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发展之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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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发展之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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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发展之路
中国企业进展之路
厉以宁:
社会主义打算经济体制跟市场经济体制,差不多上建立在公有制差不多之上的,打算经济体制是跟传统的公有制相适应的。
传统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那个国有制是政企不分的,投资主体不明确的,而那个集体所有制,是虚有其名的。
因为集体究竟是谁呀?
落实到谁身上?
谁也讲不清晰的。
从打算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提出个问题了,那确实是讲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跟新的公有制相适应。
那什么是新的公有制?
新的公有制现在看至少有四种形式。
一种形式确实是通过改制的国家独资企业,通过改制的国家独资企业是政企分开了,包括国家一个投资主体或者国有的几个投资主体所组成的,然而这只在少数专门部门、少数企业中。
第二种形式是大量存在的,确实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是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有国家投资的在里面,然而也有非国家投资在里面,共同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今后是新公有制的,一种大量存在的形式。
第三种形式是什么呢?
第三种形式,确实是公共持股的所有制形式,也确实是公共所有制的形式,或者叫公众所有制的形式,包括今天以各种形式通过股份制合作制上市,也包括那些家族企业通过改制以后产权开放了,来成为一个公众持股的企业,这种企业今后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新公有制企业。
除了以上三种还有第四种形式,第四种形式确实是通过捐献而成立的公益性基金,公益基金所办的企业,因为它不是政府投资,因此不能属于第一种形式,它也没有政府投资在内政府参股,因此不属于混合经济性质,它也不是公众集股所组成的,因此也不属于第三种形式。
然而它一旦捐献出来以后,成立了公共基金以后,它将成为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随着我们经济的进展,这类基金将会越来越多。
什么缘故我们今天要谈如此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地点我们看到是特不清晰的,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的是新的公有制形式。
我在国外考察的时候,经常听一些国外的朋友在讲,中国的国有资产重组,无非是进行私有化嘛,中国正在进行私有化。
错了,我对他们讲,你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不是在进行私有化,中国在进行新公有化,只要你那个个人企业,家族企业规模扩大以后,你就必定要产权开放,公开招股,持股成为上市公司,这就成为了公共所有制的形式。
因此讲在政协讨论的时候,有同志认为,咱们索性把民营经济定名为私营经济,什么缘故呢?
因为过去之因此定名为民营经济,是因为这些私营老总有顾虑。
现在“十六大”开了,你们的顾虑就不必要了,因此如此的话,索性正名为私营经济。
但有人就不同意了,讲那个体户放哪儿去呢?
个体户它也不是私营经济依旧有区不的,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就索性咱们按照现在差不多惯用的讲法,应该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定为非公有制企业,那就要问了,混合经济所有制能放到里面去吗?
因为混合经济所有制其中有国家的投资呀,你不能讲这是非公有的吧,还有完全是公共持股所占有的企业呢,公共持股占有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集体所有制,你能够讲它是非公有的吗?
因此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在民营经济专题会议上讲,先不忙正名,民营经济确实是民营经济,模糊有模糊的好处,太精确反而就不准确了。
什么缘故?
我们要动态看问题,民营经济其中包括了家族私有的如此一些企业,然而它正在变,正在朝什么方向变,一旦产业开发规模大了以后,就要走向新公有制企业,我们为必这么着急呢,我们民营经济差不多用了这么多年了,为必现在就改,一改了以后铁板就钉钉了,你就私营了,你确实是非公有了,我们先不忙定它,进展一段在讲。
从动态观点看问题,从整个进展中来看问题。
今天什么缘故要提出那个问题?
我觉得是特不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明白了,从全世界的经验来讲,一个国家当它人均收入,GDP达到一千美元以后,这将是个重要的关卡。
进展中国家能够分两类:
一类进展中国家,比如讲像新加坡、像韩国,它过了人均一千美元的关以后,专门快由两千美元、四千美元、八千美元,直线就上去了;但另外一类国家,像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到了一千美元以后,进到一个徘徊不前,总是一两千美元多点,就来回在这儿转,上不去了。
那缘故何在呢?
我们讲人均一千美元,什么缘故是个关口呢?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人均一千美元以后,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土地费用就上升了,原来的比较优势就慢慢淡化了,因此外商就不到你那个地点来了,就到其他地点去了,已有的资本可能还撤走,出口也困难了。
这就表明,在人均一千美元那个时期,重要问题要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假定你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你老是用国外的话,你那个时候,你其他条件变了以后,那你将失去竞争力。
第二点,人均一千美元以后,生活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少数贫困地区以外。
可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要求同意教育,要求公共卫生、医疗改革,要求生活福利,要求环境爱护,各方面的要求,要求文化艺术,各方面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跟一千美元以下就不一样了。
这时国家财政必须有钞票,国家财政要没有钞票的话,没法来应付如此一种情况。
第三,在人均一千美元之前,尽管贫富有所差不,然而那个时候,因为整个社会还处在一个不发达状态,因此那个矛盾并不特不显著。
可人均够了一千美元以后,那个贫富差不开始显示出来了。
贫富差不显示出来之后如何办?
一定要想方法,要加快扶贫,要加快对困难户的救济,要关心低收入的人增加收入,要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那确实是讲国家要有钞票,第二产业要进展,劳动密集产业也要进展。
第四点,人均收入到了一千美元以后,人们参政议政的要求就高了,就不跟一千美元一样了。
他要求政府的运作更加透明化,要求对政府的监督加强了,要求对廉政建设的要求高了。
这种情况下,相应地政府必须注重自身的改革,不然适应不了那个要求。
正因为如此,因此在当前那个关键时刻,人均到了一千美元以后,摆在我面前的是经济能够一步步上去呢,依旧将陷入一个长期徘徊的一个时期?
什么缘故今天提出了进展民营经济?
因为这是特不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民营经济它之因此能成长,它有两个方面缘故:
一是科技型的民营经济,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今后解决现在社会上的大量就业问题。
只要我们的经济进展,包括民营经济的进展,包括国有资产的重组,走向新公有化。
如此的话,我们的财政收入才能得到保障,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来应付出现的专门多低收入者的问题,贫困者的问题。
因此当前进展民营经济是特不重要的。
由此可见,人均一千美元是一个关键性的关口。
中国改革必须加快,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改革,那个问题,假如不从理论上弄清晰,政府,包括各级地点政府,就会顾虑重重,生怕被人扣上私有化的帽子,结果耽搁了国有资产重组。
同样的道理,那个问题不从理论上弄清晰,民营企业、民间投资也会顾虑重重,见好就收、见好就停,结果对国民经济不利。
因此当前必须树立新公有制观念,以坚决所有制改革的信心。
什么缘故我今天在那个民营经济论坛上讲,我们不再进行私有化,不是私有化,我是新公有化?
新公有化那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对政府官员来讲,地点的官员,你能够放心大胆去做去,不要怕人扣你那个私有化帽子。
我不是私有化,我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新公有化,对民营经济来讲,你不必再去顾虑什么资本,我正在朝新公有制方向走啊,只有我突破了家族,一家所有的规模变大以后了,成为公众持股企业的话,我确实是走向了新公有化了,因此那个问题特不重要。
下面还有必要指出,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一定要振兴民族经济。
民族经济不仅指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在内,民营企业是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现在讲振兴民族经济,不仅是包括老工业基地改造、新工业基地建设、国有企业进展,也包括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确实是我们的民族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讲,2003年春天,“非典”来了,有的外商撤走了,但民营企业一家都没有走,它不肯走,它不情愿走,它的根就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不是民族经济是什么呀?
因此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晰,它确实是我们的,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如此的民族经济,我们不爱护 ,还爱护谁呀!
最后我还想讲明两个问题。
今年夏天有二十天的时刻,我在东北,到了专门多工业都市,我有一个体会,他们感到了最怕听什么话呢?
不是省级干部,是地点的干部,跟国有企业的干部,听“国退民进”这句话,我讲你干吗要老讲 “国退民进”那个提法呢?
本身也没有什么,你把民营也作为新公有制,不就问题解决了。
而且更重要的,不要去提“国退民进”,确实是传统公有制,通过资产重组,改为新公有制,那个问题不就解决了。
他们还可怕什么?
那个民营企业来了,外地的企业来了,把我的利润都夺走了,我让利了等等,太多了等等。
你那个看法,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那个故事是北大MBA的学生讨论时所讲的龟兔赛跑。
大伙儿都明白,兔子骄傲,半路上就睡着觉了,乌龟就跑第一了。
但是MBA学生讨论讲,龟兔赛跑不是只跑一次,它还跑第二次呢。
第二次赛跑,兔子输了不服气,它吸取经验了,第二次再跑,兔子一口气就跑到了终点,坐在那儿等,乌龟慢慢就爬到了,因此第二次龟兔赛跑,是兔子赢了。
那乌龟又不服气了,咱们跑第三次吧!
那就跑吧。
乌龟讲了,前两次赛跑,差不多上你指定的路线跑的,第三次赛跑,得由我指定的路线跑;兔子想了,反正我跑得比你快,你爱如何指定路线,就如何指定路线。
好吧,就按照乌龟指定的路线跑,兔子又是当先了,跑得快。
到了河边被挡住了,一条河把路挡住了,终点在对岸,兔子傻眼了,乌龟慢慢爬到了,乌龟就游过去了,乌龟就跑第一了。
它俩又赛跑,要跑第四次,咱们干嘛这么老赛跑,咱们就优势互补吧,咱们就协作吧,咱们和解吧。
如何跑呢?
陆地上兔子驮着乌龟跑,河里面乌龟驮着兔子游,共同达到终点,双赢结果。
一定要明白,民营企业假如参加国有企业的重组,是双赢的结果,一定要想到这一点。
你就不是什么让利问题,而是共享更大的利润。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句话都过时了,我们明白那个庙,离开河边都比较远。
有三个庙:
第一个庙,三个和尚商量的,每个人要挑水,一旦挑起来,路太远 就累了,挑一点水就行了,不情愿挑第二次。
三个和尚商量,咱们协作吧,一人挑一段,我挑第一段,交给你接力挑,再交给第三个人挑,我坐那儿等,休息,空桶回来我又挑,如此就不累了。
一会儿三个和尚,把缸里的水挑满了。
第二个庙,老和尚就引进了竞争机制,定下了新的庙规。
把三个徒弟叫来,你们都去挑水去,谁今天水挑得多,晚上吃饭加一道菜,谁今天挑水最少,晚上就吃白饭。
因此三个和尚你追我赶,一会儿把水缸里的水就给挑满了。
第三个庙,三个小和尚一商量,如此挑也累,山上有竹子,咱们把竹子砍下来,竹子当中再打通它,连在一起,装一个辘轳在河边。
第一个和尚坐到河边去摇,桶就上去了;第二个和尚漏斗往竹桶里一倒;第三个和尚坐在边上休息。
三个人轮换,一会儿水就满了,这叫技术改革。
你就这三个方法。
你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要协作、要引进新机制,要技术改革,如此的话,三个和尚水多得用不完。
协作对象是谁啊?
民营企业进来了,因此讲专门多问题,我们都要这么想,我们的思想不就开阔了嘛?
为必老去计较那些,我又让利多少了 我又吃亏了,你不吃亏,共享更大的利润,一定要有这种方法。
因此我们讲,假定我们在民营经济的论坛,跟今后民营经济的各种研讨会上,大伙儿都抱着如此一点,确实是讲我们的协作,我们共同来使中国的经济上去,为了如此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相信民营经济,能进展得更好。
感谢大伙儿!
柳传志:
我想从我们自己做企业切身感受谈谈,就国有体制企业的要紧问题是在哪儿?
我觉得那个旧的国有体制的问题,大伙儿都讲得特不明确了,全然的问题确实是主人问题。
那个企业到底有没有主人?
那个主人对企业的利润感不感兴趣?
在那个股市上,那个投资人一般差不多上这么讲,要对那个企业持续增长的利润感兴趣,确实是你这股票的高低,不仅是利润还要增长,还要持续增长,这人家才花钞票买你的股票,你的股价才能升上去,然而现在我们要看我们那个投资人,到底对那个利润是不是感兴趣,这就决定那个企业,到底能不能办好的一个特不重要的方面,一般的那个出资人,他以什么形势来对企业来进行运作的呢?
差不多上差不多上靠着自己的那个股份,再派代表在董事会里占有席位,然后那个董事会的席位如何办呢?
一个确实是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做出决定,还有一个确实是决定企业的,治理者是谁?
他自己能够不做决定。
比如讲是个弱势董事会,董事长不如何管,让那个总经理管,那么他选择总经理,同时对总经理要做出激励,这些东西都对企业有着特不直接地阻碍。
有一个特不大的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我跟他有深入的谈话,他那个企业有专门大的亏损,他给我讲亏损的重要缘故确实是企业资本的付出太大,他们也确实是讲每年要付十几个亿的利息,我讲什么缘故会付这么多的利息呢?
就因为当年投入的时候,投入了几百个亿的钞票,贷款来了之后,生产出的产品过时了,那么因此完全卖不出东西出来。
那么什么缘故会做如此的决定呢?
是因为当时是当地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做的那个决定,那么当时做决定的人如何样呢?
这是多年的事,早差不多一拨换了一拨,因此到今天确实是变成无头债,你找谁吧,好几届往常的那个领导做的那个决定,那么实际上也确实是讲那个领导本身,对那个企业的利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考核那个领导是不是进步也不考核他所投资的企业的利润如何。
另外还有像我们自己所在的那个高技术企业,我觉得高技术企业里有一个专门大的问题确实是咱们国家提的问题,确实是高技术产业化的问题。
高技术产业化的实质是什么?
是那个钞票变成技术,技术再变成钞票的过程。
在咱们国家钞票变成技术好办,清华,北大,科学院全搭上,把钞票投入下去产生技术。
然而技术如何变成钞票呢?
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它实际上包括了企业治理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企业的机制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国家的部委或者有些地点,要做那个高技术产业化,老认为这是个技术问题,因此大量的做技术投入,实际上问题不在这儿,他没有把技术弄变成钞票的环节弄清晰。
有一次我参加那个“八六三”的顾问会,在会上多数的专家学者,谈的差不多上技术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水平,而做企业的人谈的不是那个,更多的是讲有了那个技术之后,是不是能赚得回钞票来,如何能得到回报。
那个角度确信是不一样的,那个地点面也就讲明了作决策的人是不是对利润感兴趣,这极其重要。
第二点我想谈的确实是,关于投资人对企业治理者选择的问题,多数的时候国有企业出资人,可能是政府的领导或者是政府的部门,他派的总经理本身去治理企业,那么从什么角度去选总经理?
那个因此就特不重要。
民营企业或者讲像我们跟利润直接有关的人做股东的话,那选择那个企业的负责人,比如德才的标准,德,一定是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是不是他,那个总经理从企业的利益之中谋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因此确实是对那个企业的治理了,再深层次确实是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制定战略,是不是专门好的指进战略,会可不能带队伍等等。
然而假如是从那个国有企业方面来讲,专门难免的会从政治因素或从其它因素去选择那个企业治理者。
我想我自己举个例子,这是对那个人在调动使用的时候,在1992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公司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岗位上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发觉了他有贪污行为,发觉了以后确实是研究如何把他换下来的问题,当时就没敢动,什么缘故呢?
他即使有贪污,要把他动了以后呢,换了不人,换了那个人上来以后,得到的损失比不贪污的人上来,比那个贪污的数字还要大,因此我的要紧方法,赶快找到比较适合坐那个位置的人调到他周围,不声不响的先工作三个月,把情况熟悉了以后,然后再跟他谈话,把他最后开除出公司,进行了处理。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坚决要调动他,假定讲不光是我们明白,职员都明白,那我就会不顾一切的,要把他开除撤换,缘故确实是他会对我们文化根基有阻碍,因为职员不明白,我内心明白他,我是预备按部就班的调动他的,以为会有姑息,那是不行的,不是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来处理这件情况。
我想这在人的安排上,可能跟利润负责和不跟利润负责上,那个处理方式上会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方面确实是对治理者的激励问题,那个治理者本身,能不能有正确的激励,那因此是极其重要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激励的作用,一般的投资人对企业的治理的激励应该是恰到好处,如何样能够让他发挥出最大积极性,而他待遇本身又最合适。
你比如讲,像我们往常去到世界各国,做Road show 确实是做路演,叫各国的投资者买我们的股票的时候,投资人一听讲你是国有企业,又有国有控股的背景,都难免要问你那个话。
你们这公司挣多少钞票?
你有没有股份,他们的观点确实是讲,假定你公资过低,你又没有股份的话,我如何敢投资花专门多的钞票买你的股票让你来管呢?
他不放心,这是一种情况。
因此投资人对这件情况的本身,他一定是有一个合适的度,一定要让我们那个治理者,不仅要把他当成一般的责任来做,还需要当成一个事业来做,是用如此的方法来进行物质和精神的鼓舞。
比如讲像那个企业的治理者,那个除了工资,物质鼓舞上,工资、奖金和股份,什么东西能够最全然的调动他的积极性,我们应该如何去考虑这些问题?
那个会想得比较透彻。
比如讲对企业的高层治理者,不仅那个奖金要考虑他当年起的作用,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做的决策,到三年以后才能起作用,那么也许三年以后,那个时候发三年前的部分,那个奖金,那就从那个时候来考虑这些问题。
所有这一切差不多上从物质角度上来考虑,如何能从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
比如像联想的股份制改造,其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确实是能够让当年创业的老同志,能够退下来,让年轻人到第一线去工作,不然的话,假如我们不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话,当年跟我一起创业这些“老人”,他们比如因为年龄精力的关系差不多不能胜任今天的工作,然而你要他赶忙离开岗位,或者从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不到退休年龄,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因为在他创业的过程之中拿了专门低的工资,做了专门多的情况,到了今天果子熟了,树上要摘果子的时候,你让他们到一边去,换了年轻人来做,那个专门难实现。
那么现在的做法是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实际上确实是讲,你们做园丁不合适了,换了年轻的园丁,那么他们在那个分果子往常,先把树上苹果摘一筐给你们送到家去,你们在家里面,让他们来做新的园丁,那个做法就特不合适。
因此从股份制改造那个角度上讲,从激励方式上讲,如何样对企业有更大的调动,那个做法就最为合适。
第三部分,我想除了激励以外,确实是关于那个国有企业,从机制本身上讲专门容易形成那个宗派问题,我跟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有过讨论,确实是在那个企业里面,发生有宗派问题,宗派问题确实是比如讲那个企业的总经理,下边有一拨人,专门明显是属于他的人,常务副总经理又有一拨人,党委书记又有一波人,企业到了这种情况就专门难运作,那么产生那个问题的缘故是什么呢?
确实是因为那个企业的要紧负责人本身,退下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假如企业的投资人他自己的利润跟企业的利润不能够直接挂钩、直接联系的话,那个企业就没有真正的主人,就专门难进展。
在咱们国家国有企业难以进展还有两个专门的缘故,我觉得在国外国有企业进展也有专门多问题,然而中国有两个更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确实是:
出资人作为政府官员来讲呢,第一点是他们太低薪,那个薪俸太低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从咱们国家政府的官员所掌握的资源权利,他们要做的情况实在太大,然而他们拿的工资实在太低,太低以后就专门难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那个企业之中就容易作为产生腐化的一个环节。
我不能认为讲高薪养廉是一个充分条件,然而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政府官员本身还没有得到更全面地监督,那个监督机制本身也还不是十分健全,这因此属于政治改革的内容,得一步步的来,但这两个方面,就更使得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处置上更加为难。
如何改的问题我就提三条,一个确实是国有独资的企业,因此是越少越好。
因为在以后我们国家,还有某些领域一定是要由国有企业独资来办的,希望这种领域是尽量地少。
第二点确实是股份制企业,刚才厉教授讲的这种新公有制企业,一定要有对利润感兴趣直接挂钩 ,如此的股东占的比例要多一点,要大一点,那个企业才能健康进展。
第三个确实是高科技企业,以人的因素为主那个企业,应该让治理者持有更大的股份比例,感谢大伙儿。
张维迎:
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特不专门的题目,《什么决定企业的退出》。
我们明白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企业进入、退出差不多上经常的事。
我们经常讲创办一个企业难,事实上企业的成长更难。
在美国,一年有几百万的企业生长、出生,然而真正生存下来的,十年之后可能不到百分之几。
然而这种生存与退出,差不多上由市场去竞争,由竞争当中的效率去竞争。
你在市场经济下,你有自由竞争的权利,但你有没有能力生存,就不是你的自由能够保证的。
这要你真正地有那种核心竞争力。
那么过去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有进入、退出,然而我们跟市场经济不一样的是什么?
是在于我们的进入也好,退出也好,差不多上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决定的。
那我们现在关怀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的退出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
我在那个地点要报告的是如此一项研究,是我们最近在过去一年里对中关村地区的企业的进入、退出的研究,那么这些数据全部是由中关村科技管委会来提供,它涵盖了中关村科技园,1985至2002年所有获得高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了有效的年度的报表的企业。
那我们就用如此一套数据来看一下,在那个中关村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导那个地区,那么那个企业的退出有些什么特点?
确实是什么因素在决定那个企业不存在。
那么为此我首先要定一下什么叫进入,进入在我们那个研究当中,指的是那个企业,获得了高科技企业认证的时刻为进入的时刻。
退出是如此定义,假如你在好比讲去年你在高科技企业名单上是有你的,今年没有你,那我们就认为你是退出了。
那么我们从那个图形上,能够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面那条蓝线是企业进入的数量,那么我们看在1997年之前企业的进入数量相对比较少,每年大致是五百家左右,然而1998年开始企业的进入数量就大幅度上升,那么到2002年之后,中关村园区每年进入的企业有二千家。
同样企业的退出也是,那么一开始我们看到,退出的企业大致是每年进入五百家新的企业,可能退出有三百家企业,可能不存在了,那么特不到1996年有一个时刻,退出的企业和进入的企业数量都差不多的,随后,随着进入的企业数量增长,退出企业也在增长,然而那个差距也在变大,这也意味着好多进入的企业进入以后可能存在下来了。
如此中关村整个园区企业的数量在增长。
我们在中关村发觉,企业的年龄越大,它死亡的可能性越大。
那么我们好比讲整体来讲,以2002年为例,那么年龄是一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99%,年龄是八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81%,那么那个增长是特不快的,因此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这几个数据,只有七年的历史,也许到了第十年之后,过了那个期了,可能企业的死亡率就会降下来了。
也确实是讲我们能够预测,或者讲一个企业在中关村或者整个在中国,活十年以上之后,再有死亡的话,可能性就相对小了。
但至少在给定我们那个数据区间内,年龄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死亡,那么因此这可能有好多的缘故,越新成立的企业,它的技术、它的体制,特不所有制方面,它解决得比较好。
而且老的企业,好比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成立的企业,可能差不多上“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现在的我们政策放宽了也好,不愿再戴红帽子了,因此一个方法,他就把它注销了,然后新办一个企业,因此在那个统计上,仍然表现出它的死亡、退出。
下面我再给大伙儿报告一下,我们整个统计分析的结果,那么大体我们得到有如此七个差不多的结论:
第一个是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
第二个结论,企业的年龄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
第三个结论,净资产越高的企业,企业越容易退出。
第四个结论,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生存。
第五个结论,研发人员比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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