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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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内忧
求解难题:
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于祖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当今世界,一个没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的民族和国家,
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沉醉于成就和所谓政绩的政府和政党,是对人民不负责的;一个经济
学者掩过饰非,粉饰太平,是缺乏良知的。
不违疾忌医,勇于正视工作中的问题,分析产
生问题的原因,探索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当然,人的认识能
力是有限的。
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
因此,只有通过不同观点
的争论和比较,并经过实践,才能达到真理性认识。
《中国经济的内忧》一文剖析了我国
当前经济发展和改革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出现的隐忧。
本文作为续篇,试图对其
成因作探索性分析。
一剂不对症的药方:
反通货紧缩
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评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只能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
缩这两种判断中作出选择,再没有其它。
然而,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市场体系
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不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来说
,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又碰到一个老声长谈的话题:
是照搬照抄洋教条呢,还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山发
。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经济总量出现失衡的状态:
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供不应求便
引发物价普遍上扬,这种由有购买力的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引起物价上涨的现象,称之为通
货膨胀;当总需求不足,总供给相对过剩,供过于求便引发物价走低直至普遍下降,称之
为通货紧缩。
针对前一状态,通常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以抑制需求;针对后一状态,则
采取放松银根的对策,以刺激需求。
但是,这种需求管理办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
先,它只管了总量,顾不上结构。
如果经济失衡是由结构矛盾引起的,或者总量矛盾与结
构矛盾相互交织,它便无能为力了。
其次,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总
量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
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工业化利现代化长过程的
主导矛盾。
靠刺激或抑制需求总量的办法是不能有效解决结构问题的。
再其次,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改善供求结构
。
90年代初,由于各地各部门竞相追求超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急速膨胀,1993年上半
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70.7%。
尽管当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紧缩银根,但
全年投资仍增长50.6%,工业生产增长高达21.1%,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重复引进,
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
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约1/3供过于求,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过剩1/2
到1/3,机械行业开工率不到50%。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无视供给结构状况,无视迅速膨胀
的生产能力,把启动经济的希望都寄托在扩大总需求上,那势必事倍功半。
尤其有害的是
,把在盲目扩张中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视为高速增长的潜在因素。
如果按这种观点行事,
我国经济恐怕难以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怪圈。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通货紧缩论”的重要论据。
投资和消费是构成内需的两大
要素。
需求总量足与不足,不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判断。
经验数据例如上一周期年需
求增长平均值可以参考,但应考虑当年需求生成的新因素和条件,以及经济的实际承受力
。
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4.5%,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11.1%,居民消费水平增长7.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
这样的增长规
模和速度,与历史上正常年份比,或者与其它国家同期比,都难作出“有效需求不足”的
判断。
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所谓“市场疲软”。
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投资为-7.2,1990
年增长2.4%,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均为4.1%,3.8%。
俩相比较,1997年经济怎么能作出
“需求不足”的判断呢?
如果说需求持续增长乏力,似乎更确切些。
但是,需求总量增长并
不意味结构各部分同步增长。
相反,总量增长恰恰掩盖了各组成部分增长的不平衡。
自上
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增加,最终告别了短缺,但农民收入却徘徊不前
,特别是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990年——1997年分别为1.8,2
.0,5.9,3.2,5.0,9.0,4.6;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分别为-2.11,7.39,7.34,-1
4.35,4.07,6.12,12.1,9.7,县和县以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
53%下降为1997年39%。
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总数的70%的农民。
究
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增收致富门路涌堵。
农村深化改革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靠放松银根是无济于事的。
19
89年以来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靠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每年以
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并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状态。
1998年——2001年,农村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分别儿6.3%,6.3%,8.2%,7.0%,均低于城市1--2个百分点。
农民
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上年增长5%,2000年增长1.9%。
而且在农民收入平均数下还掩盖着
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其中,除了至今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3000万农民之外,还有几千
万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工。
农村市场是我国至今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
近几年
我国内需持续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市场的拓展有限。
投资持续增长乏力,并不是市场主体投资需求不足,也不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
所。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投资领域之广,待开发的领域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个国家都
无可比拟的。
问题出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税费负
担过重;加之企业改制步履艰难,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巨大。
在这种条件下, 相当多的企业
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怎么有实力顾得上发展呢?
改变企业在转型时期的艰难处境,依
靠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输血的办法是于事无补的。
银行连续8次降息,对降低企
业的利息负担是有作用的,但对激励企业投资却未起到预期的作用。
用政府取代企业充当
投资主体是否可行呢?
显然,这是喧宾夺主, 背离了改革的方向, 不能长久。
价格常年下降, 这是“通货紧缩论”的又一论据。
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反常态
的走势:
即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市场物价却常年处于低迷状态。
在经济运行正常情况下,
如果物价走势常年低迷,全面下降,这就意味着经济周期进入了衰退或危机阶段。
现代经
济学把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又归结为银根紧缩所至。
所以,这种
现象称之为通货紧缩,认为它是货币现象,主张转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用
流行的“通货紧缩论”能解释清楚我国当前的经济态势吗?
从现象上看,除了物价低迷之
外,其他方面都无法与“通货紧缩论”对上号。
首先,从1997年以来经济年增幅一直保持
在7%以上的速度运行,表明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难题。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年
增幅保持在这个区间是恰当的。
一旦达到两位数,就会超越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引发通
货膨胀,造成市场秩序混乱。
按照“紧缩论”的主张,只有总需求再翻一番,速度再增加
一位数,物价才能转降为升。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势必重蹈1992年经济过热的覆辙。
其次
,现行物价指数不能充分反映转型时期的特点,不全面反映市场物价的动态。
当前,价外
价,灰色价格和黑市价格依然是市场管理中的一大突出的难题。
例如,幼儿园和学校以“
赞助”名义收取的高额费用,聘用家庭教师支付的报酬,保姆或小时工的工资,住宅区物
业管理名目繁多的收费,医疗服务方面的灰色费用等。
这些付费项目已经在居民消费中占
据仅次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位置,而且金额和种类还有上升与发展的趋势。
反映在居民消费
需求结构中,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用于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相对下降,用于服务方
面的支出却绝对上升。
特别是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力。
一方面官
方的价格指数下降,另方面价外价和未列入统计指数的价格却呈现上涨的势头。
所以仅仅
用现行物价指数判断经济形势,是有局限性的。
再其次,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严
重通货膨胀,近几年物价走势在度过全面紧束之后正处在缓慢调整过程之中。
如果用基期
年1990年为基数进行比较,这几年物价依然呈缓慢上升之势。
据统计局资料,消费物价指
数1995年为183.3,1996年为198.6,1999年为199.6,2000年为200.4,2001年为201.8。
但
是,用环比方法计算的指数,却呈现下降的态势。
因此,把两种指数联系起来分析,才能
对物价走势作出恰当的判断。
所谓“通货紧缩”是否由于货币政策偏紧引起的呢?
根据经验数据,只要广义货币增长
高于经济增长1倍再加几个百分点,就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会发生偏紧或偏松的问
题。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货币供应一直保持适度的增幅。
1997年比上年增长19.5%
,1998年14.8%,1999年14.7%,2000年12.2%,2001年17.6%。
问题不在于货币总量,
而在于货币投向。
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农业技术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至今仍然为资金短
缺所困。
而农村金融却出现存大于贷的反常现象,农村金融机构把在农村吸收的大量存款
约4000-5000亿元上调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货币投向,即使再增加货币供应量,也
不能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燃眉之急。
金融体制的弊端用总量政策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离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大背景,对经济形势是难以作
出恰当的判断的。
支撑速度与化解风险:
孰轻孰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宏观调节面临着两难抉择:
即一方面要消除93年紧缩引起的负面
影响,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另方面又要正视1992年非经济因素诱发经济超高速增长
造成的后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潜伏的隐患,化解风险。
1992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争速度、“上台阶”的热潮,不考虑客观条件
的许可,上项目铺摊子,建市场热,招商引资热,办开发区热,工业园区热,高新技术区
热,房地产热,硅谷光谷热,楼堂馆所热,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
有
人形容,那时期银行敞开口袋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
货币(广义)供应量超常增长,19
91年为26.5%,1992年31.2%,1993年37.3%,1994年34.5%,1995年29.4%,1996年25
.4%。
货币多年超经济发行,给金融业埋下了风险隐患。
当时就有人指出,按照最保守的
估算,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不低于24%。
从理论上说,商业银行早应进入破产
程序,如今完全是靠国家信誉支撑。
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速度是上去了,
但金融隐患也在增长,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骤增,以1990年为100,1993提上升1倍,
1994年上升2.9倍。
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逐年攀升,1990年为12.1%,1992年上升为17.8%
,1994年为20.2%,1996年为24.7%,1997年26.8%。
这里说的是硬赤字,不包刮或有债务
或隐型债务。
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中央和地方各级
政府的预算都不列赤字。
但是,90年代以来,财政收支的缺口却呈现逐年上升势头。
而随
着改革深化,或有债务上升的势头更大。
国际经济形势也向我国提出严峻挑战。
1997年6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波及我周边国
家和地区。
国际金融大鳄几次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企图染指我国内地经济。
所幸的是我国
未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这道防波堤才使我们幸免于难。
否则,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然而,抵御了外患却不该无视内忧的存在。
不消除潜伏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国际投机
资本随时会伺机兴风作浪,冲击我国金融市场,搅乱我国经济。
所以,防外患必须除内忧
。
而且开放资本市场,实行资本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不过是时间问题。
化解潜伏的金融风
险是开放金融市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此同时经济年增幅又出现下滑的趋势,1993年以来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
递减,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实际的威胁。
尽管年增长6%-7%的速度与其他国家比
较,是很高的速度,但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物耗高,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每增长一
个百分点所提供的实际效益要比发达国家少得多。
大体上说,我国经济增长6-7%,也就
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2-3%。
如果增长速度低于这个速度,维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安置适
龄人口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适当扩大基建规模,便难以实现。
在现行体制下,没有
必要的速度,便没有效益;效益要靠速度拉动,速度出效益。
我们喊了十多年要实现增长
方式的转变,但至今没有变成现实。
所以,90年代后期,宏观调控面临一项任务,就是遏
止经济增幅下滑,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
但是,在有限资源供给的约束下,既要保速度,又要化解经济风险,却存在着难以兼
顾的矛盾。
不但增长要增加投入,而且化解风险需要的投入更多。
补足社保基金缺口,降
低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巨额
资金。
“发展才是硬道理。
”经济中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包括化解经济隐患和风险
。
没有发展,就不能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物质前提。
但是,如果无视经济风险和隐患的存在
,只顾发展和增长,继续铺摊子拼速度,那么,势必付出恶化风险和隐患的沉重代价,最
终将经济拖进不可持续的泥潭。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化解经济风险和隐患恰恰是
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前提。
当二者不能完全兼顾时,应当率先抉择消除潜伏的危机,在化解
并最终消除危机的前提下,使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
有限资源的分配,既要优先用于
化解风险,同时又要使经济增幅适应发展的最低限的需要。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爆发
了全面危机,才有必要全力以赴克服危机,以暂时牺牲增长和发展为代价度过难关。
然而
,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
如果把着眼点放在转变增长方
式和深化改革上,而不是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支撑速度,解决矛盾的空间是很大的,消
除潜在危机和保持必要的速度是可以兼顾的。
近几年推行扩张性政策,虽然支撑了速度,但同时付出了加大亦已存在的风险和隐患
的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露,深化改革的路途将更加崎岖,实
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更艰难。
体制是推动经济快速高效稳步持续发展的长期起作用的稳定
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却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暂时起作用的因素。
当前,金融风险和财政
风险已经成为继续推行渐进式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一大障碍。
经济隐患不是孤立
的,它是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
经济隐患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经济不稳定
又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因此,从确保全局的稳定出发,在争速度和消除忧患之间作出抉
择,孰轻孰重,是不难理解的。
被市场边缘化的弱者:
农民
由中世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
经济工业化和人口
城市化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两大标志。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过程。
工业化必然拉动城市化,城市化又制约工业化。
农村为发展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农村
是工业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农村还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因此,任何国家推行工业化和
城市化,都要面对“三农”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被卷进市场经济大潮,农民成为
市场的参与者。
市场通行的是弱肉强食法则。
农民是天生弱者,农业是天生的弱势产业。
因此,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对待农民和农业的问题
。
特别是象我国这样的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大国。
在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为加速资本主义发
展,加速资本积累,增加雇佣劳动力的供给,资产阶级借助国家机器用暴力剥夺农民,把
农民驱逐出土地,赶进工厂从事奴隶般的劳动。
资产阶级用工人阶级祖先的鲜血和汗水写
在人类编年史上的这段历史,是永远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由于西方列强封锁和武装干涉,国家工业化不得不依靠本国内
部的积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无论是苏联,或中国,都曾经通过对农民征税和实行“剪
刀差”政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这个政策“把农民整得很苦”[毛泽东],实际上是变相剥
夺农民。
工业化并没有给农民直接带来多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相反,造成了普遍贫困,
城乡二元结构趋向稳固化。
回过头来看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的命运如何呢?
近二十年推行了市场化改革。
改革的目标
是实现城乡经济全面市场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改革的步骤却是以城
乡二元结构为立足点,按城乡两大板块分别分步推进的。
1986年前,改革的重点在农村;
1986年至今,改革的重点一直在城市,农村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继包产到户之后,
农村改革再没有大的突破和进展。
板块式渐进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
板块式改革
模式虽可避免一体化改革带来的强震,但通过以下的分析,将可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位。
建国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一直偏向城市,轻视农
村,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甚至还在强化。
近几年迫于城市失业剧增的压力,城市社保体系的建设加快了步伐。
但农
村社保制度至今依然缺位。
虽然稳定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但决不能取
代现代文明社会创造的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建国以
来农田水利建设的物质基础,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贫困人口减少
。
但随后却出现了大量返贫现象,因疾病致贫,因灾害返贫,因经营亏损破产,因失业而
返贫,因税费负担沉重而致贫等,农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少于原有贫困人口的新的返贫群
体。
由于政府拨付的扶贫资金有限,而农村社保体系迟迟没有就位,致使农村贫富分化加
剧,社会不稳。
同时,由于农村社保体系缺位,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转和优化配置。
土地作为商品,按市场规则运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如果没有社保制度为前
提,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便失去了生活保障。
——土地流转中农民遭到变相剥夺。
土地现在还不能作为商品自由流通,政府依法对
农民承包的土地实行有偿征用制度。
由于没有依法监管的规范化的统一的土地市场,由于
农民不拥有土地处置的自主权,由于房地产业过度投机,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过低,农
民利益受损。
土地补偿费与土地最终售价每亩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
例如,南方某市,每
亩补偿费只有2万多元的地,拍卖价竞高达100多万元。
通过征地“剪刀差”,改革开放以
来农民被剥夺了20000多亿元。
巨额暴利驱使许多地方上演了一幕幕新的“圈地运动”。
按
照每征一亩地就有1.4个农民离开土地,每年征用300万亩左右计算,就有400多万农民失去
土地。
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2002年上半年信访部门受理的案件中,有73%涉及征地问题
。
现在城市化热潮正在兴起,“经营城市”的口号势将引发更大的“圈地运动”。
有农民
愤慨地说:
“别人发财用我们的命根子铺路。
”
——农民就业和致富的机会不公平,甚至受到歧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目前全国
离乡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9400万人,务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30%。
但是,当前的状况
是,城市化滞后于农村人口的转移,城乡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又滞后于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
这两个“滞后”已经产生了负面效应:
户籍管理制度虽有松动,但附加了种
种限制条件,绝大多数农民过着“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生活,许多人栖息在工棚或
贫民窟,无权享受市政当局用国有资产举办的福利实施,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或幼儿院
,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不少厂矿或工地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
实施,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受害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拖欠血汗工资克扣工钱且数额
巨人,一旦失业既得为到救济金又得不到再就业培训,从事个体经营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
捐杂税。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地方雇佣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农民,但在计算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时却剔除了农民工,不计算农民工的贡献。
——政府垄断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的体制,束缚了农民经营自主权,窒息了市
场机制的作用,农民利益受到伤害。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骤,推出
了粮棉流通新体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办法。
新政策实施的结果却产生了设计者始
料不及的负面效应:
喂肥了粮贩子和不法之徒,损害了农民,背上了财政补贴的包袱。
它
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私商与收购员互相勾结,任意压级压价,将农民拒之门外,
乘机低价收购,然后再按国家定价卖给收购站,或者收购人员按优价收购私商出售的劣质
粮棉。
结果,政府的保护价没有保护农民,却中饱了不法分子的私囊。
现在此项政策作了
改变,但粮食部门经营亏损却成了财政的沉重包袱。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始
终没有到位,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不是直接给予农民,而是落到流通环节。
目前粮食部门亏
损挂帐已高达4000多亿元。
——收入分配不公,农民负担沉重。
目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约为3:
1。
如果和城
镇职工年均工资比较约为4:
1。
但农民的税费负担却比城市居民高。
农业税按田亩征收,类
似个人所得税,但没有起征点的限制;“三提五统”,按产量和收入提取,包括地租和所得
税;营业税,或市场管理费,按销售额交纳。
农民还承担大量的城市居民所不缴纳的名目
繁多的税外费。
其中,一项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70%由乡镇财政负担
。
而乡镇财政连“吃饭”都保不了,不得不转嫁到农民身上。
义务教育有名无实,致使农
村学龄儿童辍学率居高不下。
另一大项是农民要供养大量的在编和不在编的“吃皇粮”的
乡村干部和其他脱产人员。
仅以在编人员1200多万计算,大约75个农民供养一个脱产人员
。
某省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平均多达448人。
近二年农村费税改革艰难,有些地区出现回
潮,有些地区明减暗不减,主要是因为减负未改体制,没有触动庞大的官僚体制。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普遍实行私有化,并未取得“一私就灵”的神效。
改制一
没有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没有走出整体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粗放经营的
低级阶段,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强制关闭“五小企业”。
二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下降,安置就业人数绝对数减少,比1996年减少1000多万。
三是产生了一个新生的权贵阶
层。
在改制过程中,有些原来的企业领导人或乡镇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握了企业产权,
摇身一变成为私人企业主,廉价或无偿地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分析表明,“三农进一步边缘化。
而扩张的财”本应是扩大内需的主体,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源,但是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却被市场政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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