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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金大陆: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金大陆: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金大陆「内容提要」上海文革时期的报刊分为四类。
“一月革命”以后,有关部门采取种种措施,对其中的群众报刊进行整顿、整肃和查处(包括巴金家的客厅曾被某“地下报刊”的编辑所占据)。
本文既是对上海文革报刊史的梳理,也可通过展示其状况和过程,观察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
()
「关键词」四类报刊/整顿/整肃/查处
一、四类报刊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报刊,即在缘起上属群众组织或群众创办的报纸,以区别于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等。
()
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成立后,随即出版了4开铅印报纸《红卫兵》。
这是上海文革运动中第一张由群众组织主办发行的报纸(注:
1966年12月,“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被红革会等造反组织查封,《红卫兵》报停刊。
)。
接着,由红革会、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上三司(红三司)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以及由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创办的《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新北大》、《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主办)等纷纷出笼。
表面上看,这些报纸均属某一组织的出版物,宣传上也多留有“声明”、“通告”之类的组织印记。
其实,这些报纸多是所属组织通过造反行动,获得有关部门的批示后,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出版局下属工厂代印的,所以有套红、有照片,字迹清晰,版式正规,有的甚至纳入了邮发的渠道。
根据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的报告,因大量印制革命传单和报纸,出版局于1966年12月供应纸张162吨,1967年1月增加到272吨,所用经费已达38.6万元。
(注: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
《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
)()
与此同时,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或者利用己建立的权威,或者利用已抢占的校内资源,迅速编辑出版了所属的报纸和刊物。
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创办的主要报刊有同济东方红兵团的《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兵团的《反到底》、复旦红革会的《新复旦》以及《新师大》、《新科大》、《二医战报》等。
因大学的资源比较丰厚和齐备,这些报刊多是铅印的,且排版等也都很有模样。
只是它们一般不通过邮局订阅,多在校内散发和进行大范围的校际交流,有时也上街外卖。
()
如果说《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市级群众组织的报刊,以及《东方红》、《反到底》、《新复旦》等高校红卫兵组织的报刊,确因其组织地位的显要,产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了高悬着的舆论风向标。
那么,作为文革中群众报刊之基础而存在着的,是上百份由区,局系统的造反组织和一般市级组织编发的报刊,例如,由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主办的《海运战报》、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主办的《火炬报》,以及由上海革命学徒总司令部主办的《造反军战报》、上海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办的《红色聋人》等。
这些报刊因主办方能掌管或调度一定资源,也都是铅印发行的。
同时,这些报纸因主办方规模、能力等诸因素的局限,以及政治形势的错综变化,除少量的报刊品质尚佳外,一般均质量平平,发行不正常,有的甚至只发行了几期就夭折了。
至于各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所编发的油印小报,在全市估计有数百份,有的相当精致,有的则不堪入目。
但它们确实在底层共同构筑起了上海文革群众报刊的基础。
()
综上所述,上海文革运动中存在着三大类报刊:
第一类为《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等公开发行的官方报刊,以及后来由市革委会批准出版的《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第二类为工总司、红代会等市级群众组织和主要高校的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第三类为各区、局系统和广大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编发的报刊。
然而,这种格局在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全国大武斗和全国大批判牵动整个舆论关注起“首长讲话”、“各地消息”、“幕前幕后”的时候,便悄悄地异变出了第四类报刊——由某些人群自发组织编印的“地下报刊”。
()
固然,这与整个形势的演变相关。
据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称:
自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发表后,各单位“到市革委会印刷接待站要求印刷批判资料的人日益增多,4月3日一12日,共用纸5114.5令印刷各种小报和宣传、批判资料。
”(注:
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7期称:
“特别是10日-12日三天内,前来要求印刷的人络绎不断。
印刷资料有959批,品种有《刘邓一百例》、《炮打刘少奇》1-3集、《砸烂刘家王朝》1-6集、《刘少奇档案处理》、批判《论修养》、《陶铸罪行录》等40多种,共547863份,用纸1706令。
印刷小报和大会专刊9种,共38万份,用纸277.5令。
”)正是因为这种大批判的气焰甚嚣尘上,再加上各地大武斗的消息骇人听闻,上海部分第二类报刊和绝大部分的第三类报刊(包括不断面世的新报刊),均以极大的热情和较大的篇幅搜寻、刊登此类来自四面八方的“小道新闻”。
复旦、华师大、上外、铁道学院、体院等院校的“简讯”几乎一天一期,四个版面也大致固定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
应该承认,这类报刊的消息因为假借了“权威”,通达了“四方”,揭示了“幕后”,而赢得了广泛的市场。
然而,恰恰又因为这种“市场”的形成和存在,终于催生出了第四类报刊,即“地下报刊”这一怪胎。
()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1967年3月16日,由于“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共中央对报纸宣传问题作出了有关规定。
例如地方报纸应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参照《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不许刊载戴高帽子、罚跪的图片和使用“砸烂狗头”、油炸“的词语等。
(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页。
)其实,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且《文汇报》、《解放日报》均是上海”夺权“的急先锋,所以上海两报非但不是告诫的对象,还是各地的样板。
当时,上海两报的许多社论被中央转载。
例如为配合前面所提及的戚本禹的文章,4月2日《文汇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人民日报》随即转载,并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注:
文新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第394页。
)()
确实,从全国范围看,上海的文革运动不仅是趋前的,而且是独特的。
具体表现在新闻管理方面,在全国按照中央意见开展整肃群众报刊的时候,上海却同时指示《文汇报》、《解放日报》要重视向红卫兵小报学习。
1967年8月14日,姚文元还专程从北京写信,再次强调上海两报“要重视广大群众中的新事物,要看红卫兵的报纸”。
(注:
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
)于是,报社制定计划,开展了“搜集、阅读、运用革命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小报的工作”。
《解放日报》指定专人与上海的群众报刊联系,并指派2人赴京,与北京的群众报刊挂钩;《文汇报》除了对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动员外,还邀请部分红卫兵报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报的宣传计划,并于9月7日起增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文摘”的专栏。
(注:
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
)()
看来,上海方面在某个时段中,是有目的地维护红卫兵类群众报刊的独立位置和发展空间的。
因为正是此类报刊代表着某些群众组织的利益和观点,才能时时表现出“革命性”和“造反性”,才能不断地与《解放日报》、《文汇报》形成互动和互补。
这即是说,一方面群众报刊可以显露造反派的锋芒,并给予官方报刊以造反派的鞭策和补苴;另一方面官方报刊不便声张的消息(例如查封沪办“12.7、12.8”行动等),则可通过群众报刊进行宣传和报道。
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不仅证实当时的第一类报刊和第二类报刊是相互沟通的,确实也是上海文革期间新闻管理的重要特色。
()
三、对第二类报刊的整顿
据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称,当时全市群众组织出版的报纸有34种,已登记未出刊的有26种。
中央分配给上海的全年纸张总量为25930吨。
由于文革运动需要印制大量的批判资料和传单,《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以后发行量增加,估计5月份印制《毛选》的纸张将供应不上,9、10月份出版《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闻纸将断档。
为此,政宣组曾召集各群众报刊负责人会议,在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前提下,提出联合办报的思路:
1、工人方面办一张《工人造反报》,其它司令部和单位的报纸均取消;2、中学、大学红代会(筹)各办一张报纸,中学系统各组织的报纸均取消,各大学的报纸作为校刊存在,纸张自己解决;3、由版司、上艺司、上体司等合办一张文化类的报纸;4《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因工作特殊,同意在系统内发行。
(注:
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
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再次提出《意见》,明确指出工总司所属《工人造反报》(每周二期,大报四版,15万份)、大学红代会(筹)所属《上海红卫兵》(每周一期,大报四版,15万份)、中学红代会(筹)所属报纸(5天一期,小报四版,10万份)、版司等筹办的文化类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至10万份)、各大中小学校教师造反组织筹办的一份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万份)以及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等共7份报纸经批准外,其它群众报刊“一定要出版,我们均不负担纸张和安排印刷”。
(注:
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
)应该承认,这两份文件针对膨胀的群众报刊与紧缩的纸张供应,既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原则,又提出缩减造反报的对策,摆事实讲道理,确实有理有节,煞费苦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宣组的指令并不通畅,以至常常发出无奈的叹息。
例如,政宣组在4月20日的《报告》中抱怨:
关于联合办报的建议,“由于认识不统一,至今还没有一张报纸联合起来”;(注:
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在5月9日的《意见》中坦言:
除批准的群众报刊外,一律“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自己负责”解决出版事宜。
(注:
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
)在此,是政宣组的权威失缺呢?
还是遭遇到群众组织的挑战?
事实上是夺权以后的局势决定了政宣组站在了社会管理者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发出清理和整顿的指令;而各群众组织则站在了小团体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在形式上继续保持革命造反的姿态,在内质里却坚决维护革命造反的阵地和利益。
这种出于不同位置、不同需求的僵持,是需要整个形势发生格局性的转变才能解脱的。
()
7月初,市革委会政宣组曾对上海的群众报刊作过一次模底探查,得出的结论是:
全市共有各类群众报刊256种,仍铅印发行的报纸50多种,刊物65种。
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报纸25种,刊物36种。
(注:
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可见,政宣组“压缩”群众报刊的计划以及“不承印”群众报刊的表态,均没有得到执行和落实,反倒是大量的第三类报刊充斥着、搅动着整个上海的报刊“市场”。
于是,政宣组只得借助“上海增产三百万套《毛选》的纸张没有着落”,“供应上海的宜宾、江西造纸厂因内战激烈,已停止生产。
福建南平纸厂因运输阻塞,无货来沪”,已影响《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等理由,再次向市革委会申诉“群众组织的报纸、通讯、资料品种繁多,印数很大,重复浪费”,并重提了原先的压缩建议。
(注:
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尽管当时社会已呼吁“归口联合”、“复课闹革命”,有些系统和单位的革委会(所谓新的“权力机构”)也宣告成立,各群众组织的风头有所减弱,基础有所松懈,甚至地位有所摇动,但其构架仍在,活动继续,政宣组的这类申诉和建议仍然不能达到“压缩小报出版”的目的。
()
1967年8月4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强力围剿上柴联司,并迅速剪除社会上的异己势力。
随即,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谋划成立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进一步在全市掀起“九月大联合高潮”,指令工总司各机构限时统一归口。
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工人群众,基本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专题报道。
其它系统和高校的群众组织也都裹挟在这种趋势中,通过反复而艰难的谈判宣布联合。
例如9月13日,出版系统的“版司”和“版联”宣布联合;9月19日,复旦、交大的红卫兵组织宣布联合。
这种以工总司为主轴的整合各群众组织的运作,在集中权力、增强权势的同时,大大削弱了各群众组织的规模和实力,甚至使之出现了躯壳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因5月14日中央发出文件,指出各地群众报刊存在着“反军”、“泄密”、“庸俗低级”等问题,上海也曾采取了检耷行动。
由此,政宣组“压缩小报出版”的转机,即形势的“格局性转变”,终于发生了。
()
10月中旬,政宣组向市革委会递交了《关于加强对革命群众组织报刊领导的请示报告》,以果决的口吻指出:
“基于前一时期社会上各类小报杂志的出版、发行的混乱状况”,“完全有必要对全市报刊重新作一次全面规划”。
其原则为“主办单位必须是市一级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大联合组织,区、县、局机构基本不办报刊”。
《报告》提出可办12种群众报纸,4种群众杂志,“其它一律停止”。
(注:
12种报纸为《工人造反报》、《财贸战报》、《教卫战报》、《体育战报》、《上海红卫兵》、《红卫战报》,属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及文艺(文化、电影)、出版、科技、政法系统各办1份。
4种杂志为《教育革命》(大专院校)、《红卫东》(团市委)及普教、文化(电影、出版)系统各办1份。
后市革委会分管领导王承龙作出批复时指出,《工人造反报》属“三报一刊”之内,应考虑提法。
)12月1日,市革委会政宣组下达了根据批复后修定的《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宣传品的出版、印刷、发行的若干规定》。
除了将《工人造反报》升格为“三报一刊”的系列外,正式同意出版以上所列的15种群众报刊。
上海的第二类报刊终于被压缩了,第三类群众报刊更是土崩瓦解。
经历了1966年时的狂放和1967年时的繁杂,当我们检索1968年时的文革报刊资料库,除了能见到上述几张被指定的报刊在飘摇中苦苦支撑外,其余的均失去了踪影。
固然,这是政宣组几经努力的结果。
其实这更是上海的群众组织渐渐走向式微的表征,是上海的文革运动从无政府的“群众造反”,渐渐走向有政府的“组织革命”的佐证。
()
1968年1月18日,市革委会召开领导成员会议,确认当年上海用纸缺口10738吨,并制定了《文汇报》每天70万份,《解放日报》每天50万份,《工人造反报》每期16.5万份的印数计划。
会议重申对小报“必须尽量紧缩和严加控制,不得冲破限额”的意见。
(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沪革(68)第13号。
)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也针对全市9千多个工矿企业中,“用公费订阅《工人造反报》的,已达75000份,平均每厂公费订阅7-8份,一年财政支出28.8万元左右。
中学红代会也打报告,要求按班级公费订阅《红卫战报》,全市中等学校1802所,约25000个班级,计公费订阅需3万份左右”的情况,提出“各革命群众组织一般订阅本系统编印的小报,并订阅在厂、校一级”,“公费订阅的份数按照单位大小确定,主要用于公共阅览场所的张贴,班组由私人订阅”的意见。
(注:
1968年1月23日,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
《关于基层单位革命群众组织订阅各种小报的请示报告》。
)一方面出于政治形势的演变,需要加强组织管理;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形势的逼迫,需要进行资源调控,仅存的十几份群众报刊的阵容,也因种种多变的原因在不断地缩小。
例如1月13日,上海铁路局军管会宣布,已编印74期的《铁路工人造反报》停刊。
(注:
《上海铁路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上海铁路史志资料卡68-2-1.)同时,《教卫战报》也宣布暂停出版。
()
说明:
已公开发行,但没有列入该份“日报表”的群众报刊还有《财贸战报》、《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
接着,1968年4月25日,由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上海红卫兵》与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的《红卫战报》宣布合并,从“忠1号”起开始出版新的《上海红卫战报》,且更换了采编人员。
应该承认,这是政宣组整顿群众报刊工作的继续,也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它告诉社会,告诉所有已临近分配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
“红卫兵”的旗号仍将传接下去,但当年“风起云涌,呼唤天下”的身份和威风,已一去不复返了。
期间,由红代会主办的《教育革命》也停刊。
8月下旬,市革委会有关领导批示:
《财贸战报》停出,由《工人造反报》提供一定的篇幅反映财贸战线的斗争,请政宣组按此原则整理其它小报。
(注:
1968年8月28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关于整理本市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初稿)。
)于是,政宣组举办了仅存的10家群众报刊负责人学习班,学习中央二报一刊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流毒在小报中的反映”。
同时,政宣组还召开了工人、贫下中农、教师、红小兵等座谈会,听取意见后于9月16日上报了整改方案,其内容为:
《上海红卫战报》、《农业战报》继续出版;《教育革命》、《大批判》、《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停刊;《文艺战报》、《体育战报》、《造反》合并后筹办一份反映“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报纸。
(注:
1968年9月1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
《关于整顿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
)通过这次整顿,至1968年底,上海的群众报刊已所剩无几了。
()
1969年4、5月间,《上海红卫战报》和一直在高校里作为校刊发行的《华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宣布终刊。
就此,作为群众报刊起家,而后纳入“三报一刊”系列的《工人造反报》,似是而非地成为唯一的存在了。
()
两年以后的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
《决定》指出:
因“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
(注:
1971年4月16日,《支部生活》第15期,第2-3页。
)4月15日,《工人造反报》出版终刊号,至此,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史划上了句号。
()
四、对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那么,面对主要由第三类报刊构成的丛杂的小报(即区、局系统和基层单位群众组织编发的报纸),上海是如何整肃的呢?
()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
《意见》肯定了群众报刊在文革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出了现在这类报刊“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进意见”:
1、一律不许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及中央内部文件;2、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3、必须迅速制止群众报刊的泄密现象;4、着重从政治上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搞“黄色新闻”、“马路新闻”等。
(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4-6页。
)()
在此,将中央的《意见》与同期上海的《报告》、《意见》等比照辨析,可发现中央的《意见》主要强调了群众报刊宣传中的失误,所以要进行“改正”;而上海方面的文件则着重申明资源紧张,所以要进行“压缩”。
那么,是否上海的群众报刊不存在中央《意见》中所指出的“失误”呢?
上海从来不是一块净土,只是当时政宣组的着眼点在于压缩第二类群众报刊,而暂缓了对丛生于基层的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考察上海的群众报刊,中央《意见》指出的“失误”确实广泛、庞杂地存在于第三类报刊中。
不久,市革委会政宣组便根据中央《意见》的精神,对各群众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
()
据1967年7月10日政宣组披露的检查情况称:
1、有的报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
例如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中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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