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正义 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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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正义 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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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正义案例
公平与正义案例
篇一:
《公平与正义》观后感
《公平与正义》观后感
科学是整理过的知识,而智慧则是整理过的人生,康德如是说。
这个暑假看完了《公平与正义》系列公开课,不敢说收获了整理过的人生,但愿能捕捉到几簇智慧的火花。
失控的火车面对两条轨道,一条上站着一个胖子,另一条上站着五个人,如果能控制道岔,你选择牺牲哪一方?
这是桑德尔的问题中最著名的一个。
我们可以一直追问下去,正义可信吗?
爱国主义合理吗?
我们常常把公平和正义这些词汇挂在嘴边,却鲜有人真的深入了解过他们的含义和标准,这堂课就是要让我们怀疑和推翻那些“理所应当”,去思考、去衡量、去纠结、去接受“理性的折磨”。
首先,让人欣羡的是这样的课堂氛围。
在这个课堂上,大家都是理性思考的个体,不会因为自己的观点是少数就选择沉默,没有人会用道德来绑架另一个人,指责他人”功利或残忍“,甚至没有哪一种选择被宣称是最好的选择,没有哪一种观点被冠以“真理”之名,他们只是在思考和追溯。
哲学教授MhaelSandel真让人印象深刻!
他在讲坛上喜欢用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诘问、提示、辩论,也不乏幽默的调侃。
引发跨界的、多维度的探索兴趣与学习热情。
学生们被激活了的思想或天马行空,或火花四溅,这种头脑风暴似的教育氛围真是让人耳目一新。
教授举的例子是生活化的,或者历史上确实发生的事情。
这些例子也让人纠结,难以抉择!
比如,课程
刚开始,桑德尔教授问:
“如果必须选择杀死1人或者杀死5人,你会怎么选?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教授MhaelSandel在他的讲座里提出这个假设的情景,有多数的学生投票来赞成杀死1人,来保全其余五个人的性命。
但是Sandel提出了三宗类似的道德难题-每一个都设计巧妙,以至于抉择的难度增加。
当学生站起来为自己的艰难抉择辩护时,Sandel提出了他的观点。
我们的道德推理背后的假设往往是矛盾的,而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的问题,并不总是黑白分明的。
在第二讲中Sandel介绍了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Bentham(杰瑞米?
边沁)与19世纪的一个著名案例,此案涉及到的人是4个失事轮船的船员。
他们在海上迷失了19天之后,船长决定杀死机舱男孩,他是4个人中最弱小的,这样他们就可以靠他的血液和躯体维持生命。
案件引发了学生们对提倡幸福最大化的功利论的辩论,功利论的口号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JeremyBentham(杰瑞米?
边沁)在18世纪后期提出的的功利主义理论-最大幸福理论-今天常被称为“成本效益分析”。
在第三讲中Sandel举出企业运用这一理论的实例:
通过评估衡量一美元在生活中的价值来作出重要的商业决定。
由此引起了功利主义的反对观点的讨论:
即使当多数人的利益可能是卑鄙或不人道的时候也强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是否公平?
前四讲,集中讨论了功利主义模型,在这种模式下,组织的管理者尽可能地比较分析各种不同的方案可能给不同的组织利益相关群体带来的效益和成本,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这种模式的难点在于管理者如何确定每一利益群体的相对重要性,如何精确测量某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每一利益相关者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利弊。
简单说我们无法决定五个人和一个人谁是更有价值的。
非常崇拜康德,他反对功利主义认为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尊严而我们必须尊重它而尊严和权力并不是因为我们支配和拥有自己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理性而独立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自由的选择和行动。
康德的观点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自由?
我们具有理性,理性是我们从动物中脱离。
康德推理:
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追求享乐和回避痛苦,那我们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这样我们就成为了这些欲望的奴隶。
在康德看来,自由是本能需求的对立。
广告效果是施加一种外界的欲望刺激。
康德的自由:
自由的行动就意味着自主的行动,自主的行动就是尊主我为自己设定的规则而行动。
人不仅是行为本身的工具,也应该是行为的目的。
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在于行为本身,而是在于行为的动机,与意志的品质有关,与行为的意图有关。
某一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行为的动机。
“高尚的意志之所以高尚,并不是看他的效果,他本身就是高尚的,即使尽了最大努力也一无所获。
”动机赋予了行为的道德价值。
不能把人当做达成目的的手段,人本身才是目的。
只有出于职责的动机,才是道德的,出于自私的动机,即使是有利于公益的,也是缺乏道德的。
桑德尔教授在课堂上涉及到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涉及范围非常之广,在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情况时,他是不可能完全预设的,但是他仍然能把握课堂节奏达到游刃有余,这与桑德尔教授自身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等是离不开的。
同时,他对于教学内容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比较深刻的认识,对于学生的即兴回答有着巧妙的处理、推进和引导,他在课堂上涉及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的论著,为学生的学习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桑德尔教授关于哲学的思考,考验着我们每一次站在道德与法律、公平与正义上所做出的选择。
他告诉我们,对哲学深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道德和我们的信念有更深入的认识。
政治哲学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它可以让讨论成为现实。
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在最后一讲中Sandel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
是否有必要找到美好生活的原因,以决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民的权利?
如果是那样的话,是否可以争论或者证明美好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学生辩论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在决定婚姻目的这个问题上的作用。
Sandel作总结时指出,我们作为个体,可能永远不会同意许多道德哲学问题的争论点。
不过他认为,一方面,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了解他人价值观的好机会。
正如Sandel在课程结束时说:
“此门课程是要唤醒你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带你们到何方。
如果我们至少做到了这一点,如果理性的不安继续折磨你,那我们便不是一无所获!
”因为这种理性上的探求,将把我们带向更健全的道德观,更完善的制度,更美好的世界!
篇二:
公平正义理论资料
公平正义理论框架
一、案例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
三、中国社会公平正义观构建的问题及对策
一、案例
个人所得税1799年诞生于英国,作为以“劫富济贫”为立法初衷和主要功能开征的一个税种。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于1981年开征,规定了800元为个税起征点。
2021年,个税起征点从现行的20元提高到3500元,一直持续至今。
调高起征点,能促使社会税赋朝向社会最不利者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却提出“个税改革勿带仇富心理,把富人的钱征了以后来补贴给穷人,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平衡财富,但是谁还愿意去赚钱呢?
”我国税赋的主要群体是工薪阶层,而即使是贫苦大众,由于起征点低,也不得不缴纳一定数量的税,这真的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吗?
无独有偶,20年8月12日发生天津爆炸事件,许多明星和富人纷纷慷慨解囊,马云因没捐款,被您逼捐。
个人所得的财富如何使用理应取决于个人,但当个人所得的财富被社会道德绑架之后,还是公平的体现吗?
赞不赞同马云被您逼捐,理由?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
正义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博登海默所言: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当前,对正义问题剖析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属罗尔斯《正义理论》。
1.
罗尔斯“正义”概念提出的背景
罗尔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哲学界,伦理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面临着种种矛盾,诸如陷入越战泥潭,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建立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来化解冲突,这就为罗尔斯提出“正义”的概念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2.
罗尔斯“正义”概念的基本内容
罗尔斯认为,罗尔斯认为正义的核心就是平等,在他看来“正义即公平”。
具体来说,“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利益的公平分配,说明正义的要义是公平,这种公平联系于人们所说的“公平游戏、公平竞争、公平交易”中的公平。
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为了全社会利益也不能加以侵犯。
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结合前面的两个例子)。
3.
罗尔斯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最全面、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包括公民的各种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
二是差异原则,即应当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既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符合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
在以上两个原则中,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如果违反了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也就无足轻重了;同时在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机会原则优于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两个原则暗示着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利益。
三、中国社会公平正义观构建的问题及对策
(一)主要问题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稳步前进,政治民主广泛推行,人们对自身权利义务的明确与伸张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机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种制度弊端与社会矛盾被激发,社会不公平现象频发,不断引起大众对生活环境与社会制度的抨击与深思。
针对引发当前的社会现象深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古至今,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改革理念提出之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特区发展迅速发展的同时部分地区经济联动发展,受政治经济因素与地域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实力差距逐渐拉大。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影响各地区居民收入与生活质量,必定引发民众不满与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公平主义发展进程,为和谐社会建设埋下不稳定因素。
2.
居民收入差距悬殊
在近年来社会热词调查中,收入差距一直高居榜首,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发展前景,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视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问
题。
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第二,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化;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
自203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超过0.4的警戒线,2021年基尼系数高达0.491,20年我国基尼系数虽然下降为0.469,但仍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见下表。
3.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社会保障是由宪法和法律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合理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方式。
“社会保障”连续四年成为两会热点话题中最受民众关注的话题。
自《社会保险法》颁布以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展,20年49750万人参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比20年增加1381万人。
20年社会保险基金增长13.8,总计32900.9亿元。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复杂的人口结构而言,我国社会保障进展现状并不乐观,社会保障工作形势严峻。
(二)对策
1.
完善经济制度建设,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程度的物质前提,现阶段,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必先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夯实公平正义的基石。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应调整经济发展策略,统筹区域经济;缩小贫富差距,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改革分配制度,加大社会公共服务投入。
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合理分配社会公共利益与资源,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措施,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结合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形势,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应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社会保障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
第二,提高社会保障全民参保率。
第三,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总体转移支付水平。
3.
开展公民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公民教育是国家统一开展的关于政治知识、法律知识、社会政治伦理与政治价值观念方面的知识普及,“它要求公民具有明确的政治知识、对国家的制度及各种政治现象具有明确的政治认知,进而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心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教育主要内容侧重法律知识教育,政治伦理、观念、权利等知识的宣传并没有进行定期、定量教育,大多是基层干部口头通知,使得群众对政治权利一知半解,加之大多数公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能力发展受限,造成我国公民主体意识基础极其薄弱。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提高公民主体意识。
一是普及公民政治教育,扭转错误权利认知。
政府应拓展渠道,大力宣传公民政治权利知识,提高公民对国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使公民明确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及意义,尤其在监督权利的行使方面,培养公民“理所应当”的主体意识,参与社会管理,转变公民“权力本位”、“官本位”的错误认知。
二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加强公民教育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引导,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培养公民权利意识、主体意识。
同时,国家也应重点加强行政工作人员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确引导。
制度措施的制定要以公民的利益为导向,确保公民参与制度建设,在行政执行过程中遵纪守法,提高公民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认同,积极履行岗位职责,维护国家形象。
篇三: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但坦白地说,仍然有很多经济学家与作为经济工作者的政府官员认为,要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必须会妨碍经济效率。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界关于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仍然主要局限于1980年代中期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相矛盾的观点之上。
这一观点的源头主要有两个。
一是新古典增长模型。
这一模型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经济增长水平高低,与人均资本量的高低呈正比。
也就是说,社会产出中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越多,人均占有资本量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而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又来源于储蓄。
但在这些模型中,无一例外地认定富人的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
更重要的,富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利润的目的,又使社会储蓄能迅速转化为投资。
所以,如果让社会越不公平,即让钱更多地集中于富人手中,社会投资将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所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你要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而你要强调效率,你就必须付出不公平的代价。
二是早期发展经济学观点,尤其是阿瑟?
刘易斯(ArthurLewis,1954)和西蒙?
库兹涅茨(SimonKuznets,1955)的所谓“二元结构”理论。
他们都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分划分为现代部门与前现代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前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而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要件就是,现代部门中的要素收入要远高于前现代部门。
这一观点的确隐含了这样的看法:
如果没有现代部门中要素所有者收入远高于前现代部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经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经济学界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
“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应该承认,公平与效率在一定时期的确存在矛盾的一面。
也正因此,基于改革开放前经济效率不高,我们党曾经提出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
这对于我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然而,包括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告诉我们,当经济增长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分配应该趋向平等。
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经济学进展更是认为,当以包括人力资源投资、土地初始分配状况等在内的财富所衡量的不公平状况持续恶化,将对效率或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妨碍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首先,不公正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碍经济效率。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North,1995)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
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
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即“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即“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
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
所以,让人们感觉不公正的制度,就会妨碍经济增长。
用一个比方:
如果努力做蛋糕的人,不能多得到一份蛋糕;而那些只想用各种手段从已经作好的蛋糕中多划拉一块的人,却多得到了蛋糕,这时人们就会感觉不公平。
感觉不公平之后,原来努力做蛋糕的人也不愿再努力做蛋糕了,转而也用各种手段想多分一块蛋糕。
此时,蛋糕当然做不大。
我们原来曾批评计划经济的缺陷,其中一条就是平均主义,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干,。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妨碍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
正因此,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但如果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拉大,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建设的成果;相反,少数人凭借权
力腐败大发其财,少数人利用“圈地运动”或“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为富翁,少数人利用国企改制轻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会财富,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也会使“干的人不愿干”,经济效率最终无法维系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看,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维护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不公正将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这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阿莱辛那(Alesina)与帕里蒂(Perotti)指出(1996),越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越多人就会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
就象蛋糕只有那么大,而越来越多的人只想从如此小的蛋糕中多划拉出自己的一块,必然会造成对有限的蛋糕的争夺与冲突。
而越多人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社会就越不稳定。
社会越不稳定,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越没有信心,因而减少投资;而另一方面,社会将被迫将更多宝贵的公共或私人生产性资源用于防止与打击犯罪。
我们又知道,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生产性投资的不断增加。
社会冲突使得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增长乏力。
这一现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及转轨国家已经比比皆是。
因此,实现公平与正义对于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
有意思的是,不公正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的观点甚至已经得到了某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可。
他们认为,即使在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尽管不会危及社会稳定,但危及税收与财政方向,进而影响生产性投资。
他们的逻辑是,政府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是投票的结果,而投票的结果又取决于“中位投票人”的数量。
如果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使得社会中大多数公民觉得有问题,他们在投票时,就会选择给富人征收更重的税收的政策以及选择更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政策,而重税无疑会影响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所以,不公平经由“税收与财政扭曲”影响了经济效率。
最后,不公平会抑制国内社会消费,这也会妨碍经济增长。
消费与投资一起,构成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
如果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也将因为没有最终需求而陷入停顿。
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使得富人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
按消费经济学的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
富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社会消费品生产结构迅速完成升级。
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费需求将伴随其购买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内很快被满足。
此时,80的穷人却苦于买不起已经升级了的消费品。
消费很快由于购买力的断档而下降,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后将陷入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萧条之中。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状况对投资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国内社会消费的抑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资金外流。
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经过研究发现(1997),在人们感觉很不公平的社会中,富人的安全感普遍较差。
因而,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往往选择国外;在选择住房、教育、保险等投资性消费时,也往往选择国外。
这样,会造成所在国经济发
展所需要的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宝贵资金外流,影响所有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种现象在拉美及南亚国家十分普遍:
一些国家甚至因为外流的资金远超过吸引的外来投资而陷入危机。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不公正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仅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不与追求经济效率相悖,而且二者同等重要并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以GDP所衡量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对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在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
这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分配性冲突加剧,甚至也已经表现为经济本身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即社会的不公平已经妨碍了经济效率。
因此,我认为,作为直接以知识贡献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的经济学家,不能老抱着“效率与公平与矛盾”的观念,更不能因为片面强调效率而漠视社会公平与正义。
因为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改革开放中担当决策者与“领头羊”的经济工作者,更要改变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正如温总理所说,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也才能保持国家或本地区经济的真正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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