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精选多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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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精选多篇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精选多篇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
(一):
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么薄的书能写出这个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唯一扣的一颗星是给了翻译,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就是叙事太多,高潮来得太晚而结束的太早。
思想随时随地都与文人与皇帝的关系有关,当文人在学术和代理人之间二选一的时候,更多的人选择了权力而非学术,学术开始为正统服务而并非独立,思想文化更趋向于维护统治的武器而并非活跃,当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文人必须要为正统买单,而当统治稳定的时候,文人才可以从缝隙中去影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宰相从分庭抗礼到代理人,最终文人的朝廷只是一段,构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史学回忆。
从影响民众到影响一个人,从理想转向实用,从中原到江南。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
(二):
两宋,中国转向内在
处于中华文化“高原区”的北宋在遭遇“靖康之难”后文化开始内转。
而这一直为人所忽视。
大家历来只重视北宋的经济与市民生活,在北宋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表象之下,其实暗潮涌动,中华文明已经开始出现质变了。
尤其是二宗北狩,高宗登基之后,朝廷的嬗替与异族的压力导致中国开始滋生“汉族文化中心主义”,士大夫身负国耻家恨,对汉唐的推崇加剧了对异族统治的憎恨。
最终进而导致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
这种心态到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对外来文化的漠视。
中国开始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王安石变法遗留下来的朝野纷争仍然在南宋延续。
基于复杂的政治宗派斗争,导致保守派和改革派互相倾轧不止,新儒学与旧儒学无法融合,进而也无法组建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
政治挂帅和文化相轻使得南宋在无法打开外部局面之后,只能矛盾的开启自我保护机制。
由此影响深远,中国彻底丧失了汉唐包纳四夷的开阔胸襟和盛世气象。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三):
在哪YD向
真的是太久]看Wg了,X子不蛴冒。
以後取每月一本吧,作者_宗明x,_提供了一全新的角伤蔚恼治D向(其原副祟}是Intellectual-PoliticalChangesintheEarlyTwelfthCentury,感X文化D向@拥姆g是有欠考量的),在看多了f碚f去那N{之後真f分感x@拥e出心裁,伤蔚姆比A商品,蓬勃的城市化,l_的韧赓Q易,成熟的文官制度,甚至是P的使用和流通,都人有一N近代W洲的eX,@很可能是因橛辛巳球比^史W的先入橹鳎不自X的W洲史W做了⒄障担本的理前提是:
不同文化的演MK]有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著我坏能道、^相同的特定步E前M的,不同文化常有不同的l展重心(然@Y需要指出的是,此一理前提m合Wg,不m宜用碜稣治上的狡q,不然在太危U,原因是什麽你懂的),Q句碚f,就好像你不能用F代人的眼光f古代人不合道德或者y,西方角_是把p刃Γ看你用不用。
喜g政治的T君可以拿@和X穆的v代政治得失φ砜矗ㄖ领什麽@Y只列e了X穆的一本呢,因在不好意思,e的]有看^啊M可修,然有一}是不喜g多v@},那你v真是多此一e啊M可修),然能再找妆鞠嗤主}的恚多多益善,竟不同的角思考}是能砀多的收,一l道走到黑是需要相勇獾摹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四):
v史中的《中D向仍凇
@是一部在Wg史中有_意x的著作。
其提出的南北宋之差,即使在F在也是研究宋史的W者值得P注也需要探的}。
可惜依f有太多人囿於“唐宋革”或朝代分而⒅忽略。
其史R的流露t是此最大的成果。
另一被^少P注的I,t是其Α笆看蠓颉比后w的重(p13-14)和ΦW一}"走向正y"的P注(p130)。
值得注意的是,2012版的x者普遍表F了Υ的失望(7.2的u分,^之02版的8.0可以f明S多},截止2021年3月16日)。
Y原因有二:
第一,此\有今日看砟w\之,比如《三Y》的衰微wY于新政以及之後的反ε傻馁H低(p27),以及其他u中提到的热荨WS多渴望闹械玫疥P於“伤沃H的文化D向”洞的x者X得沮省
第二,也是我J樽钪匾的原因,t是W者以今r(至少是21世o初)的眼光看待一部出版于1987年的小浴80年代的Wgh境、思考方向、理深度乃至Y料流通,都和F在有巨大差,以今天的砗饬慨r的著作,似乎有些苛求。
另一方面,@本的厚度和c厚度不相符的r代、研究V度也]定了其热o法^於深入。
今W人早已m了烂堋⒄C/考的中/西方著作,因此不m,也僬常。
翻g上,w冬梅教授的措o^佳,但其引文]有使用《mY治通a(或m通a)》《宋元W案》等h字,而是沿用了⑾壬的HTC,SYHA等英文s,算是白玉微瑕。
另,@次新版热]有化(字~e`似乎]甚N化),可喜的是,r格也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五):
政治是Q定一切的
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作者写了一句关键性的话:
“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来都是皇权政治。
赵宋官家无论是赞同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神宗,还是玩弄权术至登峰造极之化境的高宗,他们维护皇权政治的初衷与本质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进步,还是皇权专制的退步。
纵观全书所一直在围绕阐述的所谓“中国文化转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内向化”,实质上都是皇权政治演变的“表象”。
所以单纯讨论北宋时期的精英文化是如何渐趋保守,直至南宋时期保守主义的“道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以及王安石变法中的理想主义如何被新儒家的道德保守主义所打败的,至少是不丰富的。
应该看到的是“皇权”这只无形的手,一直在作为杠杆撬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进程和方向,其支点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
这既是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历史大趋势,也是赵宋皇朝的新现象。
所谓新,在于它既确立了一个新阶层――士大夫阶层,又不完全信任它,反而让它一直处于分裂至少是分散的状态。
皇权利用士大夫治国而不享国,共治又不共有。
历史证明,无论是选择实用主义的变法革新还是保守主义的道学,皇权政治总是最终的获益者,巩固的是赵宋政权。
至于中国历史的最终走向,并非它的考虑范围。
所以,中国文化在两宋之际转向,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偶然之处首先在于最高统治者即皇帝对实现皇权政治的方式的选择――神宗选择共治,高宗选择专制;其次是精英阶层即士大夫阶层的表现和改革的最终效果:
前者与他们之中的领导人物的品格、观察力、执行力、文化修养以及理想性息息相关,比如王安石;后者又要依靠天时地利人和来检验,比如女真人的崛起让王安石变法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羊,客观上也促成了道学的兴起。
所谓时势,国运也。
所谓必然,事物发展到顶峰阶段必然趋向保守,必然缺乏外扩的动力,必然固步自封,这样才能为它的衰退创造历史时机。
物极必反放在政治文化领域说的也是一个时势和国运的问题。
读完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必苛责王安石和朱熹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必为政治上的激进和无为争论个面红耳赤。
存在即是合理。
赵宋官家既然能够选择其一,至少证明在当时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用今天的眼光和世界观去解读八百年前的历史,恰恰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六):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
本书作者与其他人关注点不同,他主要论述的是两宋时期文化的转型。
他从学术上,论述了宋代学术的内敛特征。
他着重论述了南宋高宗时期的政治是如何影响南宋文化转向内敛的。
在学术上,作者论述了宋代文学、经学、史学和以儒学为表现形式的哲学的特征。
文学上,北宋时期文学家们革新科举文体和内容,“以艺术手法将寻常字词编织为激动人心的语言、简洁的词句和优雅的片段,来表达微妙的情感、深邃的思想。
壮阔的景象和惊人的见解”。
而12世纪的南宋,更加倾向于抽象性思维。
经学上,一个整体的宋代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但是,分开来看时,南宋除了朱熹对经学研究的贡献,其他大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史学上,南宋史学著述超越了北宋,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和百科全书的编纂都可以为此观点做支撑。
儒学是作者重点论述的部分,在他看来,儒学思想是宋代学术的最高峰。
新儒学也集中表现了宋代文学的内敛特征。
他们强调内心体验、内省和个人心中内在化的道德观念。
作者将宋代儒学分为了以北宋王安石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派和道德保守派。
制度改革派虽然也旨在提高道德水准,但他们提倡改革。
“他们相信道德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目的可以达成一致”。
道德保守派又根据其特点被分为道德先验论者和新儒家的先驱。
道德先验论者是新儒家将“德性提高到天理的层次以对抗人欲”;新儒家的先驱是对道德保守主义者,尤其是程颐学说的追随者。
宋代儒学从北宋五位大儒的改造,再到朱熹的集大成,最后成为王朝正统学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而王朝将新儒学选为正统,则是取决于政治上的利害权衡。
因为当时南宋王朝面临着新崛起的蒙古人入侵,急需统一王朝思想,依靠道德呼吁以提高士气。
而新儒学在众多儒家们的积极倡导与全国范围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新儒家将自己的教义树立为王朝正统,但他们本身就已转向了内在,将教义完全地渗透进整个文化后,更加失去了变革的力量。
内在的特征更加深入。
作者对于南宋政治的论述,则是在论述导致新儒学趋于内敛的原因。
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内乱,采取陈腐的军事措施,还将精锐的军队部署到京畿地区,而不是边防线上,指示边防遇袭是不能及时抵住攻击。
北宋王朝覆灭后,12世纪的“南宋王朝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
南宋王朝建立后,同样抵挡不住女真族的攻击。
南宋王朝为了求得和平,屈辱投降,不仅向女真族赔去大量的款项,还要自称是女真族的下属或臣子。
自取其辱的行为由王朝最高统治者开始,逐渐影响了士大夫、官员们。
他们大多成为了墙头草,甚至有些官员在女真族的控制下建立了傀儡政权,公开与南宋王朝对立。
但是朝廷并不会诘难他们,甚至觉得宽宏大度的态度能使他们回来。
在相权与皇权上,高宗频繁更换宰相,而“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
专制王权逐渐转为独裁统治。
而且,高宗为了选择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人,任由忠臣被陷害。
在作者对南宋宰相赵鼎的研究中,充分展现了这一方面。
秦桧抓住高宗想要议和的想法,开始陷害赵鼎,想要独掌相权。
秦桧死后,他采取一系列的平反命令,恢复了赵鼎的死后哀荣。
由此,可以明白,在秦桧独掌相权时,高宗早就对他心怀不满。
可是,秦桧当时权力膨胀,高宗轻易动不了他。
南宋政治黑暗,专制王权转为独裁统治,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创新,知识分子有问不敢说。
在悲哀和困惑中,知识分子逐渐地转向内省和回顾。
他们期望建立一个道德社会,为王朝注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他们道德没有底线,儒家传统道德逐渐泯灭。
知识分子们反对变法,并把北宋的衰亡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他们认为内在的道德建设犹为重要,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七):
政治h境中的文化D向
怎Nf呢,@缺好久了,@次新版一出砭唾I了。
也S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X得此的有些表面,]有深入。
Wg或者f文化c政治M起硌芯浚@必⑹俏硭枷搿⑽幕史研究的一重要途剑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
毫o疑,中古代的Wg也好,文化也好,最K是跟政治M在一起的,而且Mo密,Wgc政治的M可能比外要o密得多。
@也S有S多方面的因素,粗略言之,自h代儒家尊之後,儒家思想c政治的o密Y合首先就定了儒家思想c政治的天然M。
其次,科e考的行,W者⒄提供了一l路剑比起世u制、F族制,然使W者c政治的M更榫o密。
但不知什麽,也S是受哲W史的影吧,F在於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是集中在Wf、思想等仍用妫很少乃枷肱c政治@非常重要的方面碚述。
⒆咏∠壬此文⑽幕的l展c政治Y合起硌芯浚可^是卓有R的。
之所以有@拥目捶ǎ或者f法,也S是由於作者身在海外,受海外Wg的影吧。
於我碚f,海外hW研究最大的I大概是在眼光、眼界方面,他常常奈意想不到的地方入手碜餮芯浚於文化c政治的Y合研究,倒不是海外,古代早有人@NY合著f的,但作榭W研究,深入者_不多)。
@於我q如_了一扇窗,可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⑾壬或S是受@N海外研究L獾挠绊,能奈幕、政治Y合的角度硌芯伤挝幕的D型吧。
(余英r先生《朱熹的v史世界》f也是在西方Wg影下的a物,要是]有L期的西方Wg的影,我X得不太可能a生那拥闹作,即使有,也S也只是\Lm止的吧。
然,余先生此,也有太^之。
@也S是余先生的L格,《寅恪晚年文C》一似亦有求之^甚之。
但@些小}z毫不能影余先生的ゴ蟆#
然,⑾壬此的作另一重要影也S是中的Wg鹘y。
中向以史W殍b戒之W,是以政治是史W最殛P注的基c。
⑾壬作鹘y走向F代的那一代中W人之一,也S受此影,把政治史看作是特e重要的一c,是以,在文化史的研究中,也要M政治砜础.然,@粹是臆y之o,毫o根,只是我自首返南敕T了。
⑾壬把文化c政治Y合起硌芯浚可以f甚具卓R。
而看到伤沃H的差,那更是卓越的史R的wF。
今人好唐宋革,@也S是受日人的影,如前商焓Yd嗨f外人是害的嘛。
在中地位低下的r代,崇洋媚外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於Wg碚f,s不能一味的崇洋媚外,是需要有自己的思考的。
唐宋革之重要是o可厚非的,但伤沃g的革,或者f宋元之g的革也S是更大的,什麽人一股X湎蛱扑巫革,而於@些同又匾的化s而不呢?
(然,而不f得也有c^了,是有人研究的,只是]有那N多T了。
)所^崖山之後o中@蛹ち业挠^c,什麽]有深入的研究呢?
也S正如⑾壬⒄治c文化M起硪樱在@拥Wgh境下,我要保持民族FY,有些是f不得的。
我只能承J蒙古之ゴ螅承J我大汗曾捉征服W洲,只能借此意淫。
至於所^的元朝是我亡、亡天下,s是不能f的。
不然,就是破FY了。
扯h了,拉回怼
我必承J⑾壬此文的卓R,史R也是一史家最橹匾的|西,也是Q定一W者能否成槌晒Φ氖W家的PI。
毫o疑,⑾壬是具有卓越的史R的。
在@c上,⑾壬^κ成功的史W家。
但是,f回恚成也何∈何,正是西方的Wg背景成就了⑾壬的野,但也由於西方hW研究多未能深入的F,可以f,⑾壬此也有此一毛病,是X得有N隔靴搔W,未能Md之感。
⑾壬WgD向c政治Y合起恚但X得有c太^表面化。
q如f某h之取得天下是靠皮厚和欺_,@m有一定的道理,谋砻婵硪埠苡幸馑迹但w是不蛏钊氲模]有能蚩吹礁深拥|西。
⑾壬此也是,⑽幕的D向c政治Y合起肀]有e,但文化w是一}s的系y工程,不是如此表面的分析就能解Q的。
@方面似乎很有深入的空g。
最後,ff翻g。
不知道e人怎N看,反正我X得此的翻g是不e的,翻gL不是很重,看著]那Ny受。
有人f此的引文在翻g回淼r候什麽不意g,回g楣盼摹N易约涸本也是@N想的,什麽不呢?
作者是⒖剂嗽文的,@淖g者f某l原文在某某而不是作者所注的某某那一l中可以看出怼5什麽作者不回g呢?
在看的^程中,我臆y,是不是有@拥目赡埽悍g本就是υ文的一N解,墓盼淖g橛⑽模@之中就有作者υ文的理解,英文也wF了作者的理解,@N理解也S和原文有微出入,也S有意x大小的DQ,甚至有理解不合ce`。
如果把它g回古文的,就看不出作者的理解了。
然,@只是我的一N臆y,也S是太^臆y了。
本只是想在加入豆列r删湓,作樽约鹤x^此的,]想到一下子敲得有c多了,那就短u吧。
是橛。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八):
道德理想的现实困境
“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
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
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
”
这段写于全书末《余论》的结尾处的一段话,犹如一条穿越在交错的历史时空中的隧道,将笔端关于“两宋之际”和“新儒家”的论述蓦然间带回了近现代乃至此时此刻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
时过境迁,世殊事异,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政治与学术的微妙关系,以及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其间上下求索的艰难的心路历程,却仿佛一幕幕似曾相识的悲怆的历史剧集的再现。
书读至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才恍然对于著者的良苦用心产生了一丝出于共鸣的明悟――“以古喻今”“借古讽今”,这正是中国史家和史学基于强烈的现实精神而独有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历代中国学人在诉诸笔端时仿佛宿命般不可也不容回避的永恒责任。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的副标题为“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①,从一般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著者所沿循的研究思路是:
在史学界普遍强调“唐宋变革”②、而将包括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在内的整个300余年的宋代历史视为一整体的、笼统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史-文化史范畴的情形下,以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在现实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为切入点,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前后由于亡国之耻的震撼而引发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逆转以及期间士大夫在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领域及其互动中所展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集体心态的变化,从而得出结论“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序言》,页1)。
书中并未明言“转向内向”的具体所指,这实际上归因于“内向”一形容词在语义上的多重涵义即多重解读,而书中各个章节之间的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具有逻辑线索性的多角度论述,实质上围绕“内向”一词对两宋之际士大夫特别是书中所指称的“道德保守主义者”集团的心态变化作出了全景式的呈现。
其一,这一“内向”首先发生在学术与政治、或大而化之谓“道统”与“政统”的碰撞互动中,其结果是专制皇权的空前膨胀(以高宗一朝扭曲的君相关系即皇权与代理人的关系为主要表征,详论于第五章“专制政体与宰相们”)导致这一批“道学型士大夫”③在政治上屡屡受挫甚至在心理上感到“遭受玩弄”,因而对现实政治基本采取消极回避、不予过问的态度,专注于本学派的教育和著述事业。
其二,这一“内向”更为显著地体现在新儒家学者的理论构建上,以“北宋五子”开端至南宋朱熹臻于完备的“理学”④尤为突出地凸显了传统儒学中“内圣”的一面,高擎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空前地凸显了人作为伦理学主体的庄严伟大”(李泽厚语)⑤,从而使得此后中国士大夫在学术上的视野,越来越向内收窄于自身内心的体察、反省与修养,而鲜具对现实的行政能力和专业技术的关注(直到明清之际朴学的兴起和其后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才对此有所反拨,但依然未能拓展到上述现实领域,这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畴)。
其三,这一“内向”在理想成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之后,藉由专制政治的力量而向全社会进行了全面、系统、广泛的无孔不入式的渗透,从而使“内向”不仅成为理学士大夫的某种性格心理,而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从而深刻影响到此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如社会结构的重新板结僵化、乡村宗族意识的全面加强、明清政府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等⑤。
概而言之,著者所提出的“转向内向”即大致呈现在上述三个方面:
士大夫对政治的内向、士大夫学说的内向、由士大夫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的内向。
论述这样一个时空集中、线索繁多、背景复杂的历史过程,无疑令人联想起所谓“宏大叙事”的历史笔法。
然而本书著者却能在仅15万字的篇幅中,条分缕析地清晰展现这一两宋之际的重大变化,尤见作者功力。
然而限于笔者的阅历和功底,本文无意也无能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谈论本书在材料组织和历史写作等方面的借鉴意义,因而唯有就其内容而言,试图接近著者在全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命运的感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亦即“士大夫”阶层,在这一称谓本身中即蕴含着自身难以避免的一对矛盾:
“士”意味着位处草野的知识精英,作为弘传儒家学说的学者而自命掌握“学统”⑦;而“大夫”则是身居庙堂的国家官僚,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和源出天命的皇权的执行者。
一方面,“士”必须将自身的知识“货与帝王家”,使自身在社会中的游离状态依附于现存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成为官僚之后的“大夫”又必须竭力恪守自身作为儒家学者的道德和学术上的义务,努力保持自身的品质清正和人格独立。
因而,“士大夫”一词当中实际包含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朝与在野、倾心学术与倾心政治、靠近道统和靠近政统等在内的多重矛盾因素。
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中庸》)、“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等等言论,亦不啻为对这种矛盾心态的侧面反映,同时亦展现了在强烈的道德主体意识支配下,优秀的士大夫试图在二者之间做出调和与平衡的卓越努力。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士大夫在现实的行为上,就不可避免地落入本文标题所说的“道德理想的现实困境”。
以本书所论述的历史时空――两宋为例,道学型士大夫一方面始终渴望“得君行道”⑧,使自己的学说为专制君主所认可并推向全国,通过全面提高社会道德而重建秩序,以期实现其“回向三代”的最高道德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政治又始终保持着疏离的心态,总以“道统”传承者的文化尊严力求保持独立性。
而在这样的特殊时空之下,士大夫阶层连同其学说最终被皇权或谓现实政治所利用,也就成为了某种悲剧性的必然。
事实上,透过全书的立体论述,作为读者不难看出,无论是高宗前期对道学型士大夫的赏识、中后期重用秦桧而打压道学型士大夫、孝宗时期在北伐舆论下对理学的重新重视、宁宗时期对“伪学”全面压制的“庆元党禁”直至最后理宗时期正式确立理学为官方正统这五个历史阶段,横跨1127年至1240年长达一个多世纪,决定道学型士大夫及其学说命运的,始终不是学理上的论争,而是皇权的现实政治需要。
从高宗到理宗,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历代皇帝自身的个人偏好,但他们对待包括理学在内的各派学说的根本标准,依然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专制逻辑。
包括理学在13世纪地位的逐渐抬升乃至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其主要原因亦是当时蒙古在北方崛起并宣称自己为中原文化的正统,从而促使南宋王朝将目光投向了理学最为津津乐道的“道统”,用来证明自身的文化正统性和政治合法性。
此后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对理学正统地位的不断加强,亦概莫能外。
最后,笔者不得不重新回到开篇那个沉重而带有悲怆意味的现实命题上,那就是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样面临的尴尬处境与艰难抉择。
这一矛盾的最典型者,无外乎前期的康有为与后期的郭沫若,对这二人的评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之间,显然呈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两极分化的极端现象,也使二者作为最大的争议人物长期被学界视作难以全面评价的对象⑨。
二者皆游走于学人与政客之间,在学术上拥有震古烁今的惊人艺业,但在政治活动上却又饱受诟病。
笔者只想原则性地善意地指出,二者从根本的文化人格层面而论,都成长于比较典型和完备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教育环境之中,系统而扎实地接受过儒家经典的道德塑造和学术训练,因而也不可避免地身怀这种矛盾心理。
特别是在百年中国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背景之下,他们的学术创造和政治活动亦因之而坎坷沉浮。
但这并非他们个人独具的性格缺陷或人生选择,而是某种带有普遍意味的身不由己的身份的悲剧,以及时代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每一位近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严复吸烟而死、章太炎装疯卖傻、王国维自沉殉道、赵元任逃离故国、梁漱溟致力“乡村建设运动”而屡遭失败、陈寅恪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不得善终……与西方“为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职业”的知识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特别是对于政治的关会,总深感身具某种特殊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这一点正是传统士大夫矛盾人格的真实传承。
正如今天鲜明地带有某种“中国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职一样(注10),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应当如何继承传统士大夫的人格遗产,如何在恪守现实关怀的同时,不致始终落入“道德理想的现实困境”而造成一次又一次上演的在专制政体下的悲剧命运,这正是一个值得所有当代中国学人共同思考并作出努力的重大课题。
最后,笔者欲引用顾颉刚先生在那篇感人至深的名文《古史辨自序》中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篇不成功的借题发挥文的尾声:
“我要忠实于自己的生命,则为社会所不容;若要改作委蛇的生存,又为内心所不许。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了!
然则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一点粗略的科学观念,有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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