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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定位演讲
从《北京文学》的发展探索文学期刊的出路
《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助理王童
如何办好文学期刊,今天己成了期刊同仁非常关注的问题,如何进行文学期刊的改革,也已成了老生常谈,在“改革”一词已成了时髦和流行语的今天,改而不革或革而不改的现状已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与矛盾。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阐释的话,大概是会有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但由于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各自的生存环境不同,指山说海,隔岸观火,难免有脱离真弦,不得要理之嫌。
所以笔者还是从自身所处的《北京文学》的发展说起,也只是一家一人之言,并不能概其全貌,只不过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因笔者曾在报社当过多年的记者,在此十多年之前亦在一家通俗文学期刊也干过,所以对这些报刊的生存状态多有一些感触。
我觉得办报和办刊物有两个不同的侧重点。
报纸是需要有众多的记者广泛的收集各类信息,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提炼改造,以最快捷的速度,将信息通过报纸的版面刺激到读者的视线里,这里面信息本身的含量要超过文字的修饰。
如果说,报纸是以扇面结构的新闻辐射为主的话,那么,文学期刊就侧重在纵深点上,它的内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以点带面的。
可以说,报纸上的新闻点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阅读感是在验证这类真实事件的真伪过程中实现的。
而文学作品则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更多一些。
这样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编辑思想。
梁启超当年在办《时务报》时曾提出唤起民智,增加活力,去塞求通,去浊求清的方针。
我认为今天仍适用于我们。
我再加上去狭隘而求广阔,去短视而求长视,去庸碌而求长进。
以笔者所服务的《北京文学》来说,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政治文化地理位置上,完全有理由将其办好。
如果说,文学期刊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尚有生存之地的话,那么《北京文学》就应生存得更好。
因你很难想象一个老舍、赵树理、杨沫曾任主编,一个因发表《海瑞罢官》被砌入历史的迷墙而引起巨大社会震动;一个发表过众多优秀文学作品,一个培养了诸多优秀作家的文学期刊会悄然消失。
但在现阶段这个社会转型期中,怎样顺之者昌的把刊物办好。
这就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头脑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充分的因势利导。
这也使我常想起邓小平当时在南巡讲话时对当地的领导人所说的:
重要的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一个糊涂人。
虽然这并非是他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只是和他人聊天时说起的,但我认为它恰巧说明事物的道理,在特区的特定区域,许多政策法规不配套和不适应,怎样审时度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就要靠当事人进行准确的判断,使之进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又不致偏离方向。
那么,什么样的方向又是正确的呢?
在这基本点上,赞成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并非是趋炎附势,而是在政策的迷茫点找到的一个准星,为此,我在网上还和他人争论过。
我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充分理解的空间,它从抽象、教条的政治说教中让我们解放了出来。
作为思想和精神领域里的文学期刊自然是获益匪浅的。
但我认为,今天的许多人总在谈学习,但实际上并非去领会其一些精神实质,举例来说,此番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就讲道: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
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
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
古今中外,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结果。
不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既渗透着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又蕴含着时代孕育的理想和精神,既延续着传统艺术的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
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
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
这应该说是总书记直接针对文联和作协工作发表的正式讲话吧,但有多少人又认真学习和落实过呢?
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常常又以僵化过时的思考方式认识问题。
说坚持“三个代表”,并不应仅是贴上个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标签,重复一些空洞过时的口号,而是要领会其发展前进的精神实质。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认识,“三个代表”除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外,还应包括重新审视疏理的“孔孟之道”、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
康德与歌德:
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
祖冲之与爱因斯坦,华罗庚与爱迪生,贝多芬与《粱山伯与祝英台》:
齐白石、黄宾虹与塞尚和毕加索;华盛顿与林肯,马丁.路德金与戍戍变法等。
总之,一切优秀的人类政治文化科技遗产都应是这个组成部分,它引导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广阔的人类前景和生活的目标。
所谓和谐社会同和谐文化就是要兼容并蓄、兼容并包。
《易经》中的保合太和、平衡阴阳二气与孔孟之道宣扬的“德治”、“仁政”都是千年的古人哲学,你能说它不是我们今人的座右铭吗?
文学是其他一切文字媒体的母体,好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便是一个实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影视剧,风靡全国家喻产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笔者有一次在采访张艺谋时他就曾坦言电影依靠文学的兴盛而强大,这话如果更引伸一步来说,便是一切文化艺术的兴盛都有待文学的复兴。
但文学的价值今天以另一种方式让人们认识也是必然的。
詹姆斯懒斯顿说19世纪是文学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
那么到了21世纪,我认为是这两者结合及信息充塞和多媒体齐头并进的时代。
文学期刊的不景气反衬着一些畅销书的畅销,动辙发行5、6万、10几万,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发行了15万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发行了20多万就是个例证。
而《白鹿原》累积发行到了近百万、《易中天品三国》借助电视媒体被天价收购也己发行超百万,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发行40多万更是说明了纯文学的市场效应。
文学期刊虽说有可观发行量的屈指可数,但毕竟还有一些以其自身的号召力挺立在市场上。
这样看来,历史又给一些有事业心的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施展其本事的一个机遇,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自身刊物的生存环境,兴利除弊、各显其能。
举例来说,《北京青年报》连载了《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从分数重压下解救出来的少年英才》,加之辅以贾平凹这样有号召力作家的作品就让刊物本身的发行数也沾了光,那一期期刊竟然在市场上出现了脱销的状况,很让人感到意外。
过去许多人对文学期刊测重刊登报告文学感到有些不适应,但今天来看,在文学期刊中,也许只有报告文学能和社会现实接上轨。
但题材需要调整,如每期都能登出切中社会命脉的作品,就会引起媒体的关注。
《北京文学》近两年多来的报告文学更是因为题材切中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引起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几乎每期的报告文学刚一刊出就被各地报纸争相连载,2002年第5期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和2003年第6期的《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两篇报告文学,还直接引发了读者的争相抢购,推动了这两期杂志在全国的热销乃至脱销,这在当今全国同类文学杂志中也是没有过的。
回首当年克拉玛依大火的报告文学《为了忘却的纪念--目击克拉玛依大火十年纪事》一文刊出后,受到国内外媒体关注,凤凰卫视台还专程找到作者欲作专题节目,各网站也竞相转载,让人过目难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发行量逐年下降这种现实,已经不是新闻,相反,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回升,肯定是文学界的新闻,因为这种情况在文学期刊界几乎是凤毛麟角。
《北京文学》随着内容的革新与发行管理的跟进,发行量却已经连续两年回升:
2002年《北京文学》的固定订户比2001年却增加了12%左右,2003年的订数比2002年又增加了34%。
加上零售,《北京文学》目前的实际发行量已经成倍增长。
在《北京文学》原创版逐渐赢得读者和市场认可的同时,2003年1月,《北京文学》杂志社在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又创办了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同时原创版标名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从而使《北京文学》由原有的一本杂志变两本杂志。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由于在版式和内容上进行后适应现时代读者阅读的思维转换,一进入市场就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加上精选的最新最好看的中篇小说佳作,正不断抢夺市场吸引读者,成为文学选刊中的一匹黑马,由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发的作品精萃、快捷,现已成为文学界的一个作品指南的方向标。
为了切实的开拓市场,《北京文学》适时地成立了有10多个发行员组成的自己的发行部,主管领导亲自宋抓,除了每期将《北京文学》两刊推到市场上,还兼顾了一些兄弟期刊的发行。
当然,《北京文学》同其他兄弟文学刊物一样也面临着生存窘境,也需要输血和输气,但我想你要想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首先是把刊物办出水平、办出影响力。
在这个水平线上,是不存在大刊小刊的标签,只要办得好,有影响力,你就是首屈一指的。
这里,我的经常谈的话题是读者。
但要寻找到自身刊物的读者群,是需要经过详尽的市场调查才能找到的,否则你所说的读者就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
《佛山文艺》的读者群是在其特定地域中的打工妹和打工仔,就是该刊锁定的读者群体,《故事会》《小小说选刊》的读者群或许是一些南来北去的流动人口,或许是那些不堪忍受大块文学作品重负寻找快捷、轻松阅读故事的受众。
诚然,在文学期刊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些刊物自生自灭在所难免,而大浪淘沙下来的一些精品和有市场效益的刊物留了下来,也是必然。
但今天看来,文学期刊在经过一段不景气和萧条的境况下,又有反弹的趋势,以《小说月报》每期后面登载的期刊目录表来看,众多家的文学刊物都还在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刊物。
虽然大家一直都在喊难办难办,可都还在办。
身处在这众多文学期刊中的《北京文学》有理由办得更好,有以下几个理由:
其一,除了上面谈到的天时地利人合的有利条件外,再就是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清晰,这就是,奥运申办成功了,入世也成功了,北京将要迈入国际大都市的行列,给了我们许多机遇。
可以这么说,奥运是个走向世界的步骤,入世也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步骤。
奥运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举措。
入世是一个经济举措。
特别是奥运筹备召开的几年的时间里,给了我们许多接近这一目标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改造我们的刊物,在各级领导的政策和财政支持的启动下使之成为与世界接轨的有品位、有市场的优秀的文学期刊。
其二,我们以其自身的凝聚力和质量有能力组来一批优秀作家的稿子,发掘一些新锐,在接近读者的前题下博采众长、提升刊物的影响力,众人拾柴火焰高。
其三,借助自身的一些媒体,期刊的发行量经过一段稳步的开拓和宣传一定会上去的,也一定会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又要回到“什么是文学”这个老话题上去了。
如果我们非要钻牛角尖寻找出一个真谛的话,那么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理论中,是难以找到各个定位的。
如别林斯基怎么说,雨果怎么说,再往上推柏拉图,亚力士多德、韩愈、柳宗元又是怎么说的,前现代、后现代等等。
但我认为,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的变革和变化中推陈出新的。
诚如今天文学期刊的形态肯定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文学期刊的形态,也不同于赵树理当年办《说说唱唱》的那种式样。
有一位外国作家曾有如下见解:
全看你在什么地点、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感觉到什么——
全看你感觉如何。
全看你得到什么培养,
全看是什么东西受到赞赏,
今日为是,明日为非,
一切就得看情况,一切就得看情况……
所以说,一本有着思想含量的文学期刊也应是在社会思潮嬗变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的变化着和发展着,今日为是,明日为非。
如果,我们非问出一个文学期刊究竟怎么办的问题,那么,有一个非文学的东西可以供我们参照。
这就是美国新闻最高奖,以普利策命名的。
他当年创办《纽约世界报》就发表过这样的宣言: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
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
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这是资产阶级报纸的宣言,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提倡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当然这只是指办报,但文学期刊也是文学界的媒体,借鉴过来,让内容在这个层面上向人的精神领域纵深挖掘、纵深发展也是相互吻合的。
萨特说,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保证文学是不朽的,今天文学的机会也就是社会的机会,必须碰一下运气,如果我们失去机会,不仅作家要倒霉,社会也要倒霉,如果写作艺术注定要变成纯粹的宣传或纯粹的娱乐,社会也就会再次坠入直接性的泥潭。
而我们就不应糊里糊涂地陷在这个泥潭里。
今天如果要想把文学期刊办好,首先就得弄清楚文学期刊的性质和形态,它是一本文学期刊,而文学期刊是需要它的基本粒子——作家来展示的。
聚拢作家的人气是我们必需的。
诚如美国早期的《纽约先驱论坛报》需要沃尔特.李普曼的文章;《美国新闻周刊》需要弗兰克斯的文章、苏联的文学期刊《十月》需要艾特玛托夫和爱伦堡的作品、《现代人》杂志需要别林斯基的评论、日本《文艺春秋》需要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一样,我们也需要那些优秀的作家来
捧场。
广泛地团结优秀作家并扶掖新锐天才是我们的天职。
在我的抱怨文学期刊萧条的同时,反衬着它潜在的繁荣。
实际上,文学期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景气的,而在中国,这样众多文学期刊的涌现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和新的方法可供借鉴,有影响力的《纽约客》与法国的《文学评论》发行量充其量也只有几千份罢了。
文学形态也只是在中国这特殊国情里特殊存在着的。
我们应毫不自卑而又自信地相信,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文字大国,尽管文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经受了诸多磨难几乎窒息,但它仍然顽强韧性地成长着。
诚如17世纪的卢梭所说的:
“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最高的禄位。
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教化风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未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而又不可征服的了。
”文学要向前发展必需要展开自由的翅膀,驰骋自己的想象。
梁启超当年办刊时,就是在这一宗旨下指出报刊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
”他认为戊戎变法以前的报刊之所以不大受读者欢迎,发行量少的核心问题是内容贫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应多方搜寻,合乎人群之需要,顺应国势之昌盛。
而不应夜郎自大,坐井以议天地矣。
他同时提出办报刊要自由为体、道德为用。
自然,百多年过去了,文学期刊的生存空间已今非昔比,但人们追求的目标也许是一致的。
无独有偶的是,当年在鲁迅文学院,就在我们主编班思虑文学期刊的出路时,正恰奉神舟5号飞船载着宇航员杨利伟飞向太空,而千年前的明朝官员万户则痴心妄想地也想用火药把自己炸到天上去。
万户的以身殉天和今天宇航员真正的巡天游,恰巧印证了人类从幻想到实现幻想的过程。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
而在布鲁塞尔航天博览会一进大门也写着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幻想仅仅是幻想,许多人一起来幻想就会成为现实。
今天我们把这些诗句引进文学期刊的扉页中,可以注释出这样注脚:
没有一个模式是不可被破除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文学期刊改革的浪潮漫上堤岸的时刻,《北京文学》已做好了必要的物质和思想准备。
孔子曰:
“天地革而四时成”。
让文学期刊在改革的阵痛后多渠道多触角的辉煌再生。
以上我只是从《北京文学》近年的发展与探索来同各位同仁摸索一下文学期刊的波动脉搏,也仅是一孔之见,兄弟刊物许多办刊经验与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此文获文联理论创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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