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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台稳增长措施地方财政研究网
2014年第15期(总第247期)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辽宁省财政学会2014年10月15日
本期主题:
稳增长
[按]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逼近增长底线,金融风险、系统风险攀升,以至2014年4月份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4月2日至6月11日的短短两个月里,主持召开了9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稳增长方案。
新一轮稳增长与以往保增长、促增长政策不同,此轮稳增长措施强调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从供给和需求端同时发力并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稳定。
随着稳增长措施的实施,二季度经济企稳回暖,而2014年7、8月份经济数据的回落表明了刺激效果耗散的速度在加快,这说明仅靠短期刺激不能解决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未来必须依靠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未来,稳增长的道路举步维艰,在稳增长上怎样确保政府部门能明智地做到合理、有度、有效以实现释放市场活力,怎样防范微刺激变成强刺激,怎样实现推进改革保长期增长又不触动金融风险爆发的引信,这不仅是对决策者决心的考验,更是对改革者智慧和信心的挑战。
稳增长的内涵及特点
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经济增速直逼7%底线使得稳增长、保就业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
与保增长、促增长强调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发展思路不同,稳增长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发展思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为隐形,是一种市场主导、政府维持稳定的正常轨道。
此轮稳增长措施强调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从供给和需求端同时发力并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稳定(见图1)。
供给端
需求端
短期
决策点:
经济增速逼近底线时,政府将出手托底经济,以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定水平上。
手段:
微刺激
长期
决策点:
通过构建中长期增长机制,例如简政放权、减税、垄断行业改革等,以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可持续。
手段:
深化改革
图1稳增长内涵的矩阵图
具体来看当期稳增长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稳”字更有弹性。
与过去盯住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数值目标有所不同,当期稳增长更重视用合理区间来观察宏观运行情况。
比如,2014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
这个目标给出了一个上下浮动的空间。
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主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合理区间。
“区间目标”为政策选择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对处于增速换挡期的经济十分重要。
其次,稳增长措施兼顾经济的短期稳定运行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本轮稳增长措施奉行的既非凯恩斯学派的单纯强调通过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非供给学派强调的单纯调节供给,释放市场活力,更不是货币主义学派强调政府退出干预,让市场实现自我调节,而是一种混合体,政策措施兼有各个学派的特点,寓长期改革于短期刺激当中,刺激与改革相互促进,兼顾短期稳定运行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如短期刺激中加强了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污染防治等民生和发展工程建设,扩大的都是长期制约平衡发展的“瓶颈”,有力支持了新型城镇化和公共产品供给。
可见,加快相关投资进度,通过结构性政策安排加强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也绝不仅仅为短期拉动经济增长,更是调结构、转方式的载体和抓手,这些投资本身也是简政放权和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再次,稳增长措施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精准发力,促进内生增长。
与以往调控政策关注需求端不同,此次稳增长措施强调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精准发力,一方面,通过加快相关投资力度和资金拨付,短期形成“稳增长”的强大拉力;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简政放权、扩大中小微企业减税等扶持力度和定向支持,增强企业和经济内生动能,培育后劲。
在供给端,微刺激政策着重调整,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条件,促进内生经济增长。
比如通过降低税率、扩大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等放松间接供给约束,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通过简政放权,放松供给约束;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补短板,调节供给结构等。
在需求端,强调适度扩大投资,促进内生经济增长。
本轮刺激政策虽仍以投资为主,但投资方向倾向于惠民生、补短板,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在投资主体上,积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实现向基于质量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有效改善民生的“内生性投资”转变。
最后,宏观调控强调微刺激和深化改革。
一方面,与“新常态”和“区间管理”调控模式相对应,政府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强度与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以前的“四万亿”和总量宽松等效果明显但副作用也大的强刺激政策转向了相对温和一些的“微刺激”政策。
“微刺激”政策与以往刺激政策相比在目标、着力点和力度上存在明显不同。
目标上,从单纯维系经济增长转向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多元目标。
着力点上,从注重短期调整转向既利于当前又利于长远的政策。
在力度上,调控不搞大水漫灌,讲究定向、精准发力,朝着小微企业、公共产品等短板定向施策。
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和市场的结合,更注重调动社会的积极性来稳定经济增长。
此次稳增长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以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释放市场活力;通过减税,放松间接供给约束,降低企业负担,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通过垄断行业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稳增长需面对哪些风险?
我国经济已进入减速期,未来几年里,保持7%—8%的速度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减速过程中,稳增长要在保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甄别当前稳增长需要面对哪些风险,是确定怎样稳增长的前提,也是确定相对合理增长区间的关键。
一、当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风险
1.房地产“拐点”可能引发风险。
2014年以来中国房价波动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近期中国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房价数据也显示房价尽管尚未出现全面下跌,但上涨幅度趋缓、下跌城市增多已是不争事实。
房地产市场关联着60%的实体经济产业、60%左右的银行资产负债和中国民众60%的财产保有形式,房地产价格调整引发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
在实体经济方面,金属、建材、工程机械等重工业都将会受到较大冲击。
在金融层面,虽然由于购房者负债率较低、房地产下滑对住房贷款的影响可能有限,但开发商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作为抵押品的房产和土地贬值将给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体系带来极大冲击。
2.区域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2014年我国到期需偿还的地方政府负有偿债责任债务占债务余额的21.89%,是偿债压力最重的一年。
存在债务负担过重、产业结构单一、支柱产业明显产能过剩、融资能力较弱的部分地区面临的偿债风险将会更高。
地方政府举债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土地偿债,加上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作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偿债能力有限,可以说地方政府“财根”、“地根”、“银根”紧密相连,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经济增速下滑,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地方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地方债如果局部暴发,则各种风险将交叉感染,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严重影响我国金融体系和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
3.产能过剩加大经济风险。
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小于75%即为严重过剩。
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近年来主要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基本在70%到75%之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4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为78.3%,有的行业甚至低于70%,已经属于绝对过剩了。
产能过剩行业多为高负债行业,它们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运行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社会的投资效率因此降低,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可能发生的资金链断裂和债务违约也会给金融系统带来压力。
产能过剩行业终将被淘汰,随着去产能步伐的加快,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将逐渐暴露。
4.影子银行中的金融风险。
所谓影子银行,其实只是银行的影子,因为无论资金的供给还是投向,银行都占有较大份额。
很多出现问题的信托项目由银行买单,主要原因就是投融资双方实际上都是银行的客户,只不过是银行以信托公司为通道,引导存款客户把钱投给银行的信贷客户,顺便将资产由表内转移到表外,影子银行所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就成了监管盲区。
影子银行既隐藏着资金链条不断加长的金融风险,还隐藏着银行对表外资产没有严格把关的道德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超过了GDP的40%。
影子银行运作不规范、缺乏透明度给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5.流动性总量过多和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并存。
流动性过剩已经在持续高速增长的M2及其与GDP增速的对比上有所体现,而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既存在时间错配,也存在资金配置主体扭曲的问题。
2013年以来,监管机构已经加大了对金融机构资金期限错配问题的监管,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大量资金仍然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不仅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更难以对实体经济的复苏提供支持。
二、稳增长面临的两难选择
在2014年经济蕴含着以上风险的背景下,面对经济下滑,宏观调控正遭遇最棘手的一道难题,如果政府马上启动大规模刺激计划来挽救疲软的经济,必然会再次推动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对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资产泡沫和财政金融风险可谓火上浇油;可是,经济增速过低,尤其是短期增速过快下滑,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偿债压力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失业率明显上升,则可能触发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但遭遇类似困局对中国政府而言并非首次。
类似的宏观经济态势也曾出现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甚至更早。
这一次,真正的难题不是出现这一两难,而是不太容易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因为当下的局面与20世纪九十年代末已不同。
20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硬着陆得以避免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前一轮因经济繁荣而快速累积的债务和金融风险,总是可以容易地被新一轮投资扩张的机会吸收掉。
这算是幸运,更幸运的是,新一轮的投资机会总是随后就出现了。
当20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面临摆脱紧缩的困局时,世贸组织为中国出口打开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届时国内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巨大红利和空间还没有真正释放。
在这种情况下,闲置的资本和岌岌可危的债务链条,很快就被新一轮投资机会的到来挽救了。
2014年情形不及20世纪九十年代末。
如今欧美的出口市场转入了新常态,国内房地产市场因过度投资已出现供给过剩,而制造业领域的资本闲置已成普遍现象。
短期内,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新一轮投资机会很快的到来。
因此,短期内谨慎维持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就是最优选择。
稳增长的已有举措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系统风险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现稳增长的路径已经明晰,即短期内,当经济增速逼近底线时,要通过刺激政策拉动经济,以避免金融风险、系统风险的集中爆发;长期内,要通过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发展中释放风险。
2014年上半年,随着经济增速逼近底线,中央和地方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刺激政策以拉动经济,本轮刺激政策与以往不同,更强调预调、微调,激发市场活力。
一、中央稳增长的主要政策
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不断逼近增长底线,金融风险、系统风险不断攀升,以至4月份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于4月2日、4月16日、4月23日、4月30日、5月14日、5月21日、5月30日和6月4日主持召开了8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见表1)。
梳理会议内容可以清晰看出:
1.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增长,保就业。
相比虚幻的GDP增速,就业显然更贴近民生一些,更需要保住下限。
除了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设定GDP的增速目标,大多数国家都更关注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这才关系到稳定。
尤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将转化为城镇人口,失业问题将可能成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突出问题,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只要能保证充分的就业,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都属于合理区间。
因此,在本轮的稳增长政策组合中,较多地侧重促进就业和扶持小微企业,以保证就业水平,提高社会稳定性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程度,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结构调整提供保障。
2.投资仍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于经济自主增长乏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刺激依赖症”,短期来看,促投资仍然是稳定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前提是不能加剧已经过剩的产能。
本轮稳增长所进行的投资并非以往大规模、粗放型投资,更强调对规模进行合理控制,在投资方向和投资主体上都有根本性的变化。
如投资方向上选择棚户区改造、加强中西部铁路建设,这两项投资不仅能惠民生还能有力拉动投资、促进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消化一部分产能过剩,能够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投资主体上,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建设中,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3.稳增长的同时兼顾调结构。
经济结构失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的主要因素。
此次稳增长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区域结构等多个方面进行调节。
在需求结构上,同时调整外需和内需,重点增加内需,内需方面通过京津冀都市圈、长江经济带的建立而得以扩大,外需方面通过稳外贸、建立新丝绸之路等方式稳定出口并释放部分过剩产能;供给方面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方式调节经济供给结构;区域结构方面通过增加中西部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
4.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
本轮稳增长政策还着力于从国内外两方面构建开放型的市场体系,打造经济新支撑带。
对外加快同周边国家的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拓展市场,实现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实现优化配置,有利于消化国内部分产能、激活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对内打造“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新的区域协同发展经济带,打破区域壁垒,通过改革让地区间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最终形成强大的经济发展新动力。
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表12014年前三季度主要稳增长政策
政策类型
出台部门
内容
稳投资
国务院、发改委
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
国务院
进一步发挥开放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
国务院、铁路总公司
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设立铁路发展基金,加快铁路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
国务院、财政部
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
国务院、发改委
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打造长江经济带,推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规划
稳外贸
国务院
采取措施促进出口平稳增长,优化外贸结构
国务院
提出稳定外贸的十六条措施
财政部
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有效支持外贸稳定增长
海关总署
出台支持外贸稳定增长20条措施
央行
加大金融对外贸的支持力度
金融
央行
降低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国务院
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央行
再次定向将准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
央行
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定向将准,资金用于支持三农与小微企业
财税
财政部
营改增范围扩大
财政部
扩大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
财政部
加快财政支出
财政部、国税总局
部分行业下调增值税率
国务院
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底,月销售额2-3万元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也纳入暂免征税范围。
国务院
完善现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减轻税负,加快企业设备更新、科技研发创新,扩大制造业投资,促进大众创业。
改革
国务院
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6年基本完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国务院
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
国务院
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务院
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国务院
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部署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和薄弱环节发展。
国务院
印发《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二、地方稳增长的主要政策
2014年6月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后,各地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凝聚各方共识,针对当地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纷纷出台稳增长措施,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见表2)。
表22014年部分地方的主要稳增长措施
地区
政策内容
黑龙江
出台了《黑龙江省促进经济稳增长的若干措施》,主要集中在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确保农业稳定增长,通过引入要素、激活存量、科技成果转化、依托资源形成新的工业增量,推动第三产业持续发展,提升对外经贸合作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破解国务院政策措施落实过程中“最后一公里”难题。
辽宁
印发《关于促进当前经济稳增长十五条措施的通知》,围绕增加有效投资、扶持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鼓励扩大外贸出口等4个方面,制定了15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河北
印发《关于促进全省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通知》,围绕全力抓好投资和项目建设、力促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扩大出口规模、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等5个方面,制定了24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促进全省经济企稳回升。
四川
出台《促进当前经济稳增长十六条措施》,涵盖投资促进、鼓励消费、推动出口、要素保障、环境优化、财政支持、企业减负等方面。
此外,印发《关于稳定经济增长的十条财税政策措施的通知》,涉及暂停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促进优势产业健康发展,促进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
贵州
出台《关于促投资稳增长的六条措施》,确保实现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主要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加快重大铁路、能源项目建设;强化协调服务,大力推进项目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支出;创新融资方式,加快融资平台资源整合;强化督促检查,抓好任务落实等。
山东
提出5项措施加快财政预算支出进度,发挥财政资金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中的积极作用,包括加快重点项目支付进度,减少资金滞留;提高预算支出执行效率;盘活用好结余结转资金;加大对基层的资金调度;加强工作督导检查,健全完善支出进度通报制度。
山西
出台《2014年稳增长保运行实施方案》,确定了12项任务,通过加快发展非煤产业、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等,力争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1%的目标。
云南
出台《关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决定采取减轻企业负担、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16项措施。
三、评论
2014年4-6月的稳增长政策以刺激为主,改革为辅,微刺激政策的效果也在二季度有所显现,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了小幅反弹,但由于短期内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实体经济融资状况未明显改善等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因此,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未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增长还要靠改革。
危机下的增长刺激:
国际经验和教训
在危机背景下怎样调整宏观经济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合理、稳定的增长,许多国家已经在多方面进行了较为有益的尝试。
近年来在危机应对和周期性调整中国外采用过诸如改革金融体系、实行扩张性财政、保障农业增长、实行结构性减税、改革公积金制度、刺激中小企业增长等措施,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应对此轮经济调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金融体系:
改革现有体系还是解决流动性
经济调整时期最明显的表现是银行不良资产的爆发和流动性不足,为避免衰退,刺激增长,西方国家首先要做的是稳定银行体系,逐渐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刺激其释放流动性。
政府可以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或次级债券,直接或通过官方清收机构购买不良债权,以及用政府债券置换银行不良债权等形式注入公共资金等。
以美国为例,对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环境进行配套改革和调整的措施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危机时对不良资产的处理方式,通过在银行体系内自行消化、对不良资产存量的形式进行非中介化改造,以及将其从总资产中剥离出来转移给新的回收机构、债权拍卖等方式进行;二是对金融业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三是对银行体系外部经济环境进行的全方位改革。
和美国不同,中国的银行业风险主要在于外部危机的输入性风险、实体经济增长滑坡和外汇敞口风险。
因此,政府在以增长为取向的金融体系干预中,审时度势地调整货币政策并积极完善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建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企业经营风险,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
如何避免“挤出效应”和“政策失灵”
作为萧条时期运用最普遍的政府干预手段,扩张性财政因见效快而备受重视。
但是财政政策的运用需要复杂的集成条件和时机把握,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赤字和债务危机。
日本20世纪90年代巨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如扩大基础部门投资、促进民间设备投资、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等。
然而,财政支出没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日本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日本财政政策失灵的教训在于:
一是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适用环境是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相协调,金融自由化扩大了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导致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增加并没产生长期影响;二是过分依赖财政支出来扩大有效需求,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解决体制导致的需求萎靡;三是多重政策目标的竞争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因此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增长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特别注意财政政策的综合配套使用,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短中期过程拖入到中长期过程。
其次,财政投入是拉动投资需求的引导者,但并不是唯一参与者,它是拉动内需的先锋而不是拉动内需的主力。
再次,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财政扩张—债务扩张—过度赤字—财政危机”的陷阱,确保财政政策的推行建立在充足的财政支付能力和有效的赤字限度内。
三、扶持中小企业:
政策性资金如何充当“放大器”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支柱,也是调整时期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部门。
经济衰退时期的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各种鼓励创办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政策,目的是减少失业并提高生产率。
德国主要通过税收政策刺激中小企业增长。
德国在1984年就开始实行对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1986年又开始税制改革。
法国重视通过财政补贴使中小企业拥有充分的资金。
其地方优惠计划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采购的报价、信息披露方面,为中小企业降低竞争门槛,并扩大信息网络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二是降低政府采购项目的标的,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三是制定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目标。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核心是帮助中小企业取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策性资金在弥补中小企业金融缺口中主要是充当“放大器”,以有限的政策性资金去孵化出更多的其他资金,并在市场环境和交易平台等方面进行扶持。
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借鉴经验,在政策性资金上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和倾斜,并在中小企业政策性资金发放、项目可行性审核、资金使用监管、资金利用效果等方面强化专业化的运行机制,避免造成政策性资金的浪费。
同时,更应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尤其是要提供交易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担保机构运行机制和可循环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
稳长期增长仍需深化改革
我国经济运行已经进入“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态势,从2014年上半年稳增长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二季度我国经济企稳回暖,但2014年7、8月份数据回落说明刺激效果消散的速度在加快,经济又面临下行压力,如此循环下去,每年都要打一场“下限保卫战”,既过于频繁,又没有保证,实属权宜之计。
而短期的稳增长政策也并非有益无害,仍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短期“稳增长”存在的问题
本轮稳增长中政府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创新值得肯定,但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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