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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近代化启示录
窥清朝洋务运动思中国当代改革
[摘要]风行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在甲午之年尘埃落定,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带来的不仅是超越以往的近代化,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中国近代化进程之瓶颈。
从洋务运动中我们不难看到中体西用思想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各种正负作用,处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热潮中的我们不应只做历史的看客,更应从历史的躯体当中挖掘出时光的记忆,指引我们未来的生命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走去!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当代改革
历史的躯体——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
洋务运动内容包括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和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它虽然没能挽救中国,却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接力赛上的第一棒,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洋务运动对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影响
政治近代化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同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
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中不可分割的最初一环,对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也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洋务派以“西用”固“中体”,延误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洋务运动却以“西学”解“中体”,促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历史车轮的发动机一经启动,就会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向前行驶。
由此洋务派充当了不自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为中国的政治近代化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洋务论者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并在后来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
郭嵩焘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
由此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这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
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
郑观应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后来之人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决定其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任务。
二、洋务运动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的“长技”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他在创办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
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政等交通运输事业。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民用企业二十多个,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募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
到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
这些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采取了机器大生产的方式,使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民用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尽管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在洋务运动的孕育中产生了。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民用企业,此举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到了催生扶幼的作用。
一些洋务派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同时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而且,洋务派兴办的军用、民用工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
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用、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3.4万人,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三、洋务运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的活动,客观上也促进了向西方的学习。
洋务派感到兴办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
在此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生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基本未变,这些新式学堂又缺乏足够的师资、经费和设备,因此学生人数并不多,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一统天下的局势,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上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
尽管洋务派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效忠清王朝的知识分子,但在客观上却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为中国造就了一支具有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总而言之,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虽是与旧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平行并存的,但它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才途径,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上也是向旧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发起了挑战,从而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出现了新旧交替的过渡形态。
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等人。
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用、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中早期的技术力量。
因此,洋务运动在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为将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洋务运动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的社会改革。
因此,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和中国军事工业的近代化。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著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
从1861年起,洋务派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为主的练兵活动。
1862年奕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请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
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
清过去的海军叫水师,使用的是旧式船只,装备落后,不能抵挡外国的铁甲兵轮。
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
1866年,清在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建议下,创设马尾船政局,力图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新式海军。
七十年代中期,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险恶形势,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
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lO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福建)三支水师。
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
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
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
总而言之,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李鸿章创办军用工业,其目的是“期得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洋务派大量购买并进而制造新式枪炮,组建新式军队,实行洋式练操,以促进清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的近代化,这一军队改革使清王朝的军制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拥有铁甲战舰两艘、巡洋舰七艘、其他船舰十四艘。
另外,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通过海陆军的改革,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些军事工业都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主持创办的,又缺乏近代工业生产的经济技术基础,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半封建的色彩和特性。
如清末海军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封建腐败色彩,彼此之间无统一制度,又无统一行动;在外国教习的主持下,海军的训练从未切实进行过;兵船也主要用于运送货物、拖船载勇和迎送官员,缺乏严格纪律和实战能力。
因此,洋务运动下的军事工业在保卫祖国上所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
五、洋务运动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自诩为“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对外关系为番属朝贡,因而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带有外交性质的事务均由礼部和理番院分管。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由两广总督兼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公使进京繁杂的外交事务迫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个中央外交机构。
在外国列强的要求下,1861年初,咸丰帝批准了奕等洋务派人士的奏请,设立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以及其他洋务事宜,这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
总理衙门的设置,虽是被动之举,却意味着清政府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冲破了理番外交的传统观念,加强了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体现了中国早期的近代外交意识。
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既是自强,由此它的核心工作,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
但是由于洋务运动主要着重于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限于总理衙门本身,因此未能也不能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
时光的记忆——中体西用
洋务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中学”是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孔盂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体”,是不能改变的;“西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这是“用”,是可以学习、效法的。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的《校分庐抗议》一书就提出: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
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他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
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
直到1898年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
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际上是一种革命性态度。
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
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
从实践上看,“中体西用”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
由此,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的近代化,但是“中体西用”自身所蕴含的传统因素与近代因素的矛盾却是不可忽视的,也正是基本指导思想的内涵错误导致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
“中体西用”中的体与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
其基本含义包括了两层:
其一是指本体及其作用、功能或属性,其二是指本体与现象。
在中国古代,体用范畴的运用极其广泛,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体用观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体与用都是统一在中国封建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到了近代,传统文化的体用观衍变为中体西用论,由一种文化内部区分体用之学发展到两种文化之间的体用之学。
洋务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坚持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远远高于西方的精神文明,因而力图“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使体用的含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本末或主辅的关系了。
在此意义上,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用的统一。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自我割裂制约了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一步促进,并导致了洋务运动最终的失败。
首先,从理论上看,“中体西用”思想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指出科技是生产力,“西学”实际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学”只包括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在内的封建政治制度。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力嫁接到封建生产关系上。
由于封建生产关系母体的排异性,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企业因遵循“中体西用”的原则,使其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也带有严重的封建性。
即使是在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中,企业的实权也多为封建官僚和洋务派亲信所把持,商股并没有发言权。
洋务企业经营管理腐败,生产效率低下,封建衙门习气严重,有些官督商办企业还必须为清政府的特殊目的和需要服务,如电报总局发报顺序一律“先官后商”,且官报可以减半或免费……所有这些,都影响了近代化的进一步深入。
其次,从实践上看,“中体西用”思想也是失败的。
洋务派初期是以“自强”的旗号兴办洋务运动的,奕说: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为此,洋务派到中法战争之前,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等十几个军工企业,并且编练了湘军和淮军等新式陆军,以及粤洋(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等新式海军。
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次年8月23日法军进攻福建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中国军队后来取得镇南关大捷,但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最后中国还是“不败而败”,同法国签订了《中法条约》。
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又以惨败告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中国在一系列战争中的失败已经证明,企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求得“自强”是不可能的,“中学为体”严重阻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最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中体西用”思想原有的进步性失去了经济基础。
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
洋务派自身创办了许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二十多个,这些企业已经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
在洋务派的影响下,一部分中小官僚、开明地主和商人在70年代前后,开始创办完全商办的企业,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机器剿丝厂等四十多个。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改变封建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
但洋务派仍然主张“中体西用”思想,继续维护封建制度,因而就不再有进步性和必要性可言。
总而言之,“中体西用”的思想固然有其一定的时代促进作用,但是其对中国近代化的阻碍仍然是毋庸置疑的,由此我们应该从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中获取积极成分推动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未来的生命——当代启示
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了,“中体西用”破产了,却带给中国近代化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俗话说“前人之事,后人之师”、“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同样的,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对各方面发展起制约作用。
现代化的各层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没有政治现代化作保证,单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终归要失败。
洋务派急功近利,着急于经济现代化,为了维护自己的“中体”而对自己有一定认识的政治现代化缺乏实质性的举措,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没有同步进行,从而丧失了发展机遇。
所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不仅如此,从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还应认识到推进政治现代化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政治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会发生流血冲突。
洋务派护“中体”而采“西学”,仅是器物层面的变动,就遭到强烈反对,使洋务改革举步维艰。
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妥善处理各种社会政治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大局。
其次,中学可固中体,西学也可中化后固中体。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一旦稍微放松即可能使改革三十年的成果成为昙花一现,因此应当积极吸收外国发展经验,并加以历史化具体化,使其真正适合我国当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洋务运动中的军用、民用企业,大多处于洋务官僚的控制之下,使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而缺乏灵活性,并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因而我国经济建设过程当中虽然仍然要利用宏观调控这有形的手监督管理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但同时也应效法外国,适当放开国民经济,由市场调节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且,从历史的发展不难看出,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即从洋务运动开始,正是洋务运动对于教育的重视,才为后来的各种革命及改革提供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驱去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因此,当代中国应坚持不渝地发展教育,不断的向西方教育汲取积极有效的知识促进本国的发展。
如复旦大学的书院制度,即是在向西方高等教育的学习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复旦大学的书院制由于建立不久,难免有改革停留在体制表层、改革措施不到位等各种问题。
所以仍须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使教育改革不再停留在制度表层,而是深入到思想层面,以学科背景加强文理交流,真正实现培养国家栋梁的目标。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我国对于教育的改革决不能像洋务运动一般只是浅尝辄止,停留在西学的引进层面,而是要深入挖掘中西学的精华,从根本上实现教育的整体性进步。
然后,就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而言,洋务派通过军用企业的创办和西方先进武器的引进,的确将清军的作战能力提高了不少,并在对外侵略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错误,最终还是导致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由此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国防能力的提升仅靠单纯地引进先进武器是不可能的,更需要合理先进的军事制度的建立。
因此,我国国防建设过程当中不仅要着重于武器科技的提升,同时也要重视军事制度的改革完善,这样才能打造出真正的善战之军。
最后,洋务运动可谓中国外交机构建立的始端,总理衙门尽管是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它的出现还是起到了加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积极作用,体现了早期中国的外交意识。
而在当代中国,我们不仅要加强外交,更要积极外交,
通过自己国家声音的发出,保卫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合法权益,让中华民族真正融入到世界民族之林,为全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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