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里的清华生天才考霸张甲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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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里的清华生天才考霸张甲洲
抗联里的清华生——天才考霸张甲洲
张甲洲,字震业,号平洋,笔名火花,化名张进思。
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
张家是张甲洲祖父一辈咸丰年间从山东迁移来的开荒户。
他们在包宝山一带领有三百多垧山荒地。
他家生活较富裕,看看他家有油坊就知道了。
张甲洲的父亲张英排行老二,擅长中医,行医为生。
因对儿子寄予厚望,为其取名“甲洲”,意为“名冠五洲”。
简单描述一下张甲洲。
张甲洲身材高大,性格豪爽。
天分甚高,无论考哪个学校,几乎都是必中,哪怕那学校只要一个人;天生是个管理者,到哪个学校都能当上学生头,带着学生搞学潮;天生口才绝佳,无论是什么工作工作,都能把自己人组织起来、把敌人忽悠的晕头晕脑,只有一次失利,他阻止不了某人开除他的党籍;天生身体素质优秀,带回东北的两支枪是他从镇压学生运动的警察手里抢的。
(汗一个,有那么百十个张甲洲估计镇压学生就困难了。
)张甲洲还是个优秀的枪手,两层意义上的枪手。
一方面他枪法不错,张家有钱,在那时的东北有钱就不缺枪,所以他有的是练枪的机会,打巴彦县城他可是手持双枪,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赵尚志当时受了重伤,就是眼睛下面最后确认头骨身份的那处伤);另一方面,他常替人代考,尤其是在北京替人考大学。
那个时侯准考证也不贴照片,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请他代为参加考试。
张甲洲替考也不管学校和专业,看看书猛补一下就去了,还都能考中。
估计他除了英文,基本上都能拿出手去。
张甲洲的地下工作也和别人的地下工作稍有不同,他一方面对满洲省委负责,更主要是对共产国际负责。
张甲洲刚满4岁,张英就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与唐诗宋词,学得很快。
九岁的时候因为讨厌私塾,逼着他老爸给他换学校,换到一家小学,也就是在这里,他立志将来学物理。
1923年,天资聪慧、姿容英俊的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
反抽丁、烧日货、换来四个字:
开除学籍。
同年,他在沈阳文华中学读书时,发生了上海“五卅”惨案。
他作为沈阳市学生会主席,领导学生游行示威,支援工人罢工,又被学校开除。
1926年,张甲洲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入学半年被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主席,不久,因为闹学潮,张甲洲被逮捕入狱。
在全省师生强烈要求和大力营救下,他走出牢门。
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决定:
取消他的留日资格。
他在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的时候,还拍演过话剧《山河泪》,内容是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枪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个子高大的张甲洲扮演安重根。
这下行了,他把东北的学校基本折腾完了,只好进关考更好的学校了。
1927年,张甲洲抱着当科学家的理想,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
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有中共地下组织,支部书记李光伟,组织干事喻德渊,宣传干事文艺陶,文教干事傅于琛(傅金耀),委员有崔阶平(崔金泰)、田士高(罗士元)等。
张甲洲入学后,读了不少禁书,懂得了马列主义。
在学生组织中,他参加了世界语学会(地下党外围组织),经常出现在一些地下党不适合出面的场合。
1929年开学时,喻德渊和文艺陶介绍张甲洲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0年4月被捕,当时和冯仲云关在一起。
现有的“张甲洲向冯仲云表示当时打算入清华并想加入共党”应该是在身份保密的情况下说的话。
当时冯仲云的地下党身份已经暴露,张甲洲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身份。
当时情况是冯仲云他们先被捕,张甲洲组织营救,也折进去了。
后来张甲洲被老乡保了出来,冯仲云则在蹲了半年监狱后越狱。
在老师郑之藩的介绍下,去了东北当教授。
张甲洲出狱后,本打算在北大转向人文学科,但是地下党建议他去清华,好在是他这么一个考霸,换别人还真麻烦。
考霸张甲洲这回进清华和以前相比还是有了些差距,这回是第二名。
到了清华以后,和他在别的学校一样,很快就成了学生头。
他被选入学生会和班级干部,并任学生会教育科长和班级委员会主席。
当时的清华共产党是最低潮时期,一共也没几个人。
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其文化水平,他们以清华大学学生会教育科的名义,创办了一所民校,招收40多名学员,学员有学校工友、教员家属、保姆、人力车夫等。
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于天放、陶瀛孙(女)等为教员,轮流上课,主讲文化知识、革命故事和苏俄情况,并出版有半月刊的《民众教育》杂志,除发给学员外,还发行到河北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以唤起河北民众的爱国觉悟。
“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胡乔木和于天放咱们就不多介绍了,陶瀛孙的哥哥也疑是TG,干卧底干到80年代的《鲁迅全集》都还把他写成文化汉奸,这个太不容易了。
他哥哥自幼生长在日本,可以说除了中国血和中国心剩下的都是日本的,这也是他干起卧底来比较厉害的原因。
后来特务抓张甲洲,当时在外面放哨的就是胡乔木和陶瀛孙。
脱险后张甲洲去上海找党,是陶瀛孙陪着他在上海转了一圈。
不要胡乱牵扯,张甲洲回东北不久就结婚了。
陶晶孙,左联发起人之一。
他9岁去日本,在日本受教育,和郭沫若、尾琦秀实都是好朋友。
1946年去台北,1950年去日本。
张甲洲还有个比他小一岁的老乡李时雨,当时在法政大学,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金牌卧底之一。
李时雨
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后来任佛学院副院长,国家宗教局党委书记。
李时雨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受党的指派潜入敌人上层要害部门,开始间谍生涯。
到1949年解放,他算是差不多“敌营十八年”了。
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智激张学良兵谏,目睹活捉蒋介石。
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为我党偷运电台,并从死牢中救出我党要员。
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
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成为大汉奸陈公博身边活的“窃听器”,使我党中央对日、汪色结反共的情报了如指掌,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
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
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
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
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
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协会顾问。
他应该是TG打入汪精卫系统的最高级别间谍了吧,至少公开的是。
1930年9月,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恢复西郊区委,张甲洲被任命为区委书记,胡乔木被任命为团委书记,统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农业学校等高校的党团工作。
他老家有个县长翟兴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
张甲洲最恨贪官污吏,他派法学院李时雨和邵桂辛为代表,去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联络巴彦籍同学,计划在暑假期间,一起回巴彦驱逐贪官翟兴凡。
在巴彦中学,他分配同学到农村调查,搜集翟兴凡的罪证,很快就把状子送到了省政府。
当时黑龙江省长叫万福麟,土匪出身,很怕学生闹事,接到诉状后,立派省政府参事陈万凯办理此案。
陈到巴彦调查时,穷苦百姓纷纷申诉冤屈,许多人出具了证言。
翟兴凡也不示弱,将李时雨的哥哥李宸芳抓进兴隆镇警察分局,硬说他抗拒官差。
张甲洲闻讯后,便带领同学到县衙质问翟兴凡,警告其如挟嫌报复就罪加一等。
翟兴凡害怕了,立即将李宸芳放了出来。
经查实翟兴凡罪恶累累。
最终翟的县长之职被撤。
1931年10月,当时的北平市委书记刘锡五被捕,张甲洲代理市委书记。
刘锡五和薄一波都是六十一人集团的重要人物。
刘锡五家里很有钱,他在北平被捕之前,他家里一个月寄给他十元,被抓了以后,他家里一次就给他寄了好几百块,够得上清华一个大师级别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了。
不过都被他交党费了。
另外一个像他这么慷慨的人是先太后的前夫,现元老院俞元老的老爸。
刘锡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寻找骨灰,发现在一个化肥厂下面。
为了寻找他的骨灰,当时不惜要把这个化肥厂拆掉。
还好有知情人,没费那么大的周章。
给他致悼词的是他从前的手下胡耀邦。
1931年12月一天晚上,他在民校上课,特务来抓他了。
可惜特务文化水平有限,硬是念成了“张申江”,这一耽误就给了他逃跑的时间。
他翻墙逃跑以后到了以前北大的老师杨丙辰那里藏了起来。
夜深人静杨教授又把自行车借给了他,让他骑车到了他老乡那里躲起来。
杨丙辰教授是德文教授,同时在北大和清华上课。
我对杨教授并不了解,我就知道他的一个学生季羡林,季先生应该是现在不多的大师之一了吧。
第二天,他和陶瀛孙一起去了上海,逃离险境。
再回到北平的时候,他开始搞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了。
到上海后,通过中央特科人员牵线,张甲洲顺利见到了张闻天。
张闻天认为张甲洲名气太大,不适合继续呆在上海,安排他去干特工,到东北去干共产国际的特工。
到东北后,找到了在依兰县图书馆的黄埔二期生王一飞,开始了他的卧底生涯。
918后,他找到了在满洲省委的老朋友冯仲云,要求回北平号召学生回来搞游击队,罗登贤和冯仲云同意了他的建议。
10月初,张甲洲再次来到北平。
这时,北平在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张甲洲亲率北平20多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对反动当局展开了游行、示威、演讲、静坐、绝食等一系列斗争。
11月下旬,张甲洲组建了由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示威团,并任示威团总指挥。
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命令火车不能载运示威学生,张甲洲率先卧轨,他身后的大学生们纷纷效仿,像一棵棵轰然倒下的白杨横亘在铁轨上,以死要求放行。
最后火车在离张甲洲5米远的地方停下。
当时去南京的是两个团,一个是示威团,一个是请愿团。
巧的是这两个团的头都是巴彦人,都是TG,都干卧底。
一个是张甲洲(示威),一个是李时雨(请愿,请参见上一节)12月16日上午,张甲洲获悉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他率领示威队伍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围得水泄不通。
他和几个同学首先下了大门卫兵的枪械,然后用石块猛击国民党党徽。
大学生们“反对投降”、“反对内战!
”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
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闻讯出来,学生们拥上前质问,军警们推搡阻拦,同时企图弹压。
张甲洲、于天放和另一个人从陈铭枢的警卫手里抢过两把手枪,顶在了陈铭枢的头上,要求他下令撤退军警。
后来这两把枪国军死活都没找着,因为被张甲洲带到东北去了。
12月17日上午,珍珠桥惨案发生,38名学生牺牲,60多名被捕,100多名受伤。
张甲洲逃去了上海,找到了正要去苏区的周总理。
张甲洲和总理就见了这一面,但是张甲洲给总理留下的印象很深,后来总理出访苏联,路过哈尔滨,还专门去拜祭了张甲洲,并三鞠躬,饱含深情地说:
“甲洲同志,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1932年4月底,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等6名党员大学生扮成商人,携着在南京示威时夺得的两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由北平、天津、营口辗转回到哈尔滨,这时候他们大多还不知道张甲洲的党员身份,虽然夏尚志(后来的轻工业部副部长),当时已经是党员了。
在营口,本来枪是在张文藻(后牺牲)的提包里,张甲洲见特务搜查严格,便把手枪要过来藏在了自己身上。
特务刚要搜张甲洲的身,被张甲洲瞪了一眼,哼了一声。
特务不知道哪儿得罪了这位来历不明的大人物,挥手放行。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5月16日,在张甲洲的婚礼上,200多人组成的巴彦游击队宣告成立。
不过,这个200多人的队伍,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内部不和,在敌人半放半抓的情况下,张甲洲、夏尚志、于天放带领一百多人逃了出来,开始组建共产党在东北的第一支队伍,巴彦游击队(红三十六军)。
这次暴动很快散了,但是给了共产党一个55年的中将,给了国民党一个在伪满卧底比两个三年又三年还长的高级间谍。
经河友提醒,王家善授中将事件当属于以讹传讹,现更正注明。
王家善和张甲洲政见不合而分手,那是因为他是铁杆的国派,直到1948年营口起义之前。
他本来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1928年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率部抗日,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松北地区总指挥等职,1933年,投靠日军,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2月,再次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在这一年开始了他在伪满内部两个三年又三年的卧底生涯。
他去日本陆大后,曾秘密潜回南京,授衔中校,并得到何应钦的当面指示,成为国军在东北的高级间谍之一。
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专是国军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除此之外,是王家善领导的真勇社。
王家善一方面干卧底,一方面也不耽误升官。
不久就干到了中将。
1941年末真勇社有所暴露,王家善及其他主要成员也多被日伪警宪监视。
但是王家善没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平安等到了鬼子投降。
王家善1947年在被架空后,1948年二月起义。
撤出后为能平安与大部队会合,曾借道朝鲜,当时去办借道这件事情的是蒋泽民,原因之一是他曾经和金日成在一个炕上抓过虱子;他也曾任太祖和总理的副官,总理被江青惊下马摔伤胳膊,蒋泽民就在现场;在延安救过驾,重庆谈判他负责外围警卫;他也曾在溥仪的亲兵连干过;还是TG第一个开着坦克作战的人。
回到张甲洲这里来,当时伪县长派人来镇压,200多人真不多,经不住一打。
王家善的父亲托人说情,县长同意,只要队伍里没有张甲洲这个赤化分子就可以,于是张甲洲带人冲了出去。
冲出去之后,主要就是靠收编山林队了。
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第一次西征,七月下旬,队伍有了1000多人,八月中旬,赵尚志被满洲省委派来了。
所以准确的说,这支部队的创始人是张甲洲,赵尚志并不能算创始人。
网络上看到了一个言论,说张甲洲并不能说是TG在东北第一支武装的创始人,理由是童长荣等人去发动游击队要早一个多月。
这个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巴彦游击队是TG的武装,虽然这支队伍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说话算数的人是张甲洲的等TG。
这个第一重要,要不然某人在48元价位上入手了十万的中石油,也能说中石油是他们家的了,反正他也算股东,不过董事会鸟他么?
土龙山暴动也有TG地下党参与期间,但没有指挥权,TG也就没有争这个功,还是说景振清、谢文东领导的。
第二重要的是人数,想成为一支正式的武装,总要有那么几百人吧,正儿八经打伤几仗,拉上几十人那也叫队伍,别人鸟么,建国后穷乡僻壤称帝的还有呢,还不是被乡干部给平了。
张甲洲的口才这段时间颇有发挥。
比如一次他去谈判,被地主给扣押了。
地主派人看着他,他顺便就把这个看守给策反了。
以他把清华北大那帮真正的精英都能说服的口才,对付这个小看守,实在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次,打一个响窑,本方有人阵亡,而且对方援兵将至。
张甲洲竟然单人赴会,几句话就要5000发子弹扬长而去。
说道这里插一句,其实他们这些清华生在TG内发展并不很顺利,1948年带着部队打到清华西门外的那支部队的一个主官就是清华学生,都参加革命快十年了,才是个团政治部主任。
赵尚志来了之后,大约11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游击队,要求把巴彦游击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和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
还是前面那同一篇文章指出张甲洲不是军长。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巡视员吴福海(参与开除赵尚志\张甲洲党籍的重要人物之一)提出了改编为红36军,实际上赵尚志、张甲洲他们是改编成了红36军江北独立师,记载一般都是称为师长,称军长没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再说就一个师,称一声军长也无什么不可,不知道有人对着空气中不存在的靶子开枪是何意思。
既然说到这里了就把后面的内容提一部分到前面来。
所谓张进思(張甲洲)要被调去抗联11军任“副军长”之说。
这是无有其事的后人杜撰。
有人说“1936年6月28日,北满临时省委在汤原帽儿山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最后研究部队编制时,决定将独立师改编为抗联11军,原师长祁致中任军长,调张甲洲任副军长。
”这可有什么证据呢?
又有什么根据呢?
这话只是来自后人的空口无凭,这怎么能写到生平介绍上去呢?
抗联独立师是在1937年10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11军的。
并且是在改编时正式任命祁致中为军长,金正国为政治部主任,白云峰为参谋长、薛华为副官长,军部下辖一个师,李景荫任师长。
张进思生前公开身份还是富锦县教育股长,1937年8月28日,张进思去投奔抗联,当时还是独立师,还没有成立11军,调他去当什么“副军长”呢?
何况他“连抗联的门还沒进”,半路就让大排队(地方警察)打死了,他和两个月后才成立的11军已经是隔世的事了!
至于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汤原县帽儿山召开的执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形势,制定军事行动计划。
指出联军部队聚集下江有被敌人围歼的危险,确定各军应向黑嫩平原等地转移,开辟新区。
会上选举了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
会议调任张寿篯(李兆麟)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第9军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只是议定在条件具备时,将抗联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当时并没有关于尚未成立的第11军领导人的任何正式任命,更沒有对张进思的什么“副军长”的任命!
参加会的人员,包括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等多数同志还并不认识张进思,张进思当时也不是抗联人员,怎么会突然有这个“任命”呢?
这种对抗联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命可不是什么小事,不可能在抗联历史档案上无一字可查,无一言可证。
这次会议是有文字决议的,根本没有记述这个“副军长”的半个字。
即使是“口头任命”吧,也总该有当事人事后的一手或二手信息资据吧?
身为抗联11军师长,后来实际肩负领导全军重任的,11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景荫,生前也从沒说过张进思有“11军副军长”这么个事。
为了更慎重,我们今年又再次往广洲打电话,询问1935年参加抗联,现仍健在的独立师老战士卢连峰老同志。
卢老肯定地回答说:
“哪有这回事!
张进思投奔抗联那一天,半路上就让大排队打死了,他连抗联的门也沒进过。
”坚持这一说的人实在拿不出任何证据,最后只能甩出一张“王牌”:
有“烈士证”为证!
“烈士证”上写的是“副军长”啊!
“‘烈士证’是于天放亲筆填写”的呀!
“是于天放给办的”呀!
(于天放可是当年黑龙江省副省长啊!
)因此这可是“扳上钉钉,谁也抜不下来”的“铁证”呀!
这是什么意思?
拉大旗作虎皮,拿大官吓唬人嘛。
于天放是当年的当事人吗?
1937年6月于天放还在富锦中学任教呢。
巴彦游击队溃散后,于天放“自由脱离了组织”,他那时侯实际上还是一个沒有组织的“党员”(他的党籍是1939年才恢复的)。
1937年6月时,于天放也“连抗联的门还设进过”。
所以,中共北满省委及抗联首长们在帽儿山召开的会议根本沒于天放的事!
他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知情人,他怎么能“证明”“任命”过“张进思当‘副军长’”?
所谓解放后“于天放给办的”烈士证,“亲筆填”上“副军长”,他又凭什么?
根据什么?
就凭是副省长,有权,说了就算数吗?
显然,搬出这个“证明”的人非但不是举出什么“铁证”,反而倒像是在揭发于天放搞“循私弄假”,“以权代法”吧?
这个烈士证上填的“副军长”既不是于天放的亲身当事见证,也沒有任何人事旁证,也不是出自当年的历史档案,沒有任何确凿证据,所以这张“王牌”“铁证”又怎能“唬”得了人。
前已提及,11军成立时张进思早已离开人世,他事实上连一天11军的队伍也设到过,他的“生前职务”怎么就可以填写上“11军副军长”了呢?
有人还狡辩说:
“副军长”职务可以“从会议通过时算起”,这又怪了,既是“会议通过了”,可反映这个会的历史档案材料别的内容都有,可就是没有对这个张进思任命的事!
毫无凭证的“口头”话”就可以成为“令箭”,就可以提前“算”数吗?
在抗联史上还沒有任何一个军,只有“口头”一说而无正式任命,又实不到位的“副军长”。
更何况11军就从来沒有过“副军长”这个职位。
这正像那位狡辩者自己说的那样:
“历史不能凭感觉,想当然,要用事实说话,没根据的话不要讲”.这件事情是这么回事,祁致中的11军和前面十个军是有区别的。
抗联本来就十个军,汪雅臣的第十军是人数最少的一个。
祁致中的队伍,赵尚志只给了他一个独立师的番号,因为他人太少,只有几百人。
祁致中不服气,也就不怎么听赵尚志的话,祁致中自己也能打,人数越打越多(其实比汪雅臣的人数还是少),自己还有一个七星砬子兵工厂,兵工厂的的图纸就是张甲洲他们送过去的,后来兵工厂缺机床,祁致中去苏联求援,被扣在那里,后来和赵尚志关在了一起。
(写前面斜体字这些文字的人应该看的资料不会比我少,但他为什么不提这一点呢?
)抗联11军是祁致中自己喊出来的,后来满洲省委承认既定事实,才给了他11军的番号,当然这件事把赵尚志气的不轻,这纯属于不听指挥,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更进了很麻烦的一步。
这样脉络就清晰一点了:
第一,当时是已经有了11军了,只不过正式承认是在张甲洲牺牲两个月之后(张甲洲牺牲于赴任的路上);第二,当时祁致中是党员,于天放是党员,李景荫还不是,即便是级别也要比祁致中、于天放、张甲洲要低,更不要说北满省委的冯仲云、李兆麟了,李景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战士了。
周保中等人不认识他是正常的,张甲洲的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北平。
要说后人争待遇之类的,他多年前就是北平的代理市委书记了,这个级别并不比那时候北满书记低,按时间还要早一些。
张甲洲文革期间被打成“大土匪、假党员”,遗像都被撤出烈士馆。
切,你见过这么高学历、高素质的土匪么?
他要是当时去学物理,也许有可能成为两弹元勋,也许或成为红色博士,也许会成为华裔著名科学家。
大土匪,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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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甲洲被开除党籍一事,看来要下回再分解了吴福海带来了打土豪的指示,从此独立师就开始越来越不顺利了。
当时的巡视员权利很大,类似古代的钦差大臣。
吴福海这个人呢,是上海人,工人出身,曾在苏联军校学习,死搬教条。
他对东北的情况并不了解,只会胡乱指挥。
在张甲洲和赵尚志两个军权在手,配合默契、口才智力又都是天下第一流的人,他是处处觉得自己不能达到目的。
没关系,虽然某些人干不成事,捣乱和挑拨离间的本事还是有的。
慢慢的,赵尚志、张甲洲就被孤立了,包括和张甲洲一同起事的夏尚志都认为张甲洲自己是大地主出身,所以不愿意打土豪了。
巴彦游击队改编之后,吴福海曾回忆说:
'从此开始打土豪,大地主、小地主都要打了。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界限,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就不讲同盟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地主、富农不再供应游击队粮草,反而,称'红胡子'、'大学胡子',并调动地方武装攻打。
吴福海折腾到这个程度还不够本,又到满洲省委去告状去了。
这时候讲究实事求是的罗登贤已经被王明调走,换上了李实(魏抱一)。
说到这里,也想说两句王明,这个人就像是中国的梦魇,总是压在人的心头。
TG能从此人手里活过来,那实在是不容易。
也许有人问,王明干嘛这么干还老有权利和地位呢?
还老能捣乱呢?
我想用一句话可以解释:
如果你把王明当成一个苏联人,那看看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很合理了,换句话说,另一种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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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尚志外号'小机关枪',敢顶撞这位'钦差大臣',说他'瞎指挥',叫他'回省委组织去'!
吴福海不承认错误,言称他是'按省委指示办事'。
赵尚志说省委'坐高楼,说空话',不了解实际情况。
言外之意,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结果,巴彦游击队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终于兵败。
巴彦游击队在成立八个月零两天后,宣布解散。
张甲洲让大家把枪都拿回家去,将来还可以再继续打鬼子。
然后两个人去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并说明情况。
省委却归罪于个人,将张甲洲、赵尚志开除党籍,给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调道里区委工作。
这里说明一下几点情况,我希望能有比较多的人看到:
1.开除党籍基本上是省委书记李实一个人的意见,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至少秘书长冯仲云是不同意的。
2.张甲洲的党组织关系在北平,作为满洲省委书记的李实是只能开除赵尚志的党籍,你是开除不了张甲洲的党籍的。
身为满洲省委书记,连自己手下最大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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