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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
「内容提要」小农行为与动机的研究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根据研究的侧重点,研究的前提条件,解决小农问题的途径不相同,可以分成若干理论流派。
文章根据小农行为与动机将小农理论分成四大学派,即生存小农、弱势小农、效用小农、理性小农。
四大小农理论可以解释特定研究对象、特定时期的小农行为与动机,但是无法解释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即社会化小农的动机与行为。
社会化小农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基于货币压力,崇尚“货币伦理”,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
「英文摘要」Thestudiesofthefarmers'motivationandbehaviorhavebeencontinuedforhundredsofyears.Thesavablemethodsaredifferentaccordingtoparticularemphasisesanddifferentpresuppositionsontheresearch.Andtheyareclassifiedintoseveraltheories,whicharethetheoriesofExistingFarmers,VulnerableFarmers,UtilityFarmersandRationalFarmers.Althoughthemotivationandbehaviorofspeciallydesignatedobjectsandperiodscouldbeexplainedwellbytheabovefourtheories,thesocializedfarmers,wholiveinhighsocializedworldandhavenosurvivingproblemsaftertheCountrysideReformofChina,can'tbeexplainedrationally.Thesocializedfarmers,withtheirspecialindependenceandparticularity,chase"CurrencyEthics"andthemaximalcurrencyincome.
「关键词」社会化小农/货币收入最大化/货币伦理/货币支出约束
thesocializedfarmers/maximalcurrencyincome/currencyethics/currencyexpenditureconstraint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按照人口均分土地,千百年来饱受饥饿威胁的农户,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二是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渗透到了农户生产、生活、交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
小农约束条件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小农经济伦理由“生存”伦理转为“货币”伦理;小农目标由生存、效用最大化转为货币收入最大化。
传统经典小农理论对此变化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假定小农生存问题没有解决,假定社会化、市场化水平较低。
对此,需要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解释假定条件变化后的小农行为及其动机。
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做些粗浅的尝试。
第一部分对经典小农理论进行述评;第二部分提出判断小农行为与动机的标准;第三部分提出社会化小农的行为与动机;第四部分用当前小农悖论性的行为检验假说。
一、小农理论述评与研究视角
关于小农动机与行为的争论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各个学派根据小农不同的行为与动机提出了不同的假说,建立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根据各自所掌握的案例对自己的假说进行检验。
黄宗智用“小农转换性”与“小农行为与动机”两个标准①,将传统小农理论分为三大经典学派:
恰亚诺夫学派,亚当。
斯密、马克思小农学派,舒尔茨小农学派[1].笔者认为,黄宗智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
因为按照小农是否会向社会化大生产方向转换来看,经典理论分成两类:
以亚当。
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小农转换学派,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小农稳定派。
前者认为,随着市场和分工的发展,小农生产会转向社会化大生产;后者(包括黄宗智)强调,市场和分工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化大生产,市场与小农可以兼容。
黄宗智的“两标准分类法”的确无法准确地对小农、小农理论、小农发展阶段进行分类,应该采用“小农行为与动机分类法”。
按照小农行为和动机分类,小农理论可以分为四大学派:
恰亚诺夫学派、马克思小农学派、舒尔茨小农学派、黄宗智小农学派。
考虑到黄宗智小农理论的独特性与代表性,单独将黄宗智小农理论作为一个学派进行分析。
按照黄宗智的“两标准分类法”,最难处理的是亚当。
斯密,按照“小农转换”标准分类,属于小农转换学派,按照“小农行为与动机分类”,属于舒尔茨学派。
因此,我们将亚当。
斯密并入舒尔茨小农学派。
按照代表人分类,四大学派可以分为马克思小农、舒尔茨小农、恰亚诺夫小农、黄宗智小农。
根据核心观点分类,四大学派又可以称之为生存小农、弱势小农、理性小农、效用小农。
(一)理性小农:
利润最大化
理性小农主要有三个代表性的人物,亚当。
斯密、舒尔茨、波普金。
他们都主张小农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
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的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有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②
舒尔茨与亚当。
斯密的观点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是舒尔茨认为,小农是稳定的,不会出现急剧的社会化变化,特别是在生产领域不见得会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相同的是,两人都认为,小农是理性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对各社会而言,劳动的偏好和动机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农民对这些价格的变动或者是毫无反应,或者是做出反常的反应……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2]
一言以蔽之,农民是理性的,一旦有经济利益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能够“将黄土变成黄金”。
鉴于这个原因,也有人将舒尔茨小农称为“理性小农”。
(二)生存小农:
生存最大化
生存小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恰亚诺夫、斯科特、波拉尼等,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恰亚诺夫理论以“生存”为核心、斯科特理论以“道德”为核心,波拉尼理论以“非市场化”为前提。
三者侧重点不同,但都可用“生存”目标进行抽象,此类理论称之为生存小农理论,此类小农称为生存小农。
恰亚诺夫认为“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后者通过投资以获取总收入与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
而前者更类似于一种特殊的计件工资制中的工人”,“家庭农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力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全年的劳作乃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年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3].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偏好、行为是追求生存最大化,一切经济活动以生存为目标。
恰亚诺夫学派的继承者斯科特也持类似的观点。
生存伦理就是植根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既然佃农宁愿尽量减小灾难的概率而不是争取最大的平均利润,那么,在对租地使用权制度评估方面,佃户生存收益的稳定和保障就比其平均利润或被地主取走的收获量都更具决定性。
……安全第一确实意味着,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
[4]
简言之,小农家庭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生存的需要,安全第一,生存第一,而非利润第一。
(三)弱势小农:
剥削最小化③
弱势小农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家、社会主义建设者及其理论家。
其实,此学派究竟如何命名都存在问题,因为这一学派已经将理论与行动融为一体,可以说该学派没有讨论小农动机及行为问题。
只是从剥削、阶级、革命的观点研究租佃关系,研究如何改造农村、农民。
小农的目标是减少剥削,争取最大化权利,以最小成本改造小农社会,扭转其弱势地位。
该学派将理论诉诸实践,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
笔者称其为弱势小农,行为与动机是剥削最小化。
剥削最小化只是革命成功以前的“小农行为与动机”。
革命成功和“剥削消灭”以后的小农,行为究竟如何,该学派有研究。
主要原因是后续研究被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屏蔽。
该学派并没假设,革命胜利后应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小农问题已经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消费问题,没有生产问题;即使是消费问题也只是计划分配问题,没有动机与行为问题。
小农都不存在,何谈研究。
此派都研究集体化及集体行为,否认小农的存在性,“忽视”被集体经济所掩盖的农村最微小单位——农户及其行为问题。
中国、苏联和东欧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小农问题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此时该学派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大部分接受了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的观点,由剥削最小化转向利润最大化,此学派也就由弱势小农转向理性小农。
(四)效用小农:
效用最大化
黄宗智小农学派综合三大小农理论,研究小农行为及其目标。
“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
要将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结合起来,前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而用“效用”观念的好处是:
它可以顾及与特殊情况有关的主观抉择。
最主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
[5]
黄宗智主张从家庭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的角度,分别考察小农的行为及目标,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最后将“生产目标”和“消费目标”统一起来。
小农家庭所有的行为与目标都要收敛于家庭的满足,“满足”可以用较为主观的概念“效用”表达,“效用”目标优于“利润”目标,即小农最终追求效用最大化。
(五)经典缺陷:
解释当代小农力所不逮
四大小农理论对所研究时代大部分小农的动机与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但是它们不能解释超越自己研究范畴、研究阶段的小农行为,更不能够解释所有时期、所有小农的行为,特别是不能解释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的小农行为与动机。
恰亚诺夫学派形成在20世纪20、30年代,主要以俄国革命以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没有将市场纳入分析框架,只能解释前市场化时期传统小农行为与动机,对于市场化、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小农行为与动机的解释则无能为力。
马克思小农学派始于19世纪,主要以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此时的小农处于快速的两极分化之中,农村矛盾极度尖锐。
该派理论以此为基础,分析小农行为与动机。
随后此派学者偏离了研究主题,将小农行为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的先验性决定了它的解释能力,它无法解释与它假设相反——“社会化与家庭小规模经营兼容”背景下小农的动机与行为。
舒尔茨小农学派形成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印度、南美等国的小农案例检验其假说。
他采取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先验性地确定了小农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
其理论不仅不能解释市场化、商品化以前的小农行为,也无法解释非完全竞争、非完全社会化条件下小农的行为,特别是无法解释当前中国超小经营规模、高社会化水平小农行为。
黄宗智小农理论总体上形成于中国农村改革前,通过研究1949年以前的商品小农建构理论框架,研究商品化、市场化渗入乡村部分环节和领域以后的小农行为与动机。
黄氏理论也延伸到1985年。
但是此后中国乡村变化非常大,黄氏理论的前提假设,如生存问题、就业替代等问题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无法解释社会化程度极高而生存非首要威胁的小农行为。
四大理论都有其合理性,能解释特定的小农行为,能找到相关案例证实假说。
但是四大理论都没有将自己的理论与其他理论放在历史的大框架进行定位,每一种理论提出的假说都能被其他理论证伪,从而受到质疑,削弱了解释力。
特别是四大经典理论对当今中国高社会化程度,超小经营规模农户的行为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农民放弃长期高利润而选择短期较低货币收入?
农民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什么农民还要进行过密化的劳动投入?
农民外出务工异常辛苦,为什么打工劳动力越来越多?
有了生存保障的农民为什么还愿意在外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而不回家过有保障而低现金收入的日子?
这些看似悖论的现象,四大经典小农理论的解释都力所不逮。
要解释这些悖论现象,需要有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二、小农动机与行为:
内生逻辑
小农行为与动机,不能简单将归为利润追求者,或者生存满足者、受剥削者、效用追求者。
更不能“一概而论”,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特定小农的行为与动机,解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小农行为与动机。
笔者认为,判断小农动机与行为要因“户”、因“地”、因“时”、因“需求层次”、“发展阶段”确定,并据此抽象出一个时期大部分小农的行为与动机。
(一)小农行为的判断准则
“户论”标准:
根据不同经济能力判断农户的行为与动机。
不同时期,不同约束条件,不同机会成本和就业替代,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会有所差异。
如果农户经济条件已经超越生存边缘线,不存在生存压力,农户的生产行为无疑将符合理性小农利润最大化动机。
如果农户的经济条件徘徊、挣扎在生存边缘线,或者在边缘线以下,每天都要为吃饭而苦恼,农户必将家庭生存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如果农户受商品市场影响,没有其他就业替代和机会收益,又没有解决生存问题,农户则以“内卷化”的形式追求效用最大化。
站在中国农村改革以前的视角观察,农户行为的“三分法”无疑非常正确。
但是农村改革以后,小农分化加剧,部分家庭已经比较富裕,如农村专业大户,行为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部分家庭已经脱离了温饱线,生存已经不成为问题,只受货币支出压力的困扰;还有部分农户,饱受到生存威胁。
据国家公布的贫困人口是3000万人(未脱贫),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问题。
因此,判断农户动机和行为不能“一刀切”,要因户而论。
“区论”标准:
根据不同地区而判断农户的行为与动机。
不同地区的小农经济条件不同,行为及目标也有所差异。
如美国农户和中国、印度小农,中国、印度小农和非洲肯尼亚、刚果小农也会有区别。
农村改革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同质性”被打破,东、中、西部地区及地区内部农户之间的差异拉大。
东部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及山东半岛等地区,许多农户已经非常富裕,或者说已达小康水平,生产经营具有企业性质,其行为目标用企业行为理论解释可能更加贴切。
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户还为生存而劳作,为现金收入而进行“过密化”投入,其行为目标用消费者行为理论解释可能更加合适。
很明显,前者为利润而生产,后者为家庭正常运转或者为生存而生产。
“时论”标准:
根据不同时期而判断农户的行为与动机。
不管世界农史,还是中国农史,都表现为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不同时期农户经济条件不同,家庭约束条件不同,行为目标也会有所差异。
从传统农业解体到社会化大农业建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人多地少的中国尤其如此。
这一时期按社会化程度可以分为社会化程度较低、适中、较高的阶段。
按农户基本约束可分为生存问题解决前和解决后的阶段。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行为和动机。
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农户为生存而生产,九十年代至现在,大部分农民为货币收入而生产,也有部分农户是为利润而生产。
因此,判断农户行为与动机,还要根据不同时期而变化。
“主导”标准:
以同一时期大部分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为对象进行抽象。
一个时代农户的动机与行为究竟是什么,能否抽象出一般性的小农行为动机呢?
按照上述标准过于具体,具体则无法一般化和抽象化,也就无法找到理论甚至特征最本质的根本无法对小农行为与动机进行判断。
怎样处理小农行为及动机的具体性与抽象性的矛盾呢?
我们主张用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方法,即抓主要矛盾,又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结合的方法,将三个判断标准归纳为一个时代的“主导动机和行为”,即大部分农户的动机和行为。
承认大部分农户的动机和行为不能否定其他农户的动机与行为。
据此,判断一个时代、时期社会主导动机和行为,不能因为一般性而否定特殊性,也不能因为特殊性而推翻一般性。
(二)小农需求目标的层次与行为更替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于在《人的动机理论》中首次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类的动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一是生理需要,二是安全需要,三是归属和爱的需要,四是尊重需要,五是自我实现需要。
马斯洛研究的是人的综合需求。
但是从不同视角看,需求层次也会不同。
从经济层面划分农户需求,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存需求,第二层次是货币需求,第三层次是利润需求。
三个目标与家庭不同经济约束条件相对应。
第一层次需求满足以后就会退居次要地位,第二层次需求上升为主导目标,第二层次需求满足以后,第三层次需求就上升为主要目标。
农户需求层次依次递升,依次成为社会或者家庭的主导需求或目标。
家庭尽力满足主导需求或目标时,也必须关注较基础性的需求,为主导需求提供保障。
行为与需求如影随形,需求更替必然导致行为与动机变化。
三个层次的行为目标和动机是由不同约束条件决定的:
生存目标和行为由生死存亡的压力决定;货币目标由货币支出压力决定;利润目标由经营压力决定。
根据约束条件可以发现,恰亚诺夫小农追求家庭延续和生存,属于第一层次需求。
舒尔茨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归属第三层次需求。
早期的马克思小农追求剥削最小化,后期马克思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分属第一、三层次。
黄宗智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分属于第一、三层次。
可见,四大经典理论只能够解释第一、三层次需求的小农行为与动机,始终无法解释第二层次小农的货币需求和货币动机。
(三)小农经济发展阶段与行为更替
按照小农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不同的分类标准会有不同的小农发展阶段。
舒尔茨将小农分为现代小农和传统小农。
马克思学派以小农改造为标准分为传统小农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
笔者认为,舒氏和马氏的分类比较粗,如果按照小农行为与动机划分,小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传统小农阶段、商品小农阶段、社会化小农阶段和现代小农阶段。
传统小农时期受生产力约束,大部分小农面临生存压力,追求生存第一、安全第一,恰亚诺夫、斯科特、波拉尼已经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对于商品化小农时期,黄宗智进行了理论梳理并建立了相应的解释框架。
现代小农时期,小农主导的行为和动机是利润压力,舒尔茨已经建立相关的分析框架。
唯独处在商品小农与现代小农之间的社会化小农没有对应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四个阶段应该依次更替,顺序推进。
农户分化、地区差距,可能导致小农发展不均衡,同一时期,有些处在传统阶段,有些已经转入现代阶段。
虽然小农发展阶段可以跳跃,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小农,但是不同的小农需要不同的小农理论予以解释,如果用其他理论替代就会出现“南桔北枳”现象小农行为与动机具有内生性,需求不同,行为与动机就会有差异;小农所处阶段不同,行为与动机也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农户,行为与动机同样有差异。
要合理解释小农行为与动机,必须根据小农的需求、所处阶段、面临的约束条件具体分析,并抽象同一时期大部分农户的行为与动机。
从中国来看,小农已经由生存需求转向货币需求,由商品小农阶段转向社会化小农阶段,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
货币约束
社会化小农具有不同于经典小农的特质性:
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承受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崇尚货币伦理,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理论无法替代,生存压力、利润压力无法等同。
(一)社会化小农:
特质性与独立性
中国农村改革以后,小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生产、生活、交往的社会化诱致消费膨胀,消费膨胀导致家庭货币支出压力增大,而货币支出压力是小农行为与动机的主要约束和目标,小农生产和家庭资源配置都围绕这一目标进行。
社会化小农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社会化程度高,范围广;第二,消费膨胀,货币支出压力大;第三,生存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有些农民开玩笑说“致富不够,吃饭有余”。
这类小农与恰亚诺夫小农、马克思小农、黄宗智小农的生存没有解决的前提条件迥然不同,但是又没有达到完全理性、完全竞争的舒尔茨小农的条件,更不会按照理性小农的利润动机而行为。
此类小农既不担心生存问题,也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承受着社会化带来的烦恼:
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
可见,社会化小农的首要问题已经从“生存问题”转向“生计问题”,约束条件已经从“食物约束”转向“货币约束”。
社会化小农的首要问题与约束条件与四大小农截然不同,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
徐勇教授将此定义为“社会化小农”,即生产、生活、交往高度社会化的农户、农民,并将此阶段称为“社会化小农时期”④。
(二)社会化小农:
崇尚“货币伦理”
社会化已经渗透到农户生产、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
生产环节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替代了传统农户自我服务;家庭资源配置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市场化,生产要素的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外部社会;农户日常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的家庭赤字;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频率增加、交往程度加深;家庭生产与资源配置卷入全球性生产链条和社会分工,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人”。
社会化小农时期,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购买服务和商品。
社会化就是货币支出的代名词。
社会化需要货币媒介和货币支撑,而货币支出是家庭社会化的交易成本。
按照农户偏好,家庭货币支出可以进行排序,依次为:
子女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生产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最后是生活社会化所需要的其他货币支出,如燃料支出、电费支出、电话支出、衣物购置等。
另外还有非日常性的婚、丧、嫁、娶、建房支出。
可见,此阶段小农已经由生存伦理转向货币伦理,“货币伦理”是此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
一切行为与动机都围绕货币而展开。
(三)社会化小农目标:
可支配收入最大化
农民收入的概念比较多,有货币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后者指农民消费的粮食、蔬菜、油料等非商品化产品的折算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真正具有购买力、能够用于货币支付的,只有较少的一部分。
农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剔除自己生产、消费部分的剩余。
剩余部分具有现实购买能力,但是农民不能够自由购买,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农民生产资金循环的正常回收,下年度必须继续投入生产。
总体上讲,人均纯收入是利润概念,适合于对舒尔茨小农的描述和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自我生产和自我消费部分,属于生存概念,与生存小农的目标相对应;只有可支配收入中的货币收入才能够帮助农户缓解货币支出压力,才是社会化小农追求的目标。
(四)社会化农户目标:
家庭可支配收入最大化
小农以货币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这个小农究竟是个人还是家庭呢?
小农货币收入最大化应该是小农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而不是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当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目标与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目标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服从后者。
如农民外出打工,其收入可以保证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
如果家庭准备进行养殖业生产,可以保证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
也许从事养殖业,家庭人均货币收入低于个人外出打工的货币收入,但是前者的家庭货币收入总额大于后者的收入总额,即打工提供的增量收入要低于养殖业提供的增量收入,此时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必须服从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
(五)效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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