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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杨校长演讲整理稿
大学使命与当代青年责任
杨玉良校长
(2009年3月31日)
一、大学的使命
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
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结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不是简单的管理大学,而是要经营这所大学,注意用了“经营”这两个字,这是差别很大的。
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
因为你这所大学如果你去经营它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你把这个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
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的话那么大学是非常的大。
即使是世界五百强,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但是很有名的大学。
从一个大学来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学术型机构。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民族性。
因为曾经我们国内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所谓的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忽略了大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强的大学。
我记得大概十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
那是非常高的。
但当时的一些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的教师,他们讲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
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
所以包括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和钱理群教授他们写过文章,他们非常清楚北大为什么能排到这么高的名次,原因就在于在一个如此巨大的民族崛起过程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还承担着培养人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一个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这是大学的教授在做的事情,规范化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
因为思想文化需要人对它进行总结规范化,这样就可以变成课程进行传承。
这样就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个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然后才能传递的。
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人类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
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应该为其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同时,大学培养的学生继承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
任何专业,请大家注意这不仅仅指的是人文社会学科,实际上包括自然学科医学在内都要起到这个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
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培养一个人的精神观念那将是我们大学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而传授专业知识固然也重要,但是首先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德性的人。
英国著名教育家EricAshby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
实际上,环境是外部力量来促成大学的改变,所谓的遗传是整个大学在坚守和传承道德。
所以它处在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传递积淀和创造人类文明。
所谓传递与积淀人类文明,你得保护她。
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在这里的话保守就是坚守的概念,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
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的稳定而且非常有力量,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
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自己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自己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
我说过,它另外一头的力量实际上就来源于整个环境对它施加的外力,促使它变化。
但是从保守性来说的话,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我们又必须要和世风和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所以她与社会要有相当的介入和接近,但是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前些年有些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
如果它只是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应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
这一拆以后,大学存在的价值就没了。
这样保持大学的宁静和保持大学的清醒,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不良现象,如果你来衡量一下的话,这些年的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
大学应该是社会的一记清新剂、社会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的时候和社会有失规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极其重要。
所以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
我刚才主要讲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有些人说是引领社会,如果我们保守一点地说,我们不是去引领社会,但是我们要跟社会上的世风恶俗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样才能使大学保持清醒,这是它保守性的一面。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深刻的反省,这是大学应该做的,所以她在跟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然后对社会、人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来对它进行反省。
人类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在非常认真地反省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文化当中的糟粕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就丧失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的责任。
反省实际上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是创造。
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
这是现实,我们要进行讨论,要进行反省,而且大学要为这个讨论提供思想的武器,它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这是大学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候最最重要的方面。
但是将来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大学教授,他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比如说他在课堂上可以煽动学生的情绪,但是他没有为他所批判的问题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武器,那么这样的教授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不应该如此的煽情,他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武器。
在当今中国,我们要对未来的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
这些问题看来好像跟当今的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恰恰是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其革命性的一面,或者说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一个保守和革命、坚守学术和创造之间维持着一个张力,而这种张力是必要的,如果大学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也丧失了你的责任;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如果想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
实际上,好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或者说保守性,以及她的革命性,或者说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大学的魂就在这里。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这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实际上是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一个新增加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书《大学之理念》,他这个书里不会明确地提到我下面要提的,就是大学必须服务于国家与社会。
我们并不认同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因为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情愿用我前面的说法,就是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大学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说到大学的历史,为什么会把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一点加上去呢?
实际上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点像我们先秦战国时期一样,所以孔夫子当时就要教育,说礼崩乐坏,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人类心灵当中邪恶的一面得到了巨大的爆发。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所以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他们也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所以政府给了这些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他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竞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使得德国人的飞机还没有飞到伦敦上空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出来。
所以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以后,大学就带有更多的国家意识。
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又扩展它另外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跟工业界、实业界的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大学里头一下子建设了两三百个和工业界联合建立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它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着充分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所以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
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马上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地太远了。
所以加州大学的原来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Kerr)在《大学之功用》这本书当中就认为:
“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
”事实上,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
所以他认为大学就是服务社会的。
但是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为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而我要说,有些调整是应该的,而有些调整是有问题的,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也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实际上都需要依靠综合的、并且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大学,因为只有大学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一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
其次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所以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所以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的机构,大学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为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你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获得社会的支持、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大学成为整个社会知识工业的中枢,所以有些大学有些自大,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大学也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把自己挪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所以大学就会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任何事情都说你大学出了问题。
就像我们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关于教育的讨论,实际上就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当你把大学或者把教育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上就会用这个过头的要求来衡量大学或者整个的教育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不是说为社会服务是错误的,但是它自己堕落成为服务站,人们怎么样来评价“服务站”呢?
他们说,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
政府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
市场需要什么,你大学也就给什么。
这样的话,大学就渐渐地过重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清醒的距离就丧失了,我前边说的大学保守的一面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学术精神或者我们说“象牙塔”精神的丧失,所以有好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从办起来以后,就从来没有出现象牙塔精神,如果确实这个情况的话,那中国的大学对学术精神的坚守可能比美国欧洲的大学更加重要一点。
为什么“服务站”这个想法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知识。
实际上大学的这个做法是有点媚俗的。
所以,这种服务站理念它所带来的祸害,我们不能忽视;也就是它对学术精神和道德的削减。
大学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也就是媚大众,或者媚上的这种陋习,这就使得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有所丧失。
因此,这样的大学就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诟病。
当时,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
因此,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需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
我们不能老是说改革,改革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实际上改革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
所谓改革你改回去也叫改革,往前改一个新的也叫改革。
但是如果说你把改革完全认作是一项全新的东西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可能当今对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对一些大学精神的回归。
二、大学生的责任
1、大学生的第一责任就是学习
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严明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诸君在此校肄业,需尊重道德,专心学业。
”这段话要我们不辜负“大学生”三个字。
你要尊重道德,不辜负学业。
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变,这是我们所需要坚守的。
1919年,英国的教育家Whitehead,他又是个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西方哲学史》的作者罗素(Russell)就是他的学生。
他1919年说过一句话:
“归根结底,作为学生,你们必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
我刚提到的香港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在一篇题为《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当中也提到,“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
”所以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大学的职责。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有些学生进入复旦以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学习成绩出现不及格。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学习的动力哪里来,只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学,为何来到复旦,就马上能找到答案。
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些学生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的生活方式和大学的学习方式,因为和你们在高中学习的有巨大的差别。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每个学生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复旦上大学,你为了考大学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复旦大学,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
尽管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的,但是你归一下类的话,没多少大的差别。
有些学生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说他不喜欢体力劳动,要找一份白领的工作,所以他要上好的大学,因为会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作,尤其在现在就业问题似乎有点严峻的前提下。
有些人会毫不忌讳地回答,我为了毕业以后能够赚大钱,这个在国内外都一样;也有一些纯粹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也就是让父母亲和亲戚朋友觉得很荣耀,自己的孩子考取了复旦、北大、清华;也有不少学生对他所选择的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报负,他意识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他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在,他想对此负担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
当然这个几种答案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几种交织在一起,但是看哪些东西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比较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面的那些目标而来求学的不是很赞成。
我想即使在现在,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也不会对因前面的那几种理由来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投以非常赞成的眼光。
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德国的大学是非常鄙夷那些为了谋生而求学,因为你去掉了为了谋生而求学这个纯粹的目标的话,那么你的学习就有了一定的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一种尊崇的概念。
2、大学生应保持一种理想主义
一般来讲,年青人是很有理想主义的。
一个人年龄大了就会老于世故,所谓老于世故就是缺掉了理想主义的成分。
我认为理想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带有一定的贬义,人们认为它和“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一个同义词,这是错误的。
如果你有那个理想主义的情怀,那么你就应该认真学习,并设法让这个有缺点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如果大家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整个人类所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世界上所存有的原子弹的量,如果爆炸的话可以把地球毁灭掉几十次,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我们也应该认真地保护理想主义,为理想主义而学习,而复旦大学也会为这样的学生提供精神家园。
你们同学间去接触不同高校的学生,会感到有一些差别,这就是因为大学的文化氛围。
复旦的学生包括教师们,包括校领导,和其他周边高校相比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我自己在内。
理想主义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复旦大学校友王沪宁教授,他有一段话非常有道理,他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刻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
对于人的人品和情操,理想主义也是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这块磨石上磨砺的人,也就越会在生命中放出异彩,因此王沪宁教授提出“我们应该时时审问,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
”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年龄大的人,都需要审问自己这个问题。
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学习的动机的调查,就一个题目:
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就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
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他们选择了为了理想而到哈佛上学。
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们对于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让人大吃一惊,1520名学生有101名,成了百万富翁,而其中100名当时他选择的是“为了理想”。
为什么是这样?
我想是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
理想主义是深藏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
因为理想主义,在世俗干扰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有理想主义的人是一棍子打不倒,因为他有信仰。
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面对死亡,他都可以坦然处之,他相信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难。
作为学生,有了理想,就会懂得怎样学习,为了什么学习。
必须懂得尽管上各种课,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自己教导自己。
台湾有位学者叫吴咏慧,他早年留学哈佛,写了一本书叫做《哈佛琐记》,人们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而且深有体会。
这本书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哈佛那些人文学者的素养、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
这本书里叙述了一个名叫JohnRose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
Rose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正义论》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和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不同,他只有《正义论》这一本著作。
这本书是1971年出版的,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所以这本书显然是很有影响力的。
在《哈佛琐记》里头,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Rose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
Rose走出教室以后许久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没有停下来。
”作者忍不住悄悄问坐在身边的同学:
“你们鼓掌要鼓到什么时候为止?
”这个同学回答道:
“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为止。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
第一,这个教授很有学养,学问过人,我相信他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另一面,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要问问自己,还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恐怕这也是一个试金石。
当你面对一个品学兼优的学者,在他讲课结束后,你会不会站起来鼓掌?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鼓掌?
这就代表在学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对学术尊崇的理念。
如果你一心想着赚钱的话,我相信Rose的课不会交你如何赚钱,你也不会去鼓掌,因为他是讲哲学课的。
Whitehead对学生说过,你们不是一块让聪明的老师们随心所欲的捏成文化人的胶泥。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独身子女者,父母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们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期望都加在了你们身上,不像我们这一代,父母对我们没什么期望。
因为你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受教育看得极其重要。
因此他们对你们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应该清楚,你们也不是被父母随心所欲塑造成某个人的胶泥,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自己教育自己。
对于那些值得做的事情和值得想的事情,同学们还是要做到:
一是要培养一种兴趣;二是要把这个看成一种享受。
其实我们科学家在追求某个科学答案的时候,在别人看来是很苦的事情,但作为探求它的科学家,他没有感到辛苦,他觉得很有乐趣。
所以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取决于你们怎么看它。
再次引用Whitehead的话,你们不可能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也就是说,渴望改变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赢得困难前进。
3、大学生要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大学主要是栽培普遍的理性和理想,平等、公正、和平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学生要去参加很多社会志愿者的活动。
耶鲁大学也极其重视这一点,把他的学生派到社区去做义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的一部分。
但是,大学的公平、公正、正义的理念,对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有启发和激励的作用,但是也有另外的一面,如果到现实中去,就会感觉到,现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现实和你的理想产生差距的时候的话,学生的素养在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试金石,你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件的话,就会难以容忍,慷慨激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正义一面,大学生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一般来说不会采取妥协的态度,因为他们比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有的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而且这种状态是世界级的。
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故居有他亲笔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所以这明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
复旦的学生也是有此光荣的革命传统的。
“五四运动”是北大发轫的,而“五四运动”在上海、甚至于讲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
大学坚守的力量和创造的力量是非常的清晰。
在日本侵华时,复旦的学生是组建了学生义勇军,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当着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当面签字“保证抗日”,所以说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在民族国家为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份额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
李登辉老校长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
牺牲、团结和服务。
我有时候把这个称之为“Sof3S”,因为精神就是spirit,牺牲、团结和服务分别是sacrifice、solidarity和service。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我反复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国民的责任,是一个有着一定的知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责任。
这套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我们的学生是不能用的。
我认为是无为的,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意思。
国家永远不是完美的,如果这时采取了激烈行动走向社会,实际上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结果就会出现向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
包括法国在内一些大学生的学潮,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
如果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就走到了大学该做的事情的反面。
所以要保持理性。
很多假革命中,大学生沦为了祭品。
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而社会必须要大学生去鸣不平,这是对社会一种极大的讽刺,因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种调节的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
这也是学生的大不幸。
服务社会是学生的功课之一,但是不是刚才的那种方式,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有过评价,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的承担了无限责任。
“五四时期”的蔡元培先生鼓动学生游行,因为要阻止巴黎和约的签订,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但是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说“你们一定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因为学习是学生的天职,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成为文化中心,所以在大学当中学生应该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的直接参与的话,这并不是社会对你的期待。
这也是有识之士最近所呼吁的,要给大学一张安静的书桌,因为大学已经不够安静,我认为大学生责任在此。
最后我简要地讲一下大学对大学生为什么如此重视?
而且大学生比研究生更重要。
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说过,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全在于哈佛的学术;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这才成就了哈佛。
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学生的影响力,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要离开学校,留下的只是一下部分。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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