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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单元中华民族篇
第一课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教学目标:
识记中华民族的概念、构成要素、特点、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
教学重点:
对中华民族观的理解
教学难点: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加强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把民族团结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教学方法:
老师讲解与学生自学相结合
课时安排:
三课时
当前一再强调要把“四个认同”(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中,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
一、什么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这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
或者认为可以很轻易地回答:
它无非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个总称。
但人们可以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
世界上存在着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它的成员彼此可以承认是同一国家的国民,却未必在民族上认同有一个共同的总称、如:
以往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都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曾几何时便土崩瓦解,它的国民从来不把自己都称为罗马民族或奥斯曼民族。
拿近现代来说,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的国民,当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等地区的居民,但他们也从没有把自己称为不列颠民族;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国民依然把自己称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格鲁吉亚人等等,没有出现苏维埃民族之类的总称:
可见,中华民族这个被大家认同的总称,并不是同一国家的各族人民当然拥有的名称,更不是某个人所能任意制造出来或宣传而成的名词,而有着深厚的客观依据.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并且有三大印记:
铲形门齿、青斑、内眥褶(zi、zhe)。
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近日研究发现,在炎黄子孙身上有三项区别於世界其他民族的特有的生理印记。
一是铲形门齿。
上颌两颗中门齿的两边缘翻卷成棱,中间低凹,像一把铲子。
中国绝大多数人是这种门齿,而白种人有这种门齿的只占8.4%,黑人只占11.6%。
二是青斑。
新生婴儿的尾部或其他部位常有淡灰色或青灰色的斑块。
中国新生婴儿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新生婴儿,几乎都有这种特征,一般一二岁时褪去。
而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新生婴儿都没有这一特征。
三是内眥褶(zi、zhe)。
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皮褶,旧名“蒙古褶”。
中国大部分人有这种褶,而外国人却无此褶。
人类学家判断,这三项印记,是由炎黄祖先遗传而来的,其中铲形门齿可追踪到旧石器时代的远祖。
(一)构成民族的两个要素
要谈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自然先要简单地说一下什么是民族。
什么是民族?
前人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定义,彼此不尽相同这里不准备讨论民族的定义,只想说,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
能称为同一民族,一般需要具有两个要素:
第一,它是历史的产物。
是某个人群由于长时期地生活在同一地域或环境中,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语言文字,从而产生有别于其他人群的一种特殊关系。
如果缺少这个前提.即便是同一国家的国民.也不能称为一个民族。
第二,这个人群的成员之间,经过长期的相互沟通和密切交往,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包括对过去的共同回忆、今天的共同利益和未来的共同命运。
否则,它只是一个散漫的人群,很难说已成为一个自觉的完全意义上的民族。
血缘关系,看来不能构成民族的要素。
民族并不等同于种族。
血缘在民族构成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远不能起决定作用,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只由同一血缘组成的民族。
倒可以说,民族一般是在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以血缘为纽带来联结的氏族社会解体后一步一步形成的。
民族,也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
否则,汉民族的形成等都无法说明了。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中部。
经过民族识别,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包括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
除此之外,也有数个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确定的未识别民族,包括土生葡人、夏尔巴人以及中国犹太人等。
炎黄子孙谓之百姓,蚩尤后裔称之黎民,合称为黎民百姓。
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最早主体。
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发展与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总之,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及海外华人的统称。
(二)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
《唐律疏议》:
“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1869-1936,又名章太炎)认为:
“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
中国这一概念在我国古代早就使用。
它在历史上有其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因年代久远,含义多变,使用互不相同,有时指国中、京师、王都,或华夏、诸夏、中华以至赤县、神州等义,及至清代,则京都到边裔各地均在其中。
中华民族虽然有民族之名,但在概念上与国族较为接近,如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于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提到的“结成了国族团体”。
若以中华民族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以国家所界定的56个民族而论,有的是黄种人有的是白种人,他们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与传统皆不尽相同,若以“民族”来理解甚不合理。
此外,于中华民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民的范围已经包含所有国境内的各民族,在意思上其实就是等于本国民族,在性质上偏国族而非族群。
但在中国人的民族性质诠释上,孙中山提倡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并组成一个民族国家。
亦有学界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乃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合为一体。
例如芮逸夫曾诠释孙中山之说,将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说是“三位一体”。
因此,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而又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或者叫稳固的共同体。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认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换言之,中华民族并非传统中国里的民族,而是中国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后,经由“自觉”所“创造”出来的国族团体。
他还认为,在过去的三千年中,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
他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
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关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
把中华民族称为“多元一体,被学者们普遍认可。
放眼世界,这种现象如果不说是独特的,至少也是罕见的。
近来,一些台独分子提出荒诞的"台湾民族"之说,他们说,台湾民族是由台湾"四大族群"共约2300万人组建起来的。
这四大族群是:
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50多年前由大陆迁来)与原住民。
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其次是有共同的文化传承,这是最普通的常识。
台湾的四大族群之中,除了原住民外,其余三大族群都是三四百年以来从大陆迁到台湾去的,迁移经过,斑斑可考,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出自己的家谱,指出自己的原籍。
他们当然都是汉族,他们带到台湾去的也就是汉文化,中华文化,哪有什么台湾民族之可言。
台湾的"原住民"40万人,其祖先也都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都是古越人的后裔,是从6000年前到5000年前陆续迁入台湾的。
他们虽然不是汉族(6000年前哪有什么汉族?
),却是古越人(即百越集团)的后裔,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
台湾著名民族学家阮昌锐教授在《台湾土著族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也说:
"大体上,我们或许可说,今居于山区的泰雅族、布农族等是早期迁入者,其文化较近大陆系,大约在六千五百年前到四千五百年间自大陆迁入,可能与绳纹陶和龙山形成期有关。
所以,无论是自中国大陆直接来台或由大陆而南洋再由南洋而台湾,台湾山胞之祖居地仍是中国大陆。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确定;台湾山胞是中华民族的一支。
"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分子都好像是魔术师,居然敢变这样的戏法,在人们一眨眼之间,把庞然大物的中华民族变成了一阵青烟,不见了。
却推出来一个七拼八凑不伦不类的"台湾民族"来。
可是戏法很快地就被揭穿,他们当不了"台湾民族"的始祖,却成了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二、中华民族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中华民族能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有着它特定的主客观条件。
先谈它的客观条件。
看一看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
中国的土地自然地形成同周围相区隔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
它的北面是人烟稀少的沙漠、戈壁滩;西面和南边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崇山峻岭;东面是大海。
在它的中间,却有一片广阔的空间;青藏高原的青海地区是三江之源。
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发源于青海,横贯中国大陆的东西,奔流入海。
长江和黄河又都有无数支流。
拿长江来说,进入四川后有岷江,重庆有嘉陵江,湖北有汉水,湖南有湘、沅、资、澧(li),江西有赣江。
秦始皇开灵渠,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接起来。
汉以来同新疆交往的河西走廊,当年有党河和疏勒河两条大河,源自祁连山的雪水(现在已近干涸)。
几条大河和它们的无数支流,形成密集的网状结构。
历来有水就有生命,就会有农业.有村落、城镇。
古代人们交往的最便捷通道就是河流。
中国的这种地理条件,特别是密如蛛网的众多河流,使它既在外部同周围相区隔,而在内部各个地区间又便于长时期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得相互融合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
同古代四大文明的其他三个地区相比较,可以看到:
埃及主要靠一条尼罗河,两侧是沙漠.没有大的支流:
巴比伦也只有个两河流域,但规模比长江和黄河小得多,四周又没有大的屏障。
很难阻挡其他力量进入和破坏;印度的恒河和印度河都在北部,并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流去。
它们都缺少中国这样的环境条件。
这也许是它们以后发展道路不同的一个原因。
再看主观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历史上尽管也存在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整体、综合、和谐,而又尊重事物的多样性,一直有着“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这些理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中国的各族人民之间经历了千百年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特殊关系。
长城的关口不只是战场,更多的是“茶马互市”之类的集市贸易场所。
中原王朝和各族间常见的“和亲”,如:
王昭君、文成公主之类,不只是婚姻关系,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民族关系的这种特点,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
清朝政府是由少数满族贵族统治的,对国内各民族,包括人口最众多的汉族实行民族压迫。
但是,满族入关后两百多年间,经济文化以至风俗习尚已经变得和汉族没有太大差别。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过最大鼓动作用的口号是“反满”。
但革命起来后,除极少几个地方有少量满族人员被杀害外,没有出现如今世界上不少地方出现的那种种族仇杀的状况,更没有“种族灭绝”现象的出现,而是很快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联。
这样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
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靠短时期的武力征服,而不是靠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至自然融合,很难成为稳定的共同体,更谈不上民族的认同了。
而中华民族这个总称所以能为中国各族人民以至海外的中华儿女所认同,正因为它们具有前面所说的那些条件。
三、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大体上有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在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其实,占中华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所以能绵延不绝,成为当今世界上人数居第一位的最大民族,也是由许多原来并不相同的民族或部族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后融合而成的。
从先秦说起。
夏、商、周三代,从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大概并不是同一部族前后相续的三个朝代,而是原来并不相同的三个部族交替取得中原支配权而又相互融合的结果。
夏原来在河南的中、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
商代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似乎是从今河北中部南下,进入河南,取夏而代之的。
它的文化,主要是对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周灭商以前,在今陕西的扶风、岐山一带,并且受商文化影响很深;灭商后,才把首都迁到丰、镐。
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的结果,也逐渐形成一个总称,叫做“华夏”。
东周以后,汉族正是由许多未必出自同一血缘的许多族种融合而成。
这种民族大融合,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有两次,时间都长达几百年:
一次是春秋战国,一次是魏晋南北朝。
同它们相对应,前一次,经过秦的统一,接着便出现汉代的大帝国;后一次,经过隋的统一,接着便出现唐代的大帝国。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汉唐盛世也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好,都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
“汉族”、“唐人”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呢?
大家知道,周以前,在中原的主体部分称为“华夏”,或者叫“诸夏”,那时并没有“汉族”这个名称;在它的四周有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部族(这是笼统的称呼)。
那时候,齐、鲁统辖的地区,就是“东夷”所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展水平并不在中原地区时间相近的仰韶文化之下),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就是齐;楚、吴、越地区的居民几乎都是“南蛮”,所以楚又被称为“荆楚”,它的地域是战国七雄中最大的;秦的兴起,包容了“西戎”的不少部族,以后的力量最强,统一了中国;“北狄”的范围很广,主体留在北方,未必都被融合,但它有一部分进入中原北部,如中山就是“北狄”之国,赵并中山,也把它融合进去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是吸纳了“北狄”的文化。
没有这样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不会出现兴盛的汉朝,也不会有汉族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大家所熟悉的。
五胡是指匈奴(一部分)、鲜卑、羯(jie)、氐(di)、羌。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
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的世系,并不出自原来的汉人,而是胡人。
安禄山也是胡人。
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更为众所周知,像胡琴、胡椒、胡笳十八拍等名词都留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没有那次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融合,也就不会有强盛的唐朝,不会有至今在海外流行的“唐人”的名称。
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了绘制的一张有关中国人基因状况的图表,最初很使我感到意外?
它表明:
中国北方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中国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同样,中国南方汉族同南方少数民族墓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它同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
这说明:
不仅汉族是由许多原来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而且汉族同各少数民族也在历史的长期密切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血缘在构成不同的民族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汉、唐以后,元朝和清朝都以少数民族为中国的统治者。
元朝统治者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所以,他们的统治不到一百年。
但它也有重要的建树,西藏就是在元朝正式列入中国版图的。
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功绩。
正是它,奠定了中国的疆域。
当我们说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割去哪些领土时,不是以汉、唐或元、明的疆域来比较,而是就清朝的版图来说的。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由满族构成。
尽管满族享有种种特权,对其他民族曾进行过残酷的镇压,但总体来说,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民族团结问题。
康熙、乾隆对汉文化的极端重视为大家所熟知。
中国历代几乎都修筑长城,来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朝也是如此。
康熙皇帝却说他不修长城,而在关外的承德修了个避暑山庄。
康熙晚年和乾隆每年都有五个月住在那里,并邀少数民族的王公也去那里住,一起在附近的木兰围场打猎。
这一面是显示国威,一面又是联络感情。
西藏的达赖五世去见过顺治皇帝,班禅额尔德尼也到承德住过。
达赖、班禅转世要经过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驻藏大臣的设置,都是乾隆朝的事情。
我们祖先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还表现在:
当西方列强在“地理大发现”后走遍世界掠夺殖民地时,他们在非洲、美洲、印度等地,都是先在沿海某个口岸站住脚,然后利用当地小邦林立的弱点,各个击破,最后把它逐步并吞为自己的殖民地。
他们也来到中国,如葡萄牙人到澳门,西班牙人到过基隆、淡水,荷兰人曾占领台湾三十八年,英国人也早来中国沿海试探过。
但他们面对的中国不是那种小邦林立的局面,而是一个统一的大国,难以故伎重演。
中国没有被列强分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回想起来,我们不能不感谢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笔丰厚的遗产。
四、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中华民族”观
从古老的传说和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东亚大陆上一直是许多族群生息繁衍的土地。
在这些族群中,既有文化发展较快的“华夏”族群,也有四周相对发展较慢的“蛮夷狄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民族识别、分野方面最为核心的观念即是“夷夏之辨”。
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别。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写道,“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盂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费正清,1987:
73—74).
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
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张磊、孔庆榕,1999:
285)。
因此,凡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视为“华夏”,而仍然没有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视为“夷狄”.中原王朝在区分属民时,常用的范围是“化内”和“化外”。
所谓“化”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认同是“天子”的臣民。
“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
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国这个国家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
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认为“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也就是常说的“有教无类”,这里既体现出了辩证的思维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
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道教、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
教、萨满教、袄(ao)教等以及各类民间宗教信仰(如对关公、土地、城隍、龙王、妈祖及各行业的保护神的崇信)都可以在中华文化圈内长期相互和平共处,体现出了中华文化(汉文化)罕见的开放程度与极大的包容力。
由于中原地区的“教化”也是中国各族群之间长期文化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结果,所以形成的“认同”核心是“文化”而不是体质特征。
中原王朝的皇帝、学者和民众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族群看作是“化内”,对他们采取一种比较平等的态度’,对那些仍处在“化外”的族群虽然采取歧视态度,但是这种歧视的基础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种族优越感”.所以在这个优越感当中,实质上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辩证的观点,即是始终承认“化外”可以通过接受中原的“教化”而转化为“化内”。
在这种“有教无类”的族群观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过“教化”而不是武力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在如何推行“教化”的基本理念和手段上,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始终有“王道”(文化)和“霸道”(武化)之别,而且中国传统中的主要观点一直是褒“王道”和贬“霸道”的,主张主要靠文化的力量去实现周边族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并融人中原文化共同体。
由于位于中原的“天朝”有责任施“教化”于边远地区的“蛮夷狄戎”,所以中国传统观念不但没有把已经“归化”的各族群排斥在“中华”之外,而且实质上把尚未“归化”的族群也没有完全排斥在“天下”这个一体化的政治格局之外,体现了中原皇朝的皇帝(“天子”)的职责包括了治理中原本土和数化四方蛮夷(本土与四方共同构成“天下”)这两层内容的政治格局观念。
所以一方面强调“华夷之辨”,另一方面又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的“天下”观。
正因为在基本观念上认为四周“蛮夷”同属一个“天下”且具有可被“教化”这样一个前提,儒家传统思想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论语,颜渊》)。
这一观念明确地演化了各族群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强调不同的人类群体在基本的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共性并能够和睦
共处.在与中原汉人的交往中,周边的族群受到这一文
化传统的影响,也逐步接受了这种把“文化”视为族群差异的核心内容的观念,把族群仅仅视为代表不同文化的群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崇敬和学习中原文化。
简而言之,尽管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国家,民族或族群问题都必然带有政治性,但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中,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是被努力地“文化化”了。
而“文化化”也正是中华各民族得以凝聚、融合的思想法宝。
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民族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处理四周少数族群的传统方法是以“文化软化为本,政治整合为辅”,是推祟“王道”、贬低“霸道”的,并且推行了一系列相应的制度.由于在近代面临帝国王义的侵略威胁,清政府才加强了对于周边少数族群的政治整合。
在几千年中国各兄弟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往与融合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方面,各民族所具有的“政治性一文化性”特征的组合结构也很不相同。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根据各少敷族群与中原汉族的交
流和融合程度,中原王朝对于各个族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如对于偏远边疆的大族群(如藏族).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的政策.对于西南地区分散居住的各族群,实行“羁縻州”和族群首领世袭的土司制度;而对于各族杂居、与汉族融合程度较高的族群,基本上与汉族一视同仁,不做特殊区分.所以不顾中国各民族现实状况的客观多样性、民族关系发展进程的多样性而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统一模式及全国“一刀切”的制度政策,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之间是存在距离的。
五、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抗。
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这个响亮口号,打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
甲午战败的1895年,严复写了《救亡抉论》,第一次点出“救亡”那个直到抗日战争前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题。
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把中国的各兄弟民族更紧密联结成一体。
正式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大概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他写道:
“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
”以后,他在1905年初所写的《历史上小国民族之观察》中,七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
杨度1907年5月所写的《金铁主义说》中,更系统地论述了为什么要称为“中华民族”的理由。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被广泛地使用,是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写道: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
这年三月,黄兴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就改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
这以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武力强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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