不是自从有了人类就出现的,它是漫长历史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若没有人文精神,人类与寻常动物也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一说到历史,我身边的许多人便会表现得“五味杂陈”。
谈历史,入门的文化门槛不需要很高,几乎所有人都会知道一点,也都能发一番议论。
我观察,中国人尤其不喜欢正史(也许是对我们学校的“正统”教育的逆反),他们更喜欢野史、秘史,更爱“八卦”和阴谋论。
因此,严肃的历史学者要普及正确的历史观,会有曲高和寡的感觉;非历史专业的其他学者,看到这样的“浑水”,或许就萌生了不屑一谈的念头。
我不是学历史专业的,小时候也就是喜欢看历史故事、演义的那种程度,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其它更多的阅读选择。
看完了,还喜欢寻一些“人偶”、“道具”,自己做导演,将里面的情节再“表演”一次,甚至来个改编。
15岁那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出版了一个杂志(《历史大观园》)。
我是从第二期才发现它的,从此就一本不漏,陪伴我一直到大学毕业,差不多有十年时间。
也就在毕业的这一年,杂志也停刊了。
幸亏有它的陪伴,幸亏有它新鲜、尖锐的争鸣的伴随,大学的四年才不至于一无所获。
这个杂志的内容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那是十年的潜移默化。
在不知不觉间,它就升华了——我作了一个梦,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梦,那是我大学阶段作的、影响深远的两个梦之一:
我当了袁世凯的干儿子。
从清末开始,到上世纪50年代,这个梦的时间跨度有半个世纪,各种人物、景观、服饰、用品、言谈、举止等很逼真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我都“见证”了。
当然,也会有“超现实”的情节。
而且,这个梦我居然还重复作了几遍,但由于太长,我总无法将太多细节回忆起来。
我确定的是,这个梦,给我勾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袁世凯,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担当的袁世凯。
我很惊讶,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接触过这样正面描述袁世凯的书刊。
我必须反思了:
那个时代,袁世凯是一呼百应的人物,有无数的追随者,如果真如我们历史书上说的那么不堪,难道这些人都是“机会主义分子”、“投机家”?
难道他们就不怕遗臭万年?
同样地,慈禧呢?
近代里最有争议的也许就算她了(我不很确定我在那个梦里是否见过她,但说到袁世凯必然会联系到慈禧)。
慈禧之前有过那么多的皇帝、重臣,可都是一帮男子汉哦,却把国家弄成那样一个烂摊子、弄出个“千年未有之变局”。
男人们都没辙了,把慈禧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女人推到了前台,这不是一个“阴谋”吗?
弄不好,千秋万代骂她个“红颜祸水”;即便弄好了,也可以骂她“奸人妒妇”……
然而,反思后,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慈禧基本上已经做到最好了,她的见识已经超过绝大多数“有文化的人”了,你还能勉强她一下子就扭转乾坤吗?
其一,洋务运动。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的试验,中国实质性地开展了近代工业化的探索,被长期压抑的生产能力被释放出来。
政府财政收入从很长时期以来稳定的4000万两左右,在十多年间跃升至8000万两。
没有当权的慈禧这个“坚强后盾”,靠原来那帮皇族、官僚能推进变革吗?
其二,太平天国。
慈禧当政以前,咸丰皇帝在位,跟“长毛”打了差不多11年,未分得胜负,半壁江山乱成一锅粥。
前线的曾国藩是最清楚原因的:
汉人统帅的处境十分尴尬,打输了,要受中央责罚;打赢了,招皇上忌恨,如何放得开手脚?
慈禧一上台(1861年),给了曾国藩充分信任:
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
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自清朝开国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大权交给了汉人,慈禧出手也太厉害了!
到同治四年(1865年),全国10名总督中有9人是汉人,15省的巡抚则清一色是汉人。
不到3年,曾国藩他们就攻破了金陵,结束了一场被马克思认为“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的人类浩劫。
据英国历史学家丹·斯诺研究,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中,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从下表看来,这个数据有点保守);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大约是1700万……
时间
公元
人口(万)
清宣宗道光十四年
1834年
40,100.8574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41,944.1360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
1887年
37,763.6000
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42,644.7325
对太平天国的反思,不能只看“被压迫者的反抗”、“反帝反封建”、“农民阶级探索国家出路”的那一面,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漠视了太平天国极其愚昧、反动,极其反人性、反人类的一面——将一面丑陋的邪教旗帜当作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别国人民会怎么看我们呢?
显然,这种思考,开启了我的批判思维,也奠定了我日后的研究方向。
十年后,当我真正研究《物理学》的时候,我就既能扎进去厘清一些较深层次的学科问题;同时,又能跃出来,在学科边缘、在不同学科的交界处寻找智慧碰撞的火花。
二、反思几个问题
在谈到历史和现实问题时,下文将会尝试从“熵”和“不确定性”的角度分析社会行为和人的思维。
熵,指的是体系的混乱的程度。
本文将用这个概念表示社会物质丰富、技术进步、思想多元的混乱状况。
不确定性原理,又称“测不准原理”、“不确定关系”,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本文将用这个概念表示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思维的差异。
1.科学与宗教=“进步”与“保守”=好与坏?
近两百年以前,像林则徐那帮满腹经纶的满清大臣,看不惯英国使团对中国朝廷礼仪的抵制,嘲笑英国人的膝盖“屈伸不便”的言论,我们今天回顾的时候会觉得可笑。
但是,到了今天,外国人已经不难亲见了,我们仍然会看不惯他们的一些行为,斥为“个人主义”。
这样的偏见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稍为学术一点的研究,这就难怪我们的论者那种先入为主的简单思考:
“科学与宗教=‘进步’与‘保守’=好与坏”。
从社会行为角度,我认为,“进步与保守”是社会运动的“动与静”的角力的表现,不存在好与坏的分别。
回顾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人暴露出一种粗放的、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并且常常会像堂·吉诃德般轻率地付诸行动,这种行动进一步可升级为“运动”,最终升格为暴力革命:
动脑不成,就动口、动手,砸烂一切!
鸦片战争以降,我们还经历得少吗?
但每次都会让这个苦难的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又长了多少记性?
我们思想里那种愚昧和狂热的农民意识何时能够根除?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痛苦地、被动地“动”着,但反思却远远不够。
考察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国逐渐建立了一种“静”文明(农业文明),也适应了这种“静”文明,并顽强地对抗着“动”文明。
一旦失败,我们至今还很狼狈、很迷惘……
这种文化冲突的痕迹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时候甚至会熟视无睹。
例如,那个《狼来了》的故事,说的就是农业文明(静)和游牧文明(动)的冲突——在讲究“落地生根”、“勤劳诚恳”的农业文明的眼中,“漂泊不定”、“机敏善变”的游牧文明是异类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人和航海者也同样充满偏见。
历史上,这两类人在中国的地位是低下的、朝不保夕的。
即使是传说中最强盛的唐朝,商人经商也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
这时期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分开。
商人必须接受政府管理,白天定时开市、闭市。
商人的境况在宋代最自由,其制造的繁荣程度,从南宋的女人可以种地、卖艺、做买卖、开商店的现象可见一斑。
以致南宋袁采在《世范》中有“男女本应平等对待”的论述。
(不过,宋朝的皇帝有时也会为博取好名声,突然下令租房者可以免交房租,经营者只好喝几天西北风了——就算是现在,《物权法》对于中国人也是新鲜事物。
)
宋代以后更是倒退了,到清代,遇上天灾人祸,政府向商人乱摊派、武力勒索,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也是常有的事。
因此,致富以后的中国古代商人的愿望,是让他们的后代回去做地主、进仕途,摆脱“商贾贱类”的帽子。
这就很不利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并继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中国古代的航海者会更悲惨,像“疍家人”就被划为贱民;更有朝廷的“海禁”政策,下海者要在刀刃上行走。
这直接造成了中国错过了“全球化”的浪潮。
相反,在古代欧洲,甚至在古代阿拉伯地区,商人和航海者(还有海盗)的关系往往是十分密切的,积累财富也不被认为是罪恶,他们的商人和航海者的足迹可以遍布全球。
其实,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主、农民对“投机”商人也是痛恨的,但欧洲是在宗教文化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无论谁的行为都要受到条约的制约。
从这个角度说,将西方宗教视为“保守”和“坏的”的观点是多么大的偏见,它甚至可以视作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
你只要看看他们的领导人在就职时、他们的国民在法庭上作证时,经常会有面对《圣经》宣誓这个环节,就知道宗教的作用了。
而古代中国主要靠的是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也就是人治,就算是皇帝也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大族长”的角色而已。
和中国的其它地方相比,我生活的广州有一点特别,广州古代就已经叫做“羊城”和“穗城”了——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在这里是相互包容的。
同时,这里远离统治中心,又是传统通商口岸,离海洋也很近。
在中国,这是一种少有的、较为自由的、不同文明容易交融碰撞的地方。
我的成长应该也从中得益过。
意大利的比萨城,伽利略出生的城市,也是这样的一座城市。
在地理上,它曾是个海滨城市;历史上,比萨曾是威镇八方的海上共和国,是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在伽利略生活的年代,这里与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活跃的经济中心同属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群,而意大利又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难怪伽利略对世界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对于科学与宗教,伽利略的评价相当到位:
“《圣经》告诉你如何到达天堂,《科学》告诉你天堂是什么样的。
”只是许多中国人听不懂。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发表的《全球宗教景观》,分析了2011年的调查数据(涵盖世界230个国家和地区、2500份调查报告):
在全球69亿人口中,有84%的人(58亿人)有宗教信仰,其中,基督徒占32%、穆斯林占23%、印度教徒占15%、佛教徒占7%;至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另外11亿人中,有62%的人住在中国。
我引用这些数字,不是在劝人信教,而是希望我们不要关闭了解世界的大门。
否则,中国人就至少是在和84%的人隔阂了,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闭关锁国”。
同样地,人家会怎么看待我们呢?
尼采说过:
“宗教上最深的误解——认为坏人没有宗教。
”这种印象,会不会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总是寸步难行呢?
2.三百年问题
读历史,我还喜欢收集数据,我留意以下这些数据已经很久了。
中国历史进入中世纪后,经过较长时期战争动荡、能稳定下来的几个主要的统一朝代,其大约持续时间:
西汉(210年)、东汉(195年)、唐(290年)、北宋(167年)、南宋(153年)、明(294年)、清(268年),其存在的时间基本上就是突破不了三百年的宿命,这些朝代走的大致是一样的轨迹:
乱→治→盛→衰→乱→亡。
我推断这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人口、文化(制度文化?
)等有关。
从这些朝代接近顶峰时期做的人口统计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作一些估计。
时间
公元
人口(万)
汉平帝元始二年
2年
5959.4978
汉桓帝永寿二年
156年
5647.6856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
755年
5291.9309
北宋徽宗宣和四年
1122年
4673.4784
南宋嘉定十六年
1223年
7681.0000
明神宗万历六年
1578年
6069.2856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
1790年
30148.7115
从表格当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清代以前,近两千年里,主要依赖农业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增长缓慢,能够养活的最理想人口数量大约是1亿。
古代中国政府历来抽取丁税,即人头税,因为这种税收方式效率高。
“丁”指男丁,壮年男性劳动力。
因此,其人口统计的重点是“丁”,而非全部人口,这些数据应该偏少了。
据估计,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口实际上已经超过1亿。
我在长期思考后认为,人头税实际上起到了将中国人口稳定在理想水平线的作用,也就是一定制度文明可控的熵值,这是我们的制度文化中一直没有明确论述的宏观观点。
(由于这种制度文化最大限度只能管理这种水平的熵值,它会非理性地对待熵增,宁愿让整个社会到了这个水平就停止发展。
由此,它就带有了反动性。
)
因为土地产出是有限的,超过这个人口线,人渴求生存的最基本欲望就会蠢蠢欲动,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熵值)就会悄然增加,动乱也就在酝酿当中了。
然而,即使有了像人头税这样的制度护航,从历史事实来看,也不能保证这些皇朝的长治久安。
除了外因(如:
外来侵略),更有内因:
贪婪造成的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差距扩大。
人的天性是贪婪的,这已经是写在基因里的底层的东西,不是千万遍地诵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可以改变的。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后来被“独尊”和神化的儒家“仁、义”观点,曾被墨家等诘难为功利主义、实质是一种利己主义,只是这些有益的观点早已被历代的“主流思想”有意尘封。
相反,基督教以“原罪”观点,使人能坦然直面人性的“丑恶”本质。
同时,创造了耶稣的“神为人赎罪”的榜样,以超道德的行动托举利他的化育力量。
这样一种道德标准构建的积极性,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
反观中国,长期扭曲、压抑谈论利己主义,宣称“性本善”。
甚至极端地发展出,诸如“斗私批修”的荒诞行经,为私欲横流的爆发积累着负能量,同样地影响深远。
一旦这种能量爆发出来,以农民为主体所暴露的残酷破坏性是十分惊人的。
将下表和上表的数据作一些比较,可以大致推算汉朝灭亡、安史之乱,以及南宋、明、清初期经历战乱后人口的损失,那都是上千万人,甚至是90%以上人口的灭绝,那种惨烈程度可以想见。
时间
公元
人口(万)
[蜀汉后主炎兴元年]
263年
94.0000
[魏主奂咸熙二年]
265年
537.0000
[吴主皓天纪四年]
280年
200.0000
唐代宗广德二年
764年
1690.0000
宋真宗景德三年
1006年
1628.0254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
1381年
5987.3305
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
1943.2753
(要注意的是:
官方统计数字存在水分,有些只是局部统计,当时的豪强隐瞒人口也是常有的,这也是我们制度文化的一部分。
)
只有经过这样的大规模杀戮(减少熵值),才可以腾出巨大的土地资源进行再分配。
相当于一个运行多时的硬盘,数据结构已经十分混乱、陷于崩溃,唯一的办法就是格式化、重装系统!
今天,我们有了计算机,要研究这种社会运动就不光是查典籍了。
我就见过用计算机模拟“眼的进化”,从而证实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自然之数——数学想象的虚幻实境》伊恩·斯图尔特);还有,用计算机模拟“人的直立行走的进化过程”(《BBC神秘的混沌理论》)。
同样地,要模拟历史的演化过程,只需要合理地“建模”和“赋值”,然后等待运算结果。
实际上,我发现已经有这样的模拟了——《文明》,一个游戏,但它不仅是一个游戏,它告诉我们,如果游戏一开始就选择“农耕文明”,最终就不会出现蒸汽机!
我觉得这种游戏设计思路很了不起,它围绕的是Explore(探索)、Expand(扩张)、Exploit(开发)、Exterminate(战争),有挑战智慧的“无限的不确定性”。
中国现在流行的游戏就逊色多了,就是不断的打、跑、拿分、运气、升级,还是种田老农的思维。
面对“每个朝代都必然要灭亡”的问题,各个朝代也不是无所作为的,都在反思前朝的教训,修改相关的政策,清代的动作尤其“极端”。
康熙在位时,总结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原因,认为症结在赋税太重。
1712年,宣布此年(康熙50年)以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取消了再生人口的人头税。
其后,雍正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丁税,地丁合一。
这些政策导致人口激增,乾隆末年超过3亿,到清末更突破4亿。
不过,土地是有限的,如何养活超过理想线的人呢?
方法可以是:
1.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2.合理储运和分配粮食;3.提高耕地单位产量;4.与海外贸易互通有无。
第1点的潜力有限,很快就挖掘完了;2、3点要发挥明显作用,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第4点与“海禁”国策相抵触。
因此,后三点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想不到,或不愿采纳的,因为祖宗的教诲不可违逆——这是会令原来的生产关系结构解体、民智开启,是可以颠覆政权的!
乾隆采取的是这样的策略,1737年,中央政府制定了三项表彰农民的政策:
一是拟定十条标准评选“上农”(优秀农民),只要符合其中八条,即可评为“上农”;政府再从“上农”中挑选“老成谨厚之人”,专门担任农业教导,指导各县的农业生产;
二是每年播种时节,地方政府要积极帮助“或有籽粒缺乏、工本艰难”的贫困之家解决困难,从官府粮库里借出种子给农民,以免误了农时;
三是每年秋季丰收后,各个州县必须查找属地中耕作勤劳、经验丰富、种粮产量高的农民作为“典型”向上级汇报。
然后,在全国通报奖励,奖品有美酒、金钱,并敲锣打鼓地抬着这些“农业生产先进个人”巡游街市,场面风光荣耀。
这些措施,在清朝被长期执行。
其实,这只是“做跟没做没有多大区别的措施”,只是在拖延定时炸弹的爆炸。
(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有很多改革措施都有着高度相似的特征,在岸上吆喝的多,少有敢摸石头、敢过河的。
)
在这种拖延中,本来就已经是低能量饮食的中国人,人均获得的食物能量更低了。
其时,中国有号称世界三分之一的可观产值,但人口却把我们拖向国弱民贫的境地,人民的智力更是昏聩。
(国外就有开展“智商与食物热量的关系”的研究的,如纪录片《BBC地平线烹饪造就人类吗?
》。
我常以为,东方人有许多种“道”,茶道、花道、香道、剑道、柔道……这是低能量饮食的民族的修炼方式,以便学会将有限的能量用在关键的节点上。
)
为了挽救这种全民性的衰颓,清朝的皇帝没有一个不是呕心沥血的,乾隆的孙子道光带头拼命地节约,克制贪婪,甚至穿过打补丁的裤子——近代以来,道光是第一人。
这些拖延策略,造成的先是一次又一次的小风暴,最后还是酿成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大祸——太平天国运动。
清朝前期,广西人口迅速增加,而耕地面积则所增无几,以致人均耕地面积由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40.88亩下降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1.62亩。
客家人又大量迁入广西东南地区,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矛盾。
为了生存,他们向地主租佃。
于是客土农民间往往发生抢耕现象,地主则乘机加重对佃农的剥削,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土客械斗。
这为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提供了有利契机,《桂平县志》说,洪秀全发动起义时,最初不过300人,不久,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男妇老弱三千余”加入起义队伍,“其势始盛”……
列宁好像说过:
人类社会是螺旋式上升的,但中国历史上是只螺旋不上升——像打太极拳哦!
只因为中国人一直将自己禁锢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中国的历史就好比《物理学》否定的“永动机”,可以不断运转下去,可怕地运转下去……直到有一天,英国人打进来了。
正如金一南教授总结的:
许多学者都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
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我们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
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
可满清不一样。
满清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是想励精图治,没有一个皇帝不想保住大清的江山;而满清的大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没有一个不是从维护朝廷的利益出发。
没有里通外国,或者跟敌人串通一气。
……这就是我们近代以来极大的矛盾。
中华民族陷入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之中:
不是统治者毫无顾忌地出卖民族利益,而是他们在维护这些利益面前万般无奈。
他们没有办法!
……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
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所以,我常想,鸦片战争、英国人,是罪、是功呢?
是功,他们解放了封闭的中国。
很多人会不接受我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研究的一大问题是,将大部分的责任推给了侵略者,对本民族的缺失缺乏反思,尤其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反思、感悟。
是罪,解放了的中国会否威胁地球?
只要中国人还抱着几千年的旧思维与世界接触,我们的利己思想就会给世界带来不安宁。
曼德拉的去世受到举世哀悼,凸显了中国的尴尬:
曼德拉,一个不算大国的领袖能够提出和践行“真相、和解”等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中国呢?
例如,我们至今对掠夺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向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是蛮夷之辈。
那么,我们反省过埋在他们心中的仇恨吗?
他们不会把我们现在的国际交往看作是新的掠夺吗?
如今,为了给自己的所谓民族复兴竖立文化旗帜,我们只能拣起曾经的中国国学,但中国国学里反人类、反人性的一面,我们敢直面吗?
我们敢掀遮羞布吗?
就拿我们对待抗日战争的观点,向来是诉苦式、怨妇式的口吻,别人听多了会厌烦。
自己人听多了也觉得压抑、没劲,最后,大众都倾心于拍一堆“抗战剧”,给自己的历史“整容”、“洗脑”——“求真”太伤脑筋了!
迟早,我们的后代会把抗日战争当成嘉年华会的,他们将忘掉那场苦难、那种屈辱。
别忘了,当年的日本兵是可以放下武器、昂首挺胸地回国的,为什么?
他们不觉得自己败给中国人了——中国人没能占他们一寸国土,他们反倒是还占着中国的大片河山。
他们会觉得我们拍的那些闹剧是在羞辱我们自己的先辈……不知耻的民族其实是真正的懦夫!
综观数千年历史,各国制度文明的演化和竞争,西方文明在今日已经明显占据上风。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说:
希腊悲剧的诞生要早于羊人剧(笑剧)和喜剧。
——只有悲剧能唤起人的思考,别忘记我们的国歌是怎么唱的!
3.评加拿大“十大族裔语言”
前段时间,了解到这样的数据,是由加拿大联邦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人口普查在语言方面的数据:
华语在加拿大语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普通话、广东话及其他中国方言都被单独列入加拿大十大族裔语言,总人数超过111万。
其中使用普通话的人口过去五年增加超过51%。
而温哥华附近的列治文市以华语为母语的人口,更占总人口的40.9%,首次超越以英语为母语的36.5%。
在多伦多最多人说的外语则是广东话。
这次人口调查在华语系选项设置上,有8个语种选项,这种设置在过去二十年中在不断增加和不断细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人口普查表的设计只有“华语”(Chinese)一个选项;
2001年,普查表首次将华语分成四个语种分项,包括普通话(Man-darin)、广东话(Cantonese)、客家话(Hakka)及“华语(未特别说明)”(Chinesenototherwisespecified,n.o.s.);
到了2006年的人口普查时,除保留2001年的四个语种分项外,还增加了台语(Taiwanese)、潮州语(Chaochow)、福建话(Fukien)及上海话(Shanghainese)四个语种。
有媒体评论:
加拿大人口普查有关华语语种的分项,显示了当地华人社区正呈现多元发展及不断壮大的态势,同时,也反映政府及相关机构希望更有针对性地掌握华人社区不同群体分类数据的要求。
政府掌握这些数据,是为了改善社区服务;政党了解这些数据,是为了争取不同群体的选票;而商家知悉这些数据,是为了发展新兴的消费群体。
这些数据和评论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让我想起了:
《黄祸论》。
黄祸(YellowP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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