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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下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下)
岑大利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下面讲第三讲,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的第三讲。
二、修正型改革
在第二讲里,我们讲到改革的第二种类型,修正型改革,在修正型改革里面,我们讲的发生在王朝初期的改革有刘邦君臣的改革和唐太宗君臣的改革,发生在王朝中后期的改革,我们讲了北宋的王安石改革。
今天我们讲发生在唐朝后期的刘晏和杨炎改革和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改革。
(二)发生在某一封建王朝的中后期的改革
我们先讲一下唐朝后期的刘晏和杨炎的改革,这两个改革都是在经济方面、财政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前面刘邦、唐太宗全面性的改革是有不同的,它是在某一个领域方面的专门的改革。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改革的背景。
唐朝后期政府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已经面临了崩溃,唐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以财政和财富制度、赋税制度为主进行改革。
就在戴宗的大历元年,理财专家刘晏他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期间就对盐法进行了改革。
他的措施有以下这几项:
第一,改革盐法。
具体来说是撤销非盐区的盐官,只在产盐区设立盐官,然后让产盐户把盐交给盐官,盐官再加价卖给商人,让商人运到各地去出售,这样非产盐区的盐官撤销了,减少的政府的开支,让商人运到各地去销售,通过他们去运输、去销售,另外不收他们的通过税来保持盐价的平稳,老百姓可以吃到价格比较低的盐,另外也便于运输、转运,所以国家收盐税也更加方便了,数量也增加了,这是一项改革。
第二项改革是整顿漕运。
为了由江淮(南方)产米的地区向关中运送粮食,就疏通了运河,建造了漕船,并且国家收盐利得到的钱来雇佣船夫,不再漕粮运输沿江、沿河州县征发丁役了,所以,这样就有利于沿河人民减轻了拉船的艰苦劳役。
另外,还继续使用行之有效的分段转输法,节省漕运的开支。
第三项措施,实行常平法。
在各道设立巡院,以勤劳、清廉、干练的人当知院官,让他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上涨和降低,政府遇贵就卖,遇贱就买。
这个照片就是刘晏。
刘晏的理财就对当时政府及时地调整粮价,稳定市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改革的理财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在赋税征收当中的混乱的局面,根本上解决财政的困难,因此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的时候,德宗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的两税法的改革。
原来农民交税是有地税和户税,实行两税法以后,就统一各项的税收,各项是指杂税,并不是地税和户税,地税和户税的形势是沿袭下来,但它是分夏秋两季征收,夏天和秋季两季征收,所以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项,取消了租庸调和一切杂税,但保留了丁额。
统一交一个税。
第二项,部分主户和客户一律以当地居住地为准登记入户籍,然后交纳赋税。
不管你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是要按照你居住的地方登记,登入户籍,然后交纳户税,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不按丁征税了,而是按资产和田亩征税,过去是按人口,按丁(男丁)来征税,现在是按资产和田亩征税。
第四是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是他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来改为十分之一,这是两税法的第四个内容。
第五个内容,每年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第五项措施,量出为入。
中央根据财政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一个总税额,分配到各地来征收,所以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征收的税额也不一样,但中央那儿掌握一个总税额,是这样一个两税法的内容。
这个两税法比较适合当时情况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这样一个制度,它由过去的按丁、按口来征税转向按土地和资产来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新发展在财税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所以它在中国税制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项改革制度,是税制的一大进步。
它的进步意义有这样几点:
它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税制,这样就在一定时期以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得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税种越多,越容易混乱,弊端也就越多,这样把它统一起来一起交税就可以减少这些弊病。
第二个意义,它规定贵族、官僚、客户,还有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样就扩大了税源,交税的人多了,过去贵族不用交税,现在贵族也要交税了,而且按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交税,这样就比租庸调,按丁来征税要合理一些。
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它是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你可以交钱,然后你不交物的话可以交钱,折钱纳物,钱和物要折算的,这样就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可以把粮食的一部分折成钱交税,这样粮食就部分商品化,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它的进步意义是这三点。
两税法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解决财政赋税混乱不平均的问题,用这个办法,特别是按土地和资产来纳税,那就使得纳税的合理性比以前加强了,更合理一些。
这是两税法改革的情况,杨炎实行两税法的财政改革情况。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改革。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所以爆发了很多起义,著名的有“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刘通、李原起义”,还有“刘六、杨虎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被明朝政府残酷地镇压了,但各种矛盾依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张居正改革,为的是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的统治。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他是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的时候进入内阁,隆庆六年的时候当了内阁首辅(宰相),这时候隆庆皇帝已死,新即位的万历皇帝就只有十岁,张居正就尽力辅佐这个小皇帝,以天下为己任,实行了全面的改革。
他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改革内容是这样,第一,整顿隶治,提出了有名的“考成法”,所谓“考成法”是考核中央各部院衙门的工作状况,凡是应该办理的公事都要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订立期限一定要办完,而且要登记在册,办完一件就注销一件,这个登记册用完以后就要交到六科备案,还要交到内阁进行检查,如果地方上报的一些应办的事没有办或延迟了,内阁的部院就要进行纠举,这个考成制度实行以后,大小官员就不敢再玩忽职守了,很多政令也能够很快地下达下去,过去那些苟且的作风就为之一变,行政效率大为提高,这是整顿吏治的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整顿军事,改善和蒙古的关系,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还有任用了李成梁镇守辽东。
这些做法,尤其是戚继光和李成梁的任用就使得边疆,边疆原来是屡次受到蒙古俺答汗的侵扰,任用了李成梁以后,这个地方就比较安宁了。
还有抗倭,当时的倭寇(日本)经常从海上来侵扰我国,戚继光抗倭,镇守蓟门,立了大功。
所以在这方面,这两人的重用是张居正的功劳。
第三个方面,兴修水利。
张居正任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来治理黄河和淮河,使得河水不再入淮,黄河的水不再入淮,就减轻了水患,保障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很多废弃的土地也都变成粮田。
第四项措施,清丈土地。
从万历六年开始,到万历九年结束,清丈土地一共进行了三年的时间,丈量的结果,全国的田地一共是701万3976顷,比明朝弘治年间增加了300多万顷。
为了要清丈土地呢?
是因为官僚贵族霸占了大量的土地,但他又以各种手段来隐瞒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逃避赋税和徭役。
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赋役,而且官府还把官僚地主所逃避的赋税加在小民的身上,所以赋税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造成了农民起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通过清丈土地来使那些被隐瞒的土地暴露出来,这样就可以抑制那些豪强们逃避纳税的现象,改变赋税不均的状况。
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是实行一条鞭法,这个措施主要是解决劳役的征收问题。
张居正原来在一部分地区推行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来通行,它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史书》上记载: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这么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它就把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都包括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田赋折银征收,这些除了政府所需要征收的米和麦一些食物以外,其他的食物都折银征收,老百姓除了官府所需要的那些食物以外,其他剩余的那些都要到市场上出卖,卖了银两以后交给官府,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把利益部分摊到田赋里面折银征收,部分不是全部劳役,这样你按照摊派的比例不一样,有的以田为辅,有的以丁以辅,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摊入田赋以后,你就可以不去服劳役了,政府收了这些银子以后就可以用这些银子雇人来承担劳役,所以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
征收的时候项目很多,容易产生弊端,所以这样就简化了归并一些项目,统一来征收,这是简化的问题,这是第三项;第四项,你收了粮食或收了钱以后,需要运到京师,怎么运,谁来运?
过去是民收民解,老百姓自己收,自己解,派人来运送、押送,所以这里面路途遥远,费用也很高,很麻烦。
现在改为官收官结,官府统一来征收,然后来押解运输到京师,这样就减轻了民间的负担,这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
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难理解,到底是有什么好处呢,对老百姓来说?
这是我们要讲的它的进步意义在哪儿?
把力役改为折银,摊入到田赋当中,你可以不去服劳役了,你出钱就行了,部分的摊入田赋,这样田赋又可以折银,这样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你可以少去服劳役,折银以后又比较相对简单了,这是第一。
第二,我刚才也提到这个了,把力役改为折银,这样就使农民摆脱了劳役的束缚,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
你不去服劳役,你可以在地里面从事农业生产,可以比较自由,要不然到了该播种收获的时候,你去服劳役就耽误农时,地里的庄稼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这样就使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第三,赋役一律征银,加强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民要折成银两,他结果去市场进行交换,这样农产品的商品化的数量就越来越多,小农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品经济由此就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是一条鞭法的进步意义。
张居正的改革对社会的发展和小农的负担的减轻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但这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了,官僚、贵族也要纳税,把他们的土地清丈出来,他们就不能逃税了,所以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了损失,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
万历十年,张居正由于进行改革积劳成疾,所以很快就病死了,反对派在他死了以后群起而攻之,抄了家,他的一些亲属也都死于非命,在这以后,改革的成果虽然部分保留下来了,但也不能挽救明朝衰落的趋势。
(三)王朝初期改革与中后期改革结局不同的原因及启示
我们从上面所讲到的修正型改革的典型案例可以得知,王朝初年的改革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初期的改革成功的多,而中后期的改革失败的多,虽然有些成果保留下来,但大多也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通过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一个是改革所面临的形势不同,新的王朝建立的开始,由于国家经过战乱的摧残,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大量逃亡,在这种形势下,统治阶级要尽快地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他就必须总结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进行改革来恢复农业生产,安定人们的生活,这是初期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形势。
王朝中后期所面临的形势,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到中后期的时候已经非常积重难返,社会危机非常严重了,一触即发。
这样的话,改革的难度就更大,更不容易成功,这是中后期为什么容易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改革主持人的经历和政治素养不同。
刘邦、唐太宗,他们都是经历了农民战争的洗礼,他们在战争当中体会到农民力量的伟大,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他们自己也在战火的磨炼当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所以,他们当了皇帝以后,他们的改革目标就非常明确,他们所制定的改革措施也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从而这些就保证了改革的成功。
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者往往是在皇帝支持下,由名臣贤相来主持的,如王安石,支持改革的皇帝虽然有改革的愿望,但这个皇帝比起开国皇帝来说却少了谋略和胆略,在面对改革的反对派的强大攻势之下,往往容易摇摆不定,一旦阻力太大就容易妥协。
如宋神宗,他对王安石的青苗法的政策产生过动摇。
他在反对派攻击青苗法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
“我以为青苗法是可以利民的,没有想到他是害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政策在实行的时候就不可不慎。
”这个意思是说,在推行青苗法当中遇到阻力很大,他以为是在反对派认为青苗法是害民的,所以神宗就不想再实行了。
王安石看到改革推行不下去了,尤其是青苗法,他就只好称病休息,后来又要求解职,所以,最后神宗看改革将要夭折,他又改变了态度,重新又支持青苗法,这样才使得变法暂时地度过了危机,免遭夭折。
所以,这个情况就说明,像宋神宗这样的明朝后期的皇帝在改革当中,他是摇摆不定的,有这么一个特点,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改革方案的制定与落实情况的不同。
王朝初期的改革大多是从恢复经济入手,解决农民的土地和赋税问题,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改革了,其中都有土地的分配和赋税的减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使得农民切切实实地得到了好处。
另外,像唐太宗任用贤能,精简机构,吏治比较清明,他还带头节俭,反对奢侈浪费。
这些改革措施在王朝初年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但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因为吏治腐败非常严重,既得利益集团固化,已经形成了,不能很牢固了,不可再轻易变动了,所以在执行当中往往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或不能落到实处,或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加以阻挠和破坏。
如我们还讲王安石的青苗法,原来他是要抑制高利贷和土地兼并的,政府低息贷款给农民来代替了过去农民因为青黄不接,卖地或借高利贷来渡过难关,高利贷还不上就要卖地,这就加重了土地兼并。
实行青苗法是要抑制高利贷和土地兼并,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的,但在执行当中却被地方官和豪强想方设法地改了样,有的官吏不管农民要不要贷款,他都强行摊派,有的还把利息预先地扣除了,结果农民不但没有减轻负担,有的反而造成了损失,你强行摊派给我,我本来不想要,现在你给我了,我不要还利息,还不上利息就造成了我的损失,我还要抵押土地,所以,农民因为推行青苗法,地方官采取了这些强行摊派,还有扣押利息的做法,就使得农民没有得到好处,或损失了农民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他们的不满,推行不下去了。
所以,落实的情况很重要,你朝廷制定的政策是合理的,是要使农民得到好处的,但真正到执行的时候,农民却没有得到好处的,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也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了,这是后期改革落实不如初期改革的情况的原因,这是三个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启示,改革前必须要正确地认清改革的形势,判断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不要盲目地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是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改革措施一定要切合实际,便于执行,狠抓落实,以便于使大多数农民真正受益。
你虽然有了一些合理的措施,但你要便于执行,不要让地方官吏能够从中做一些手脚,妨碍政策的正确执行。
第三,对改革中可能会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要给予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排除一切干扰,以便使改革能顺利进行。
前面我们讲的是两种类型的改革,一种是变革型改革,一种是修正型改革。
三、盲动型改革
(一)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
最后我们讲一下第三种类型的改革,盲动型改革。
盲动型改革主要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属于这一类的。
什么叫盲动型改革呢?
它是不顾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可能,完全凭借主观愿望而强制实行的改革,它的典型代表是王莽改制。
王莽是何许人也?
他是济南人,字巨君,他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所以他的家族也就成为显赫的外戚贵族。
王莽自幼喜欢读书,结交儒士,史书上说他是“好为激发之行”,有一些极端的行动,他在统治阶层是很有名望的,38岁的时候当了大司马、大将军,掌握了实权,立汉平帝为傀儡,后来在汉平帝做寿的时候敬了毒酒,杀死了汉平帝,选当时只有2岁的孺子婴作为帝位继承人,到了公元9年的时候,他随行废了孺子婴,废汉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实行改制。
这个改制主要是为了巩固他新建立的新朝政权来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
因为当时西汉末年,政治已经十分腐败了,经过兵临崩溃的边缘,王莽篡夺了政权以后,他要缓解矛盾来巩固其政权,所以他实行改制。
他改制的主要的指导思想是复古,改制的内容有这样几点。
第一是在经济方面,实行“王田”、“私属”制,这项政策是王莽改制当中最主要的政策。
他是根据《周礼》当中所提出的井田制来下令,这个命令的内容是这样的: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
皆不得买卖。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
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周礼》当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根据普天天下,莫非王土,用这句话然后把天下的田改名为王田,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
因为那个时候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每一家100亩,如果超过100亩的就把超过的部分的土地分给你的九族或邻里、乡党,这是土地分配制度,恢复井田制便是这个意思,一户受百亩,多的你要拿出来分给别的人,没有田的,你就可以得到土地。
私属是指奴婢,改奴婢的名称为私属,即是改成“家丁”,他的名称变了,家种,来体现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天下一家,如果你要是不改名的话就要治罪,这是私属,把奴婢改成私属。
第二项措施,实行“五均、赊贷、六筦”制度。
“五均”是在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城、成都设立五均官,由市长兼任,负责管理粮食、布、帛、丝、绵的购销,用来平衡物价,征收工商税,是这样一个机构和长官。
“赊贷”是由政府向平民贷款,政府直接贷款给平民,“六筦”,即由政府直接来经营盐、铁、酒、铸钱、征收山泽税和五均赊贷,这六项事业。
所以,“六筦”就是这个意思,国家专营这几项业务。
第三项经济措施是改革币制。
这个措施是附会了周景王铸大钱的古代的一个做法。
它铸有各种刀币作为大钱,后来因为繁体字的“劉”字,有这样一个金子旁,刀币就犯“金”,因为繁体字的刀犯“金”了,所以他又废除了刀币和五株钱,另外造了28种货币。
我这儿有一张图,大家看这个图上面的形状是各有不同的,他一共改革币制是五次,钱的种类很多,这样就造成了货币的混乱。
第四个措施是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作为统一标准。
这是四项经济改革措施,复古。
第二项在政治方面仿造周礼,实行五等封爵,还实行分封制,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项措施。
第二项,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的划分,改变官名和地名,具体来说,王莽为了附会西周的官治,他在中央设立了四辅三公四将,三公下面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氏组成了中央机构,又设六监管理京师的戍卫和皇帝所用的车马、服饰。
另外,他还改变官名,把郡太守改为大尹,县令和县长称为县宰,另外他还改变了郡县的划分和名称,有些地名连改五次,最后又用原名,所以频繁地改变官名和地名,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民族首领的封号。
如改钩町王为钩町侯,改高钩骊王为下钩侯,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匈奴单于玺为匈奴单于章,把少数民族首领的名字或封号都改了,这是改革的主要内容。
(二)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
王莽他是完全不管客观的需要,想恢复到周朝去,按照周朝时候的一些制度和做法,生搬硬套地来制定一些政治、经济的复古的一些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而且激化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改革遭到完全的失败。
失败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土地和奴婢问题,我们要讲一下刚才谈到的“王田”、私属”制,即把土地私有制改成国有制,禁止土地买卖。
它本来是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要由国家来分配土地,来使每一家都得到土地,但这种分配的办法在当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在命令下达以后,很多贵族、官僚,他们占有很多土地的这些人不仅没有交出土地,反而强烈地反对这项政策。
而贫苦农民不但没有分到土地,反而由于生活所迫,出卖土地或儿女,因为当时规定土地不能买卖,你出卖土地就触犯了这项政策的规定,就算犯了罪,就成为罪犯。
所以这项政策反而给劳动人民制造了更多、更大的痛苦。
土地私有制到王莽时期已经实行了几百年了,那他想恢复土地国有制是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所以,这项制度在官僚贵族强烈的反对,包括贫苦农民的反对之下,王莽在三年以后就下令废除,这项制度的废除就标志着王莽改革的失败,基本上失败了。
“五均、六筦”制度,本来是要解决商人囤积居奇,要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还有增加财政收入,但王莽所用的人大多数是商人和一些地方官僚,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地方官互相勾结,制造假账,官府不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那些利益都被商人纳入私囊,被一些地方官员纳入私囊。
所以,这项政策并没有起到它原来计划预想的那个效果。
第三个失败的原因,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和官名,乱改少数民族的名称,这样就为国家和社会制造了混乱。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改变币制以后,造成了币制的混乱,人们在兑换货币,在用货币买东西的时候损失就很大,所以大批的百姓破产,改变地名,有些主管的官员都闹不清楚他管辖的区里面都叫什么名字了。
改变了民族的名称,那些首领就非常反感,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
所以,在王莽改制以后也相继爆发了很多农民起义,王莽的改革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
四、中国历史上改革的启示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前面三讲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分为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即变革型、修正型和盲动型。
这三种类型的改革,我们通过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历史启示。
第一点,改革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改革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变更或调整完善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和克服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旧矛盾,作为旧矛盾的主要方面,必然为保持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引发革新与守旧的斗争,这是改革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王安石变法就受到了这些保守派的攻击,所以,最后遭到了失败,这是改革过程当中革新和守旧斗争的具体体现。
第二个启示,改革的领导者应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能够清醒地判断改革的形势,确定改革的目标,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改革方案和步骤,施以具体的措施。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汉初刘邦的时候和唐初唐太宗的改革,他们本身都经历了战争的农民起义的经历,都有这个体验,然后他们意识到如果是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遭到秦朝灭亡和隋朝灭亡的结果,所以他们树立了无为而治和居安思危这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然后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些做法,去除了苛刻的法律,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相反,戊戌变法的失败却是因为改革者自身的不成熟和改革时机的不成熟。
光绪帝和康有为在不成熟的情况下,在权威不牢固的情况下,他们进行的这场改革运动,最后必然是失败的。
第三点,改革需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尤其是反对派的阻力才能顺利地进行。
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
“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人们的思想观念。
”每一次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都会有一部分人从中得利,也有一部分人是从中受损的,而受损的一方必然会拼死地反对,比如前面讲到的商鞅变法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结果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商鞅本人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戊戌变法也是威胁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了,而这些人多数统治集团的成员,所以阻力就特别强大,尤其是政治改革会剥夺当权派的权力,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就会受到他们拼死的反抗。
当时最大的当权者是慈禧,政治改革最后威胁到她的权力和她的地位,甚至身价性命,所以遭到她无情的镇压。
另外,在慈禧身边、周围的“后党”的官僚们,他们在改革当中也会失去他们的官职和权势,自然也会极力地反对。
再有是前面谈到的守旧,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是极为浓厚的,戊戌变法之所以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以至最后被血型镇压,除了权力之争以外,还有新旧思想的斗争,守旧势力拼死地反对改革。
第四个历史启示,在改革当中必须要加强中央的权威,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都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自上而下推行的,但在改革中,没有不遇到朝野上下守旧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或支持改革的皇帝是否真正拥有实权和他所依靠的官员是否得力,即中央权威是否稳固。
像秦始皇、汉高祖、北魏孝文帝、唐太宗、清朝雍正帝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央有权威,而王莽、王安石、清朝的光绪帝、康有为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央没有权威,有的改革甚至因为改革家逝世而被废弃,半途而废,导致社会重新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所以,这是改革的第四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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