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全文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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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全文版
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全文版)
我国心血管疾病负担
一、我国心血管病流行现状
心血管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疾病,具有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
近30年来我国人群心血管病(主要是冠心病、卒中和周围血管病)死亡率、发病率和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提前。
心血管病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1990年以来,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心血管病死亡率和死因构成比均居首位。
2015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分别为264.84/10万和298.42/10万;心血管病死因构成比分别为42.61%和45.01%[2,3]。
全国33个省监测资料[4]显示,2013年心血管病死亡人数372.4万,比1990年增加46%,其中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死亡人数分别增加91%、143.3%和18%;根据生命损失年估计,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是我国人群死亡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
我国早期流行病学研究[5,6]表明,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人群冠心病发病率较低,而卒中发病率较高。
冠心病、卒中发病率存在较大地区差异,总趋势为北方高于南方。
近年来一些地区监测报告显示,缺血性卒中发病率仍在增高,而出血性卒中发病率有所下降[7,8,9];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病率也在持续增高,且中青年男性增幅较大[10,11]。
2012-2013年全国卒中流行病学调查(NESS-China)[12]显示,20岁以上人群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246.8/10万人年,估计我国每年新发卒中人数2400万。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2],目前主要心血管病现患人数2.9亿,其中高血压2.7亿、卒中1300万、冠心病1100万。
二、我国心血管病的医疗费用
自1980年以来,中国医院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人次数和医疗费用不断增加,2000年以后增加迅速。
2015年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总数1887.7万人次,占同期出院总人次数的12.87%。
2015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住院费用中,急性心肌梗死153.40亿元,颅内出血为231.99亿元,脑梗死为524.26亿元。
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0.13%、18.06%和23.47%[2,3]。
三、心血管病一级预防的必要性
冠心病、卒中等心血管疾病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和危险因素。
尽管心血管病的发病机制尚有待研究,但其主要危险因素已经明确。
大量研究证实,高血压、血脂异常(主要是胆固醇增高)、糖尿病、肥胖、吸烟、缺乏体力活动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心血管病主要的、且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
我国队列研究结果表明,缺血性心血管病(冠心病、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中,80%归因于高血压、吸烟、高胆固醇和糖尿病[13]。
改善可以改变的主要危险因素是目前心血管病防治的目标。
国内外许多临床试验和社区综合防治研究证明,针对可以改变的心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采取干预措施,能降低社区人群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和心血管病发病率,同时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
20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已经提出心血管病一级预防策略,包括:
(1)面向人群,控制和降低人群整体心血管病发病危险因素的人群策略;
(2)针对高危患者的筛查和干预,即高危策略。
一些发达国家经验已证实,心血管病治疗技术进步和一级预防的实施,对大幅度降低心血管病死亡率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末期,多数发达国家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了50%~80%,且研究显示,欧洲和北美15个国家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40%~75%归因于危险因素改变,25%~55%归因于治疗的作用[14]。
WHO估计,早发心血管病中约75%以上是可以预防的,同时危险因素的改善,可以帮助降低增长的心血管疾病负担[15]。
高血压是我国心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根据2015年中国心血管病政策模型预测,如果治疗所有高血压患者(已有心血管病和尚无心血管病,Ⅰ期和Ⅱ期高血压),每年将减少80.3万例心血管病事件(卒中减少69.0万例,心肌梗死减少11.3万例),获得120万健康调整生命年[16]。
但近30年来我国人群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及不健康生活方式普遍存在上升趋势[2]。
2012年,中国18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25.2%,估计患病人数2.7亿;总胆固醇(totalcholesterol,TC)升高(TC≥6.22mmol/L)患病率,男性4.7%,女性5.1%,与2010年比较,仍明显增高;我国成人超重率、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分别为30.6%、12.0%和40.7%[17]。
2010年中国慢性病监测研究报告[18],我国成人(18岁以上)依据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水平诊断的糖尿病患病率为9.7%;自1984年以来我国男性人群一直是全球吸烟率最高的人群,近年来略有下降趋势。
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27.7%,其中男性吸烟率仍高达52.1%,估计总吸烟人数超过3.16亿[19];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非吸烟者中暴露于二手烟的比例为72.4%[20]。
血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升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独立的危险因素。
特别是高血压患者如果同时合并高Hcy血症(Hcy≥10μmol/L),卒中风险显著增加[21]。
我国高血压患者中合并高Hcy血症的比例约为75%[22]。
危险因素水平的增高预示着人群心血管病发病、死亡风险将进一步增高。
近期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增高归因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空腹血糖增高(≥7.0mmol/L)、高血压[血压≥140/90mmHg(1mmHg=0.133kPa)或正在接受降压治疗]、血清TC增高(≥4.9mmol/L)、体重指数(BMI)增高(≥25kg/m2)的年龄标化心血管病死亡率均比1990年明显增高,增幅分别为52.3%、33.1%、139.2%和135.1%[23]。
因此,国家在加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危险因素治疗的二级预防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强化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二级预防,尤其是一级预防,将为遏制我国心血管病流行上升趋势,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出实质性贡献。
基于中国特色的心血管病风险评估
一、心血管病总体风险评估的概念
心血管病是多个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不仅取决于某一个危险因素的水平,还取决于个体同时具有的危险因素数目[24]。
多个危险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导致某一因素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因其他因素的存在而显著增加。
因此,心血管病防治实践中孤立地控制单个危险因素是不够的,还应重视对心血管病总体风险的综合评估。
心血管病总体风险的评估是指根据心血管病多种危险因素的水平高低和组合来判断或预测一个人或一群人未来(5年、10年或余生)发生心血管病急性事件(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猝死和其他冠心病死亡以及急性卒中)的概率[25]。
本指南主要强调的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theroscleroticcardiovasculardiseases,ASCVD)的总体风险评估,即对以动脉粥样硬化为主要病理基础的急性缺血性心血管病事件(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猝死和其他冠心病死亡、急性缺血性卒中)未来发生风险的判断或预测。
心血管病总体风险评估和危险分层是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病的必要前提,已被国内外心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防治相关指南广泛采用,在临床实践和人群防治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6,27,28,29,30,31,32]。
总体风险评估有助于临床医生针对多重危险因素制定个体化的综合治疗策略,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患者ASCVD的总体风险。
此外,总体风险评估及继而进行的危险分层是确定单个危险因素治疗策略的前提。
国内外血脂异常防治和高血压指南多推荐根据个体的ASCVD总体风险的分层来决定治疗的起始和目标水平。
总体风险评估还是检出高危个体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对心血管病进行早期预防和早期干预。
总体风险评估也有助于防治人员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患者进行自我健康管理,有助于提高患者的预防意识和依从性。
二、我国心血管病总体风险评估的方法
个体ASCVD总体风险的量化评估需要以长期(一般为10年)的队列人群研究所获得的基线和随访数据为基础,建立用于个体未来10年ASCVD发病风险预测的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多个危险因素不同水平组合情况下的平均发病风险[25]。
目前国际上应用的心血管病风险评估方案多基于美国Framingham心脏研究或欧洲SCORE研究建立的预测模型,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缺少对本国人群心血管病长期发病风险的队列研究数据。
我国是少数拥有ASCVD长期队列研究的国家,可依据国人的危险因素和ASCVD关联的特点、国人心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的平均水平和人群ASCVD的平均发病风险建立适合国人的ASCVD发病预测模型。
2011年《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基于我国人群队列研究的结果,提出了适合我国人群的缺血性心血管病10年发病风险评估方案及评估工具[1]。
2016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发表,推出了国人新的10年ASCVD风险评估流程表及中危人群的ASCVD余生风险评估方法[33]。
本版指南与2011版指南相比,精简了进行风险评估所需的指标,优化了10年ASCVD发病风险的预测模型,并加入了ASCVD余生(终生)风险评估的方案。
三、我国心血管病总体风险评估的流程
为便于临床实践中ASCVD发病风险评估的实施,本指南将ASCVD发病风险评估简化为易于查询的流程图(图1)。
其中建议的危险分层方案重点在于促进多重危险因素的综合评估,积极采取防治措施,特别是生活方式干预,但对高胆固醇血症和高血压等单个危险因素的控制应以相应指南为准。
图1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评估流程图
在对个体进行风险评估时,已被确诊为ASCVD者(包括有症状的周围动脉疾病)直接列为极高危人群。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者直接列为高危人群:
(1)糖尿病(年龄≥40岁)。
(2)单个危险因素水平极高者,包括:
①LDL-C≥4.9mmol/L(190mg/dl)或TC≥7.2mmol/L(280mg/dl);②3级高血压;③重度吸烟(≥30支/d)。
符合上述条件的极高危和高危人群不需再按危险因素个数进行ASCVD风险分层[33,34,35]。
对不具有以上情况的个体,建议按照下述细化的ASCVD发病风险彩图进行10年ASCVD总体发病风险的评估(图1)。
鉴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在ASCVD发病中的重要作用,本指南参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的危险分层方案,将LDL-C或TC水平和高血压作为危险分层的重要参数,同时结合其他ASCVD危险因素的个数分成21种组合,并按照不同组合的ASCVD10年发病平均危险按<5%、5%~9%和≥10%分别定义为低危、中危和高危。
为进一步关注升高的危险因素水平对年轻人群长期风险的影响,以利于对ASCVD的早期预防和早期干预,本版指南增加了对ASCVD的10年发病风险为中危且年龄<55岁人群进行ASCVD终生(余生)风险的评估,以识别中青年中ASCVD余生风险为高危的个体[36]。
如果具有以下任意2个及以上危险因素者,其ASCVD余生风险为高危:
(1)收缩压≥160mmHg或舒张压≥100mmHg;
(2)非-HDL-C≥5.2mmol/L(200mg/dl);(3)HDL-C<1.0mmol/L(40mg/dl);(4)BMI≥28kg/m2;(5)吸烟。
心血管病一级预防的具体措施
心血管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绝大多数是可预防的。
预防策略包括由医疗机构为慢病患者及高危个体提供的从筛查到诊断、治疗和管理的医疗服务,也包括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不仅慢病患者与高危个体,而且全体居民都可以受益的生活方式干预。
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预防或推迟心血管病的发生(一级预防),而且能够和药物治疗协同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复发(二级预防)。
一、生活方式干预
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是针对尚未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采取的干预措施。
这些干预措施通常指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戒烟,减少钠盐摄入量,限制有害使用酒精,增加体力活动和控制体重及合理膳食等,同时配合药物控制代谢性危险因素(血压、血脂及血糖异常)的水平。
目的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相关疾病的发生[37]。
这些生活方式干预措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二级预防同样重要。
但每个患者执行的方式和力度要由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决定。
1.戒烟及预防青少年吸烟:
大量的研究表明,无论主动吸烟或是被动吸入二手烟,吸烟量和心血管病、肿瘤或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呈显著正关联。
队列研究证据显示,戒烟者发病和死亡风险显著低于持续吸烟者。
无论何时戒烟都会获益。
越早戒烟,获益越多[38]。
我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
由于吸烟导致的健康损失和经济损失也最大[14]。
因此预防青少年开始吸烟及帮助吸烟者戒烟是预防心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病的重要措施。
在医疗服务机构帮助吸烟者戒烟对于预防与控制心血管病非常重要。
医护人员应帮助患者了解吸烟的危害,戒烟的步骤,可能面临的困难及克服的方法,必要时提供戒烟药物治疗并约患者定期复诊。
同时邀请患者家人或朋友参加门诊谈话,帮助患者建立一个良性的支持环境。
医学专业机构除帮助患者戒烟外,更应督促并支持各级政府制定有效的控烟法规为公众创造无烟环境,宣传吸烟的危害,防止青少年吸烟。
2.减少钠盐摄入量:
人群观察性研究发现膳食钠盐摄入量和高血压,心血管病死亡及疾病负担相关联。
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显示减少钠盐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39,40]。
而高血压是心血管病最主要的可预防可控制的危险因素,长期维持健康的血压水平可以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病的发生。
中国人群钠盐摄入量普遍较高(平均10.5g/d),特别是北方人群,远高于WHO(5g钠盐/d)或我国营养学会(6g钠盐/d)的推荐量[14]。
应鼓励患者实施减盐措施。
减少烹调用盐,选购含盐量低的食物,尽量少食或避免高盐食物。
让患者明白即使钠盐摄入量不能立即达到推荐的水平,长期努力逐渐减少钠盐摄入量也可以有效地减少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
全球慢病防控目标要求到2025年人群钠盐摄入量应较2010年减少30%。
同时观察性研究发现,不仅钠盐摄入量和心血管病有关,膳食摄入的钾含量及钠/钾比例和卒中死亡率呈负关联[41]。
老年人群干预研究也发现食用含钾盐可降低心血管病死亡风险[42]。
虽然上述关于钾摄入量和心血管病死亡的研究证据强度有限,但我国成人钾摄入量普遍低于WHO和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水平。
因此在推荐患者减少钠盐摄入量的同时,鼓励增加膳食钾摄入量特别是天然富含钾食物的摄入量,对预防心血管病的益处不言而喻。
富含钾的食物多为水果蔬菜,可同时提供健康需要的维生素和纤维素。
3.限制酒精摄入量:
全球每年因长期过量饮酒或偶尔大量饮酒导致的死亡高达300万。
过量饮酒是200余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在偶尔大量饮酒的人群中,长期少量饮酒无预防缺血性心脏病和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
饮酒量与高血压、心房颤动及出血性卒中密切相关[43]。
我国建议每日摄入酒精量男性<25g,女性<15g[44]。
实际摄入酒精量的计算方法为:
酒瓶标示的酒精含量(%v/v)×饮用的毫升数/100×0.8。
如饮用1个易拉罐啤酒(330ml),酒精含量标示为3.5%v/v,实际摄入酒精量为3.5×330/100×0.8=9.24g酒精。
应提醒高血压患者、肝肾功能不良、心房颤动、怀孕或青少年个体不得饮酒。
长期过量饮酒,或偶尔大量饮酒都会严重影响健康。
全球慢病防控目标要求有害使用酒精在2025年比2010年相对减少10%。
4.增加身体活动,控制体重:
身体活动不足是导致心血管病、2型糖尿病和某些肿瘤的主要危险因素。
适宜的有氧运动可降低安静时的血压,改善心肺功能,同时调节紧张情绪[45]。
运动的形式可根据个体的喜好及运动环境和条件来决定,但运动量要根据个体的健康状况来决定。
中低强度的运动在控制血压,改善心肺功能方面较高强度运动更有效。
每日30min,每周至少做3~5次的运动可以有效改善心血管健康,重在长期坚持。
对工作忙碌的年轻群体,每周2次较大强度的运动比完全没有运动的个体较少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适量运动加合理膳食有助于控制体重。
每日总热量摄入应量出为入,即摄入的总热量不超过每日活动消耗的总热量,才能维持健康的体重。
5.合理膳食:
除应控制膳食摄入总热量和减盐限酒外,还应增加膳食中非精制米面(谷粒表皮富含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减少膳食中总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增加蔬菜和水果摄入量。
目前我国人均摄入的脂肪在总热量中的比例较高,粗制米面、水果蔬菜明显不足。
应建议每人每日摄入:
奶类300g,蔬菜300~500g,水果200~350g,禽蛋类120~200g,谷薯类250~400g。
合理的膳食可以增加纤维素、维生素、钾等摄入量,降低血脂和改善心血管健康[44,45]。
6.其他和生活方式相关的防控措施:
包括乐观的生活态度,良好的睡眠等。
医护人员应在临床实践中利用患者咨询的机会对其进行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特别在基层医疗机构,要定期对心血管病患者和高危个体组织针对性的一级预防和按医嘱服药的教育活动。
最大程度发挥干预措施的效果还要依靠公众教育和立法,创造健康的人文环境,使全体居民都能够从中获益。
二、血压监测与控制
高血压是心血管病独立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收缩压从115mmHg开始与心血管风险呈连续正相关。
中国每年由于血压升高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高达200万,每年直接医疗费用达366亿元[2]。
2009-2010年国内调查显示,高血压知晓率和治疗率分别为42.6%和34.1%,而控制率仅9.3%[32]。
高血压常和其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如糖尿病、吸烟、肥胖、老年等)合并存在,进一步增高患者心血管病发病风险[46]。
如高血压与糖尿病合并存在时,心血管病风险增高4倍。
因此,需采取更积极的降压治疗。
(一)血压测量
18岁以上健康成人至少每2年监测1次血压,35岁以上成人至少每1年监测1次血压;高血压易患人群(正常高值人群、超重或肥胖、高血压家族史、年龄≥55岁、高盐饮食或过量饮酒)应每半年测量1次血压,心血管门诊患者应常规接受血压测量,以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
高血压患者调整治疗期间每日至少测量2次血压,血压平稳后每周监测血压2次。
鼓励患者进行家庭自测血压[32,47]。
应按照2010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要求规范地测定血压。
(二)高血压的定义和血压分级
在未用抗高血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测量,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可诊断为高血压。
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已经接受正规降血压治疗,虽血压<140/90mmHg,仍诊断为高血压[47](表1)。
表1
血压水平的定义与分类
(三)高血压诊断依据
初次发现诊室血压升高达到高血压诊断标准(即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如为重度升高(即收缩压≥180mmHg和/或舒张压≥110mmHg),安静休息后,复测仍重度升高,可诊断为高血压;如诊室血压为轻、中度升高(即140mmHg≤收缩压<180mmHg和/或90mmHg≤舒张压<110mmHg)者,建议4周内复测血压2次,均达到高血压诊断标准,则诊断为高血压。
家庭血压≥135/85mmHg;动态血压白天平均值≥135/85mmHg和/或24h平均血压≥130/80mmHg即可诊断为高血压[32]。
(四)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时机
对有0~2个危险因素的初发高血压患者,收缩压在120~139mmHg和/或舒张压在80~89mmHg之间,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1级和2级高血压首先行生活方式干预,1~3个月后若血压未得到控制,则开始药物治疗;3级高血压应立即药物治疗[48]。
对于有≥3个危险因素、或合并代谢综合征、靶器官损害(蛋白尿、左心室肥厚、视网膜病变Ⅲ~Ⅳ级)、肾功能不全或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在积极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应立即开始药物治疗。
(五)高血压治疗
高血压治疗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使血压达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脑血管病发病及死亡的总危险。
我国是卒中高发区,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标是预防卒中[49]。
包括限盐和减重在内的生活方式改善是所有高血压患者的基础治疗。
1.降压目标:
高血压患者应将血压控制在140/90mmHg以下;老年(≥65岁)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应降至<150/90mmHg,如患者可以耐受,可进一步降至<140/90mmHg。
糖尿病、卒中、心肌梗死以及肾功能不全和蛋白尿患者,在患者可以耐受的前提下,最好将血压降至130/80mmHg以下。
2.高血压的药物治疗:
基本原则包括小剂量起始、尽量选用长效药物、联合使用干预不同血压升高机制的药物和个体化治疗。
降压治疗的获益主要来自血压下降本身,故血压下降优先于药物种类的选择。
降压治疗的常用药物有以下五大类:
钙通道阻滞剂(CCB)、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
以上五大类降压药及固定复方制剂均可作为高血压初始或维持治疗的选择。
必要时还可联用醛固酮拮抗剂或α受体阻滞剂。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抑制剂(ACEI或ARB)对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糖尿病患者获益更多。
在无心脏合并症的情况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治疗不首选β受体阻滞剂。
RAAS抑制剂可预防高血压患者微量白蛋白尿的发生,并有效减轻左心室肥厚。
推荐ACEI/ARB用于合并蛋白尿、左心室肥厚的患者以延缓高血压肾病进展,减少心血管病事件。
但ACEI与ARB的联合治疗并不能进一步减少患者心血管事件,且不良事件增多。
故不建议联合应用RASS抑制剂。
联合用药是高血压药物治疗的基本原则。
优选的联合治疗方案包括RAAS与利尿剂、RAAS与CCB、利尿剂与CCB、β受体阻滞剂与CCB。
建议血压水平<160/100mmHg时,初始采用单药治疗;对血压水平≥160/100mmHg或血压水平高于目标血压20/10mmHg的患者、或合并靶器官损害(蛋白尿、左心室肥厚、视网膜病变Ⅲ~Ⅳ级)、肾功能不全或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初始即可采用两种药物小剂量联合治疗。
初步治疗未能使血压未达标时,可增加初始用药的剂量或加用其他种类降压药。
药物治疗开始2~4周后,应根据血压的控制情况进行必要的药物调整。
应在开始药物治疗后的1~3个月内(尽可能在1个月内)使患者的血压达标。
3.降压联合调脂治疗:
高血压与血脂异常经常同时存在,两者相互影响,使心血管病风险增加3~4倍。
在合并至少3个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且总胆固醇水平≤6.5mmol/L的高血压患者中,在降压的基础上联合使用他汀,可以使心血管事件风险显著降低[50]。
还有研究提示,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患者使用他汀类药物具有小幅度额外降压作用[51]。
欧洲高血压协会建议,中等以上心血管风险的高血压患者就应开始调脂治疗,他汀类药物是具有最多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物。
4.降压联合叶酸治疗:
高血压合并高Hcy血症显著增加卒中风险[22]。
在中国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采用依那普利10mg与叶酸0.8mg的固定复方制剂,比单纯降压可以进一步降低21%的卒中发病风险,同时,可显著降低慢性肾脏病进展的风险,降低高尿酸血症的发生风险[52]。
因此,中国专家共识推荐在高血压患者、特别是伴有高Hcy血症的高血压患者,再降压的基础上,联合补充叶酸以降低卒中发生风险[23]。
三、血脂监测与控制
(一)血脂异常的诊断
血脂是血浆中脂类物质[主要包括TC、甘油三酯(TG)和类脂等]的总称。
目前临床上推荐的基本血脂成分检测项目是TC、TG、LDL-C和H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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