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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儒家思想在管理学中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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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管理学中的现代意义
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无可否认地落后于西方,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从事众多研究时,几乎是言必称“西方”。
但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学海中,中华民族的儒家思想却占据着不俗的地位。
一九九三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称:
若没有一种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人类迟早会面临混乱或专制的威胁,没有全球伦理就不可能有美好的人类未来.大会宣扬了两条伦理金律,其一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是一条人道原则:
把人当作人而不是物。
杜维明先生认为可翻译成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学思想。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诞生,无疑是在涉及人类共同幸福的公共事物管理层面上,对儒家思想寄予了美好期盼,这是一份厚重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荣幸。
儒家思想源于华夏文化,兴于春秋战国,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的进程中,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成熟、稳定地支配着中国管理者意识和行为的核心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价值取向。
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许多西方现代管理理念不仅十分形似,而且更富有中华文化的神韵。
因此,当今中国的管理者们,必须通过对它的解析、扬弃,将其合理成分和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既为我们的精神注入祖先的智慧,又要坚决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一、仁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
儒家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仁学”。
“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中轴,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尽管儒家仁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仁学中那些超越时空的合理内容,在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价值观层面,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与儒家仁学似有一脉相承的取向,但儒家仁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和生动,值得我们用心思索。
儒家的仁学思想肇始于孔子,对仁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1.仁者爱人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
而“爱人”又具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为忠;其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为恕。
二者结合起来即为忠恕之道,是把他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承认其是人,并且值得爱.“爱人”不是具体的规定,而是一种一般的精神,它是仁的基础。
2.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仁,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自周朝之初统治者就开始了纳礼于仁,以礼作为人的道德规范的步伐,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之道就是仁与礼的统一。
“克己复礼为仁”,意即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感情欲念,使之符合于礼的规定。
也就是说,实现仁必须首先从自我做起,把自我的道德修养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同时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我道德修养的归宿。
子曰: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
3。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
“五者”即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孔子在此深化了仁的内涵,拓展了仁的意义界域,丰富了仁的内容。
在这层含义上,仁几乎包含了孔子推崇的一切优秀道德品质,成为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
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孟子的继承和弘扬。
孟子指出:
“仁者,人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即“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孟子的仁学思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所表现,在经济上,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在孟子看来,人有恒产,方有恒心,而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僻邪纵。
在政治上,孟子的仁政思想首先注重民心的向背,他说: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还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与孔子论仁的角度不同.孔子重在讲个人的仁德修养,孟子重在讲君主的施行仁政。
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
孔子提倡的仁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还不是一种政治学说。
孟子将仁的思想演绎到国家治理领域,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封建社会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孟子强调君民之间正确的关系应是这样一种状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关系而非绝对的关系,这正是儒家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
孟子认为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指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以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就必须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轻民众的负担,才能使民众安居乐业。
从仁学的视野看,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儒家重视以德为本的人和关系,但在所谓的工业文明社会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迅速提高,与环境的大面积破坏、物质的丰富和心灵的落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机械性渗透到人格关系,造成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异化。
人的价值、自我意识、想象力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原理和技术以及产业秩序而被扭曲,导致现代文化失去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根据而日趋枯竭.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重民、爱人”思想给人的启迪就在于,管理者不能把人看作工具,管理过程中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而应当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点恰好反映了现代管理的大势所趋——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
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维护国家安定,保持人际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仁者爱人”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本性,而且还是人类一切协作关系中最基础的要素。
当代管理学权威美国的彼得·德鲁克认为:
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管理人员承担的就是要使人发挥效用的责任.一个团体只有先解决了人的问题,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目标一致、努力工作、荣辱与共,这个团体才有发展的不竭活力。
因而,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应有纠偏救弊之功效。
以“仁”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则是管理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二、“中庸之道”揭示了管理依循途径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孔孟的中庸观主要论述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但已具有方法论的萌芽,经宋明理学演绎之后,儒家中庸之道便明显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是君子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君子人格的最高道德标准,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即中庸之德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孟子对孔子的“中庸”思想加以发挥,提倡君子“中道而立”。
从管理学的视角,孔子总结舜的统治经验是“叩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这里的“两端”即矛盾的对立双方,“中”即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均衡的交叉点。
故“叩其两端”的方法,是含有两点论,反对片面性的辩证思维方法。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
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慎独自修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文云: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在别人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地方也十分谨慎,不说违背道德的话;在别人看不见自己行为的地方,也时刻谨守中庸之道。
要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就必须坚持慎独自修的原则。
坚持这一原则,其乐无穷,其用无穷,其功无穷。
忠恕宽容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
忠恕之道在《大学》里被称作“矩之道”。
《大学》记载:
“所恶于上,毋(勿)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
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这谓矩之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不论是忠恕之道还是挈矩之道,其实质都是仁慈博爱,都是要求人们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子曰: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
伐柯柯伐柯,其则不远。
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这一思想源于孔子,曾子将其概括以传于世。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
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
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
故《中庸》说: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
素夷锹,行乎夷锹。
素患难,行乎患难。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至诚尽性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激发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激发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
这就是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
梳理儒家中庸观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在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之外,中庸的方法论原则也呈现出清晰的思想脉络,尤其是宋明以降,“中道”成为了管理的基本精神之一,管理者经常需要在两个对立极端之间找到彼此的联接点,掌握“适中合度”的原则,避免极端,这个联接点就是处理问题的“度”或者“火候"。
在管理实践中,中庸之道显然是极富管理艺术之道.管理活动中存在着大量对立的方面,从而会形成诸多冲突和矛盾.在协调两极互动的实践过程中应用中庸之道进行管理,需要人们感受和领悟平衡的艺术.
其一,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
管理活动事关组织兴衰成败,凡事需要理性分析和谨慎从事。
理性管理主张事事都要思考、权衡、计算、分析,要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追求成本优先,利润至上;强调周详的计划、明确的分工、严格的规章和严密的控制等。
然而,过度理性则会陷入理性化困境。
在组织生态环境变化越来越快,竞争日趋激烈的全新情势下,快速反应、勇于创新和适度冒险则显得愈来愈迫切.一味地保持理性,不仅可能导致组织行动迟缓、错失良机,而且会压抑组织及其员工的创新与冒险精神。
管理中,需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对于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限制两级分化,用适度的利益驱动和有效的精神激励来激发职员的竞争意识和进取意识。
其二,竞争与合作的平衡。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中庸之道适度与合理的基本内涵,日益为现代企业管理所重视。
市场经济模式下商场即战场,打败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份额,是企业管理者长期的竞争思维定势.然而面对现代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片面强调竞争,结局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管理者有时需要转变传统观念,摒弃原有的非此即彼的线型思维模式,把握好竞争的尺度,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有可能实现双赢。
美国学者詹姆斯·弗·穆尔认为:
当今企业不管是为了扩大原有市场,还是要开拓全新市场,都需要注重与其他公司的合作,形成以发展为导向的经营协作群体,以求共享市场,各得其所。
全球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的协作竞争、结盟取胜、双赢模式已成为21世纪企业发展的新战略。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CRM(客户关系管理)、SCM(供应链管理)、OUTSOURCING(外包)、ERP(企业资源规划)等管理理念,都是基于双赢模式,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全面调控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其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儒家“经权观"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阐释得非常透彻,“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遵循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势的变化所体现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儒家“经权观"含有丰富辩证法思想,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权变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孔子特别重视“权变”观念,他认为,共学、适道、立、权,一级难于一级,“权"为最难,是一种很高的理论境界,是方法论之最高原则。
儒家把“权”看得如此重要,但并非为了灵活性就可以离经背道,儒家“经权观"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于主张权不离经,通经是行权的前提和基础.而用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处处合于经,时刻不离经,使之潜移默化,达到“执经达权”的境界,即管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整合的境界。
现代管理活动讲“执经达权”,就是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稳定不变的管理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根据管理面临的内外因素,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随机应变,适时调整管理对策和管理方法。
“执经达权”的具体方法有两条:
适其时和得其宜。
所谓适其时,就是适应客观时势。
企业管理者“适其时",就是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及时地调整经营策略,以立于不败之地。
“得其宜”一词出自荀子的“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意思是说该用经时就要用经,该用权时就应该用权,二者的分寸掌握得合理恰当,便是得宜,然后就能成为圣人。
在实际运作中,要求管理者对那些符合一定的原则,行之有效,职员满意,全体受益的策略和方法,从而获得理想的管理效果.
三、“德主刑辅"是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管理理念
德主刑辅是在《论语》中最经典的管理理论之一,论语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也就是说: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整顿他们,这种外在控制的社会效果只能是“民免而无耻”,即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教来规范人们,老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心悦诚服.这一论断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
对普通民众的管理或约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方法能收的效果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好。
道德意识是一种自省活动,任何强制性制裁都是一种非法干预;惩罚性干预虽可使人心存畏悸,小心规范自己的行为,却难以达成主观上的道德自律。
孟子也认为,统治者必须用感化的方法来教育人民,而不是用高压政策对待百姓.他说: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在“四端说”中阐述了人与生俱来向善的四种本性,即: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四者间事实无先后,但逻辑有上下,形成“爱→推→敬→别”之关系。
人有四端,则为统治者行德政奠定了人性基础,统治者的要务,就是要保持和激发人的这种善良本性,治国就会变得简单而高效.唐初“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执政理念,也是“德主刑辅"思想的延伸与发展。
当前我国“以德治国”之举,正是渊源于儒家“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客观上讲,“以德治国”的统治手段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但在中国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
德主刑辅理念渗透到管理思想中,便使管理具有了丰富的人性韵味。
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管理的层面上,对我们今天都有重要的启示。
其一是“正人必先正己"。
儒家提出在管理模式上必须做到由正己而正人,由修身而治人,由上行而下效。
孔子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他说:
“政者,正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后历代儒者都把“正己正人"作为治国的根本之道。
儒家关于“正己正人”的辩证思想,把管理道德化,突出道德导向,强调人格感化,自律高于他律,始于“正已”,终于“正人”,由自我管理而达到管理他人。
这一理念在当今社会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承担管理职能的各级领导者应该“立身惟正”、“身先示范",俗话说:
官为民之表率,官风决定民风。
只有管理者自己正气凛然,让别人抓不到“把柄”,才能让管理对象发自内心地真正信服,“归顺”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如果管理者得不到管理对象的认可,反省则必须从自身开始。
正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所言:
凡是发生了矛盾,就首先问罪群众,这是神经衰弱、没有力量的表现,有事先从干部自身查起,才是科学的群众工作方法。
其二是“治国必先治吏”。
在治国的问题上,很多人曾经陷入一个认识误区:
认为治国的核心在于治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执政者往往把自己放在与老百姓对立的位置上,在提高老百姓素质、约束老百姓行为等“治民”措施上大做文章,结果是南辕北辙。
孟子说: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上》)意即“德治”的关键不在于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而在于执政者“为政以德”,在于用为政的道德(即“官德")约束执政的官员,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执政者的行为,防止权力腐败。
只有执政者树立了道德权威,才能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文明教化.
《左传》记录了桓公二年的一个史实:
鲁国一个颇有见识的谋士臧哀伯告诫鲁桓公时提出了一个足以雄视千古的治国名言: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大意就是:
一个国家的衰败,起源于官员的邪恶;官员道德底线的失守,又起源于国君身边的那些宠臣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
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一丝不苟地坚持了“治国先治吏”的方针,还把“治吏”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提出了“治国就是治吏”的伟大思想.在亲自批准枪毙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全党做了如下一段经典讲话: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
治国就是治吏。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如果(各级干部)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这一席话,荡气回肠,掷地有声,无疑就是共产党人坚持“治国先治吏"的政治宣言书。
正是因为自上而下地普遍坚持了“治国先治吏”这个正确的治国方略,才使一个初掌政权的党,党风肃然;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政风肃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呼百应,令行禁止。
王阳明在朱熹儒学基础上指出:
“存天理,灭人欲,然后方有良知”。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国家发展虽成就斐然,但国家政治也日益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国家公职人员的“人欲”正不断膨胀,滥权贪腐犹如一个毒瘤,正严重侵蚀着国家机体!
坚持“治国先治吏”甚至“治国就是治吏”的理念,对今天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义利观深刻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
儒家义利观中,“义”与“利”的辩证关系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重义轻利.“义"是指社会公利,“利”是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
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他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要求“先义而后利”,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可以舍生取义,更不用说一己之私利了。
荀子明确提出: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汉儒董仲叔舒谓: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指出“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他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后,选择义,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王夫之“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人生因行义而可贵,也可为义舍去生命,是对孟子“舍生取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层含义,儒家重利轻义,但并不否定对利的追逐,只是主张“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儒家义利观中,“义”和“利”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
人是既具自然本能又具有道德观念和理性的人,是义和利的综合体,只是二者的价值选择有所侧重。
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首先肯定人们厌恶贫贱追求富贵的欲望和行为是符合人性的,是正当的,这是他立论的前提。
然而他要求人们弃贫贱求富贵,应该遵循一条符合普遍化理想的正道,也就是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取得.富贵虽是人之所欲,但非唯一的追求,还有更高的价值在,这就是仁义、礼义或称善.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出一种植于心灵深处的荣辱意识,合而执持之,便是人的尊严.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
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
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
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宋明理学在把义利与公私联系的同时,又把义利与天理、人欲等同,一方面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另一方面又认为“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从而得出“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
儒家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说:
“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指出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害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儒家的义利观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没有了诚信的市场经济寸步难行.如果经济建设过程中没有了道德,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勿庸讳言,和谐社会的构建,道德建设是其中不可忽略的指标.如果人们在衣食富足的同时,不能使他们的精神同样得到充实,那就不是人们期盼的和谐社会,而是一种充满悲剧的社会,给社会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对管理者而言,管理者要推行德治仁政,就应该先义后利,先着眼于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然后才能取得自己的正当利益,这样的管理行为才是合乎道义的,才会得到民众的拥戴。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劳资之间也存在互相依赖、相生、相成的关系,管理者仗义为劳动者创造能够过道德生活的经济条件,劳动者才有归属感,企业才有凝聚力。
五、结论
儒家思想是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生成、延续的精神纽带,并积淀为比较稳定的民族心理情结,在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价值取向。
从管理哲学的视野审视,儒家思想中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思想精华,以“仁"为核心的世界观、以“中庸之道”为精髓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可为现代管理哲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提供思考的渠道和观点的指引,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
只要我们潜心研究,用心思考,必会发掘出能滋养现代管理的丰富养料.
日本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研究儒家管理思想始于涩泽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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