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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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在现代边沿-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结构经历着从传统的文化-国家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中逐渐达成的,因此,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而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党化国家。
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1 那么党化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
2 可以说,中国现代运动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形态所注定的。
而党化国家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
因此,分析党化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成因,并促使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从党化国家蜕变,实现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再次转变,就是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的兴起
以现代国家-不能是在民族-国家还是在政党-国家的意义上而言,“国家”在中国都有一个兴起的问题。
这是因为,“国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两种实质构成明显不同的含义:
古典时段的文化-国家结构,现代时段的党化国家结构。
两者之间以“现代”划界,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典国家形态与后来兴起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兴起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古典国家运作特征的本质不同。
就前者来讲,古典的文化(文明)-国家(culture/civilization-state) 无论就国家的结构还是就国家的作用方式来说,都具有与现代国家本质不同的地方。
一方面,在国家统治理念上,它依赖的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
“华优夷劣”的古典国家基本价值与“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的关系对置结构,显示了古典国家认同的特质,也显示了古典国家对于政治对峙的淡化处理。
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框架,来阐释古典中国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非冲突性质,以及其中具有的融合性大于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特质。
3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制上,它设计的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
尽管从国家资源的占有来讲,古典中国的私有性质不容否认,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种所有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
“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
而制度安排上的“皇权”与“相权”的对应结构,也使得治道“民主”的色彩较为浓厚。
至于制度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
4 再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显现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
这由古典中国国家“家国同构”的特质显示出来。
作为社会的自然结构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建制的国家,在古典中国以混用、结合、同构的诸种方式紧紧地统合在一起。
进而以日常伦理、方式、法律机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强化稳固这种国家形态。
5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归纳,可以说,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
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也从中鲜明地显示了出来。
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
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
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
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
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
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
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
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
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就后者来讲,即就现代中国国家-尽管是在变型的政党-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国家的兴起,是有一个历史的中断与自身渐进的发展历程的。
首先,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以中国古典国家的历史中断为前提条件的。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中断,一方面是因为古典国家的内在资源长期消耗,已经差不多内源耗尽了;晚清政府迟滞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
6 而中国人对于新兴现代国家的热切期待,对于古典国家无力拯救中国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
7另一方面,是因为建立在惯性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国家遭遇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政府)契约基础上而具有的力量感,在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而向国际突进的时候,中国古典国家的自在运作就势必陷入他在力量的制约境地。
西方列强瓦解中国古典国家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
8 两个方面和合作用,导致中国古典国家无法维系自己的国家体系完整性,中国国家从古典的文化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就此显示出势所必然的态势。
这是因为,前者显示了内在自我复制的不可能,后者显示了结构替代者的出现。
设定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必须,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彻底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向党化国家逆转的两次转变。
前一次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兴起做好了精神和制度准备。
后一次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国家-党化国家的兴起做好了观念与体制筹划。
前一次转变显现为近代吁求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跃升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如孙中山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阐述;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
9 后一次转变显示为以党建国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行动家合一角色对于党化国家理论的构造和党化国家的组织行动。
比如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以及他对于国家建构的努力。
又比如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于同样问题的类似反应。
10
这一转变从时间演进上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
这一时期是一个古典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
这一转变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促使中国国家形态转化的特质。
一方面是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形态转换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它展开的新政实践是一个明证。
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问题与国家建构问题的交错作用所体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在这种泛滥中日益高涨的国家认同。
再一方面是促使现代国家发育生长的社会新阶层诞生了,诸如商人、工厂主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
他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乃是一种促使工商业发展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限制工商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传统国家。
11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
这一时期是一个从建构民族国家受挫到尝试建构党化国家的时期。
第三阶段,1949年以后至今。
这是一个党化国家建构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
后两个时期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
因为它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定型于党化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不同,党化国家具有其特殊性。
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
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
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
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
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
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
其一,观念设计。
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
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
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
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
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
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
影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政治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孙中山、蒋介石,如共产党时期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党化国家的自觉阐述者和实践者。
没有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我们还真难以设想中国国家建构的实际形态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古典时代的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的政治民族,这中间也内在地蕴涵了一个文化民族的唯道德思维对于唯道德定位的现代政党认同的天性有利因素。
政党之作为政党的利益团体定位之隐而不彰、之作为振兴国家民族的主体的定位,从而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2其二,制度供给。
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
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
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即晚清时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
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化国家思想与制度建设。
其三,社会动员。
党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
从传统的会党转变为现代的政党,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驱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
可以说,从党化国家兴起的历史合理性上也能够推出党化国家兴起的理论合理性。
在中国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转变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转换为政党-国家的现代国家变型结构。
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结构,从民族国家的“民族”到“国家”再到“政党”的三者递进秩序,改变为从“政党”到“国家”的二维传递关系。
因此,在中国人获得足以反省党化国家弊病的教训之前,党化国家的历史与理论正当性是不会遭遇普遍怀疑的。
二、党国一体
现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
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
从这两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
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走向最关紧要的两个政党的政治取向,是我们分析政党、民族与国家关系结构的历史演变最为紧要的经验事实。
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具有草创之功。
这种草创,一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理论设计,二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
从前一方面来看,决定国民党政党形态的两位政治人物的党化国家理念值得分析。
从后一方面来看,国民党的国家统治定位、策略、举措值得研究。
就前者讲,在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成立之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设计,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建构本应是作为两个问题处理的问题,直接地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的。
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理念,具有粗略的民族-国家轮廓。
只是在孙中山意识到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的党化国家思想才趋于成熟。
对此可以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思维演变逻辑上认识。
而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是三个方面:
一方面,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
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
13“党有力量,可以建国”。
14 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
15 另一方面是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
“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
”16 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
“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
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
”17 再一方面,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
一者“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18 二者不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借才于党外”。
19 三者政党治理本身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
”20
孙中山奠立的党化国家格局,在后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蒋介石有关。
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
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坐实在什么状态中,其结构与功能的匹配基本坐实在什么形态上。
蒋介石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就前者而言,他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
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
就后者讲,国民党乃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
而国民党中央对于全党、全社会取一种“保姆”和“导师”的姿态。
21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两者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
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从评价的角度看,早期国民党建党的混乱,使得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既在理论上也在政治实践上严重滞后。
加之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建构属于晚年的政治应急举措,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强化属于急功近利的安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党化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在一起的。
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阐述,一直是他们基本不变的思想取向。
以中国共产党建国时期的领袖代表毛泽东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
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
22 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23 所以,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24 故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
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
”25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的明确的党化国家理念,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
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
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
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
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
1949年以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
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
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
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
26 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
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
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成功得建构起来。
无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化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体的举措也相差很大。
只是从党化国家建构的结构上来审视两党,我们不能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
一方面,我们就政治竞争的角度,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
而且从两党的政治-思想领袖的自我政治表白与相互指责来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差异也都有自觉的陈述。
27 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的基本结构上分析,两党的同构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异质性。
其一,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
两党都信奉真理独占和军权至上的列宁主义原则。
恰如孙中山总结的。
俄国革命之成功“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备。
”28 对于党来讲,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
“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
”29 在国民党的党制建构中,孙中山因此占据一切重要职位,有独裁空间。
后来蒋介石忠实遵循孙中山的建党思路,而且更加强化了独占真理的政党性质。
虽然说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弃置不顾,但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建构方式国民党是完全承接下来了。
后来共产党所走的路,更是一条自觉的列宁主义道路。
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因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改造。
“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主义信条,自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中的支点。
其二,从政党的国家理念上看,党化国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共同认可的国家建构原则。
政党意志即国家意志、政党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党化国家的理念结构。
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是党化国家的当然权力布局。
党化军队在作为党化国家的支柱上完全一致。
蒋介石所认定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所主张的“军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
。
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一方面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下贯到国家组织结构,是他们共同的选择。
另一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再次下贯到整个社会。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即是奴化教育,“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
30 这样素质低下的人民就可以全心全意跟随国民党。
共产党的党化教育也同样是灌输奴化意识,从中共执政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整顿到执政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就说明了一切。
31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审视党化国家的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结构及其运作的机制上看党化国家的状态。
简单地讲,其一,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
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
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
其二,从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占据上看,这是从制度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考察。
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计划经济最直接体现出这一特点)、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
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机制的形成上看,这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描述。
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
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
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
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
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
“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
“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
“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
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
“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日常权力党化。
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力。
其二,从国家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得以将国家党化的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特质。
“党纲”显示了政党对于民族采取拯救姿态的道德依据,“党权”显示了政党对于国家采取大权独揽统治方式的凭借,“党化教育”显示了政党在物化权力之外的思想上统治全民族的驯化进路。
“党纲”将建党与建国相统一,“党权”将党内支配与党外支配相统一,“党化教育”将党员驯化与民族驯化相统一,从而使得党化国家的运作显得自然而然。
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再简单地归纳一下,在现代边沿上的中国,政党何以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呢?
这与三个因素有关。
一方面,是政党将自己人为地提升为一个代表了民族未来的理想主义团体。
这使得它可以自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具有一种领导全民族的极端道德优越感。
蒋介石的国民党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而我们国民的智识和普通的教育,却又这样的幼稚和缺乏”,不经过党化的及时训练,“国家也就亡了,我们种族也就灭了,当然再不能有独立的希望了”。
32 毛泽东邓小平的共产党同样是这样看问题的。
毛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邓的“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33 的论述都潜蛰着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那种高于全民族成员,而有资格训导全民族成员的极端道德优越意识。
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成为国家建立的动力,因此政党的行政建构就成为后起的国家行政建构的原型,以党代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前引孙中山、蒋介石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一致性的论述,已经可以证明。
后来共产党领袖也一再强调将党内的优良作风带进执政之中,以便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转换为“执政为民”的为政方略。
以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同原则的归并,也显示出以党治国的大思路。
再一方面,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当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具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
这是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得以有效动员社会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党化统治的原因。
这就是为中国政党领袖所强调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34
三、国家二型
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审视坐标,指出变型的现代国家是“政党-国家”即党化国家。
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规范就规范在,其一,它具有先发性。
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分析。
不是说先发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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